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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鸿儒：中国金融改革名将 金融教育家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4月01日 11:24 新浪财经
编者按：由中国经济管理类权威刊物《管理世界》杂志华商韬略编辑委员会历时一年筹备，遍访全球著名华人金融领袖编撰推出的大型纪实文献——《华人金融家——80位华人金融领袖访谈录》已于2008年1月正式出版，并于近日在北京举行了首发仪式。 《华人金融家》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以国际大16开精装出版，共808页，160万字。是全球首部由中国国家级权威刊物发起编撰，以全球华人金融业及从业者为着眼点，广泛赢得全球性华人金融大家互动参与，并在内容上具有权威参考价值的精品力作。全书一共在全世界选择报道了80位具有突出成就和影响力的杰出华人金融领袖，其访问报道对象既包括有中国证监会首任主席刘鸿儒、香港金管局总裁任志刚等华人金融高官以及中国金融学奠基人黄达、《金融经济学基础》作者黄奇辅等华人金融学家；也包括有原中策集团主席黄鸿年、菲律宾首都银行董事长郑少坚、台湾国泰金控董事长蔡宏图等华人金融巨头；同时还包括有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李若谷、中国交通银行董事长蒋超良等中国多家大型金融机构负责人，以及贝尔斯登副董事长唐伟、汇丰亚太区主席郑海泉等多家大型外资金融机构的华人高官。这些要么在金融政策制定与金融秩序维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要么在金融学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要么在金融业界拥有巨大实力和话语权的领袖人物，不但通过该书分享了自身的成就历程、成败得失与经验教训，而且还通过访谈一一表达了各自对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特别是中国金融业和资本市场发展的前瞻观点以及趋势分析。 新浪财经频道现正陆续刊发《华人金融家》文献入编人物报道，今日推出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首任主席、著名金融教育家刘鸿儒先生专稿，敬请关注： 他是诸多金融改革方案的设计者、参与者和领导者之一，其身影遍及商业银行、中央银行、证券市场等多个重要的金融改革领域；他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金融教育家，由他创办的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培养了大批金融机构的骨干人才，在早期金融界素有“黄埔军校”的美称。 他曾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八届和九届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共第十二、十三届中央候补委员，同时，他也是人民银行研究生部主要创始人、中国金融学院首任院长。目前，77岁高龄的他仍然奋战在金融教育第一线。因此有言，在中国教育界，很难找到具备他这样胆识和谋略的金融改革“元老”；在中国金融界，像他这样“泰斗”级的教育家也为数不多。 一代鸿儒 金融先锋 ——中国金融改革名将、金融教育家刘鸿儒 李霞／文 不管是在金融改革的险滩激流中，还是在教书育人的精神殿堂里，甚或在绿草茵茵的高尔夫球场上，刘鸿儒仿佛在谈笑风生中，如水到渠成般地做到了他所信守的“不干则已，干则干好”的原则。 大家风范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 走进刘鸿儒位于北京明城墙遗址附近的家，好似进入了唐人刘禹锡在《陋室铭》中所描述的境界。他的家就像是一幅炭笔素描画，整洁干净的屋子摆放着简单的家具，宽大的书桌和书柜是家里的主题，同平常人家一样，房间里摆放着的那些与家人以及朋友等人合影的照片，诉说着那些被记录下来的欢笑、温馨以及难忘的时刻。 这就是曾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中国证监会第一任主席、人民银行研究生部主要创始人、中国金融学院第一任院长刘鸿儒的“陋室”了。 刘鸿儒双目炯炯，思维敏捷，专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寻常，记忆力也超乎常人，即使已到了70多岁的高龄，他留给人们的印象和感觉依然不同凡响。 他从学龄前捡煤核贴补家用开始“接触经济”；25岁成为新中国第一代留学苏联的学生，原本的理想是希望成为一名货币银行学领域的学者；改革开放之后，因主管金融改革，敢于做一些开创性的工作、尝试别人不敢尝试的事情，在业界赢得了“中国金融改革之父”、“中国金融教育之父”等响亮的称呼。对于这些说法，刘鸿儒并不认同，他说：“金融改革是国家的大事，是党中央、国务院定下来的，自己只是一个执行者而已”。 他笑称自己是一个“业务型的干部”，“喜欢从事一些研究工作，白天上班，晚上和假日备课、写文章”。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他先后出版有专著9部，译著2部，主编著作20多部，发表了400多篇论文。透过这些融入他心血和智慧的上千万字的作品，不得不使人对他严谨的治学精神，以及惜时如金的品质深感佩服。 作为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一个见证者，作为中国金融从封闭、单一化走向开放、多元化道路的一个设计者、参与者和领导者，刘鸿儒的人生经历像一本生动的励志教科书，一页页读将过去时，其执著的信念、坚定的追求和人生的哲理布于其间，耐人细读，催人奋进。 求学时代 1930年11月10日，刘鸿儒出生于吉林省榆树县。他是这个普通人家的长子。爷爷高兴不已，找来一位有学问的先生给孩子取名为“儒”， 依照刘氏家族的族谱，这男孩属“鸿”字辈，“鸿儒”就成了他的名字。 刘鸿儒从小学习非常用功，虽然性格内向但是讷于言而敏于思。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他在很小的年纪就主动承担了一些任务：学龄前他每天去捡煤核卖钱给家里买粮食；上学以后，他利用假期到县城卖香烟赚钱贴补家用。虽然他白天还要挤出时间去打零工，不过，功课从来没有落下，每学期成绩都是全班前5名。高小毕业那年，他还考了全校第5名。 童年生活虽然艰苦，但这种勤工俭学的经历恰恰赋予了刘鸿儒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他笑称，“这算是跟经济最早的接触了”。 由于家境不宽裕交不起学费，12岁那年，成绩优秀的刘鸿儒不得已辍学，被迫到日本劳工营成了一名气焊学徒工，每天早出晚归，没有工资，吃不饱穿不暖。但这并没有使他悲观丧气，反而激发了他对知识的渴望和向上的进取心，“几乎天天晚上做梦，梦到自己重新回到学校，去上学了”。 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刘鸿儒终于和其他劳工逃出了劳工营。第二年春天，他重新回到中学学习。1947年秋天，他参加革命工作以后被选入了哈尔滨东北行政学院(后改名为东北人民大学，现为吉林大学)。由于在校各方面表现出众，刘鸿儒不到20岁时，便被调至司法系任干事，担任教学辅导和行政管理工作。因此，刘鸿儒常说，“算起来，我先是搞教育出身，后来才进入金融行业。” 1951年，学校选派了刘鸿儒等几位教师到中国人民大学研修，一边跟苏联专家学习银行专业课程，一边担任助教工作。从此，他与金融结下了不解之缘。 1953年，人大的研究生进修学习结束后，刘鸿儒返回到东北人民大学，开始讲授货币银行学等金融学课程，担任了经济系副主任一职。 正所谓“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在教学实践中，他对教学相长这一古训有着更为深切的体会，并不断地督促自己自反自强，求知上进。时值选拔留苏学生，刘鸿儒也向组织提出了申请，通过刻苦的努力，他在沈阳顺利通过全国统一组织的留学生考试，被留苏预备部录取。 1955年，24岁的刘鸿儒怀揣着一种强烈的使命感踏上开往莫斯科的专列，开始了4年的留学生活。 苏联留学是刘鸿儒人生中最重要的历程之一，不仅打下了扎实的理论基础，也观察了苏联的社会实践活动，同时为他后来根据中国国情进行国际对比研究金融改革开阔了视野，而祖国的重托、神圣的使命、忘我的学习��也成为他青春岁月里一段永不褪色的回忆。 从北京开往莫斯科的专列日夜兼程，到达苏联需要7天7夜。每一节车厢都选取了一个小队长，刘鸿儒是整列车的大队长。 为增加学生的饮食营养，在北京上车时，每节车厢都额外配送了10大筐苹果，各个小队长每餐负责把苹果分发给同学们。由于火车上没有冷藏室，一路上苹果烂掉了不少，有的小队长舍不得扔掉就先把烂苹果挑出来削一削发给大家吃，而有的小队长则直接把烂苹果挑出来放一边，先把好苹果发给大家吃。 “结果，前者是一路上老吃烂苹果，后者却一直吃好苹果，最后才吃烂的。我从此得出一个选苹果的经济学道理：不能等，要不然全都烂了。”勤于观察思考的刘鸿儒从这件小事中触类旁通悟出了不少类似于“选苹果”的招数—— “搞股份制改革、上市就跟选苹果一样，不要让苹果全都烂了，要分别对待，好的优先处理。”30多年后他在担任证监会主席期间，提倡先把好的国有企业挑选出来改制上市的主张也得益于这件事带给他的启发。 刘鸿儒最初在莫斯科大学经济系念研究生。这所世界著名的高等学府有过辉煌也有过困顿，但直至今日仍然威名显赫。上世纪50年代初在列宁山(现称麻雀山)扩建的新校舍，其教学硬件设施以及管理在当时均处于世界一流水平——每个学生都有独立的房间，书架、书桌一应俱全。除此以外，学校配有专门的洗衣房、体育馆、大型食堂等。 “这在全世界是最好的。”刘鸿儒说。 细心的他经过了解得知，学生公寓、医疗、大学食堂等并不由学校包揽，而是实行社会分工采取商业化管理。校长只负责科研和教学，后勤则由商业部门管理，这与国内有的大学校长从学生学习到吃喝拉撒一盘抓，忙得一团乱的做法有所不同。“所以，学校不应该办成一个小社会，应集中精力搞科研和教学。”后来，刘鸿儒把这种做法应用在了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院的管理上。 由农业大国变为工业和军事强国的“苏联老大哥”在当时魅力四射，背负着学习先进经验建设祖国的嘱托，这些中国留学生肩上的重任可想而知。 刘鸿儒的夫人王志玲也是留苏学生，她于1953年进入莫斯科经济学院，在那里度过了她5年的大学生活。性格豪爽的她对记者详细描述了当年艰苦而充实的留学生活。为了不辜负祖国人民的重托，中国留学生矢志报国，几乎视祖国的荣誉和使命为生命。大家格外能吃苦，博得了学校师生的称赞。当时大学生实行5分成绩评分制，考试成绩为3分的学生要自动回国，若得了4分则自责不已，唯有得了5分才会踏实心安。 刘鸿儒在莫斯科大学第一年的学习任务是主攻《资本论》，不过，书是俄语版，内容又艰涩难懂，“简直像天书一样，看得人头昏脑胀”，刚开始他不得要领，特别苦恼，但是年少气盛的他没有轻言放弃，而是主动调整心态，“采取笨鸟先飞的办法，把大量的时间都用在学习上，有时候看得眼睛直冒金花，就借吃饭的时间换个环境让大脑休息一会儿，吃完饭又继续去‘啃’书，遇到不懂的地方就虚心向老师请教”。 当跨越过这段最难的时期后，学习终于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后来在苏联的学习也越发得心应手。刘鸿儒说：“在苏联的学习是我一生中的重大转折，而当初攻下《资本论》，在我的一生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57年，我在莫斯科大学还见到了毛主席。”刘鸿儒回忆当时的情景仿佛历历在目，他时任莫斯科大学留学生党支部书记，经常协助接待中央领导来校参观，但这一次活动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 11月17日晚上，毛泽东率代表团到莫斯科同苏联领导人谈判后，就来到莫斯科大学礼堂与几千名等待已久的中国留学生代表见面，暴风雨般的掌声经久不息，响彻大厅的每一个角落，大家的手掌都拍红了…… “毛主席以革命家的雄伟气概和诗人的澎湃激情说道，‘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青年人应具备两点，一是朝气蓬勃，二是谦虚谨慎。’这豪迈而亲切的话语饱含着对青年人的无限信任和殷切期望。” “当时我们这些留学生都是20多岁，听了毛主席的讲话，心情非常激动。”刘鸿儒说，每个人都在细细体会讲话的精神实质和深远意义，“我体会最深的是朝气蓬勃、谦虚谨慎两句话，这应当是青年人必须具备的，也应当是一生的座右铭”。 4年留学生涯使刘鸿儒受益匪浅，他经常泡在图书馆看书，饿了就“买一碗汤”就着“免费供应的面包”，常常一呆就是一整天。直到最后一年准备毕业论文写作时他才喘了口气，“增加了一些游玩活动”。他也身受苏联文化的影响，在俄文老师的带领下观看歌剧，欣赏芭蕾舞表演，还感受了西方的社交礼仪，比如，优先给女同志开门、穿大衣等等。刘鸿儒说，刚开始，中国的留学生都不习惯，但后来也慢慢地跟着效仿，潜移默化地养成了习惯，直到今天，他依然颇具绅士风度，一身的儒雅气质。 莫斯科大学经济系货币银行学的课程聘请了来自外校的苏联顶尖级货币银行专家阿特拉斯教授来讲授，刘鸿儒在课上回答问题以及参与讨论时观点不乏独到之处，教授对这位中国留学生十分看好， 于是动员刘到其所任职的莫斯科财政学院去写论文。在完成其他课程的学习后，刘鸿儒从莫斯科大学转入导师所在的莫斯科财政学院，师从导师研究货币银行学，专心撰写论文。其间，他除了把导师的一些学术文章翻译介绍到国内以外，自己还写了一些研究文章，有的发表在苏联的学术刊物上。在写学位论文时为了结合中国实际，他特意回国到人民银行实习，收集相关的论文资料。 “你看，这就是我的毕业论文。”刘鸿儒从书房搬出约10厘米厚的两本装订精美的俄文论文册，小心翼翼地打开封面在扉页找到导师的名字轻声地用俄文念了出来。这些已经发黄的书页散发着积聚了50多年岁月的墨香，也饱含了刘鸿儒青年时代的理想和热血追求。 这些出发时激情豪迈、回国时热情澎湃的新中国第一代留学生，后来几乎在新中国建设的所有领域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不仅为祖国的政、经、科、教、文、卫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这些“海归”对真理和科学的执着追求以及信念也成为一座永久的丰碑。 1959年，刘鸿儒顺利通过研究生论文答辩，拿到副博士学位。由于当时金融界特别缺乏金融人才，不仅留苏学生屈指可数，研究货币银行学方向的“对口人才”更是凤毛麟角，原本应该回到吉林大学教书的刘鸿儒被人民银行相中，经过国务院专家局协商后把他留下了。但刚到人民银行时，留苏博士的他只是被派去负责会议记录，但他毫无怨言，而是认真地把工作做好。后来，他开始负责编简报，再后来，重要的讲话稿以及文件都交给他起草。就这样他一直在工作岗位上扎实肯干，勤学苦练。 金融改革 “金融改革的第一步是从恢复农业银行开始的。”刘鸿儒说。 1979年2月，中央提出恢复农业银行，在人民银行内部有“大秀才”之称的刘鸿儒，调任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兼人民银行办公厅主任，主管农村金融改革。1980年他被调回人民银行任副行长，具体分管金融体制改革工作。由此，刘鸿儒开始了他富有挑战性的人生路程。 从1979年至1989年的10年间，他一直奔跑在银行等金融机构改革的前沿阵地上，不过，1992年他出任中国证监会第一任主席的职务后，由于人们对股市前所未有的关注，以及新闻媒体对这个新鲜事物进行的密集式报道，使刘鸿儒的名字多与股市联系在一起。然而，他在人民银行分管金融体制改革工作的10年间所从事的金融研究和改革恰恰是不能忽略的。 因为1979年至1989年这10年，正是中国经济实践发生根本性改变的10年。正如有的学者分析指出的，“正是这10年，强有力的实践推动了改革，在经济学界的各种争论与思考当中，在各种思想、观点、方法的提出与讨论中，孕育着以后的改变”。 新中国成立后，只有中国人民银行一家银行，所有的贷款全部纳入计划管理，附属于财政，只能扮演“会计、出纳”和“货币发行公司”的角色。1958年，为实行共产主义消灭资本主义，有人激进地提出取消货币；“文革”期间，银行不得已与财政部门合并进而“失去自我”；还有人认为利息带有剥削性质，曾一度取消存款利息。凡此种种，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银行的作用降到最低点，银行的性质也慢慢改变了，给社会和群众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思想混乱”。 1977年12月，国务院召开全国银行工作会议，决定恢复银行独立的组织系统。刘鸿儒组织了会议文件的起草工作，听到代表们的发言，感到“十年动乱”使大家在思想上受到很大创伤，很迷惘，但又很急切地渴望寻求发挥银行作用之路。 1978年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的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邓小平同志十分关注银行改革，他在1979年提出了“必须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的指导思想，一针见血直指改革要害，一些多年从事银行工作的人对这句话的内涵非常敏感，激动异常，“大家也知道劲该往哪里使了”，刘鸿儒说，这就是他思考和研究金融改革方案的一个根本的指导思想。 “万事开头难。”当时，原有体制和模式已明显不适应经济实践的发展需要，但多数人却有着难以突破的局限性：不论是从知识结构上，还是所熟悉、掌握、运用的概念和方法都带有强烈的计划经济模式的色彩，即便是经济学家也意见不一，而那些利益相关者则更加各持己见——在改革的问题上并没有就一个清晰有力的理论框架以及概念体系达成共识，而且，人们总是担心一不小心就会走到社会主义的对立面，犯资本主义路线的错误，因此，每一次的争论都激烈异常，但种种的阻力并没有动摇改革者前行的脚步。 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把发展农业放在战略位置上之后，有关部门强烈要求恢复专门为农业服务的银行。人民银行党组委托刘鸿儒组织调研，代国务院起草恢复农业银行的报告。 当时有不同意见，大家主要担心农业银行有可能重蹈过去“三起三落”的覆辙，来个“四起四落”，认为没有必要重新成立这家银行。 但农行的建立大势所趋，1979年2月23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恢复中国农业银行的通知》。明确规定了中国农业银行(农行)的性质、任务等。1979年3月14日，农行正式在北京西城区西交民巷27号一栋简易的楼房里挂牌办公。 1980年，农行在苏州召开第一次全国分行长会议，明确表示农行要一改过去走救济扶贫的老路，转变为支持农村商品生产发展。 在中央还未明确发展商品经济的时候，这样的决定显得很前卫。刘鸿儒在会上发言后，农行广西分行行长事后告诉他，自治区当时正在开财贸会议，一听说这次会议的主张，大家议论不休，认为银行不能嫌贫爱富。 但实践没有等待争论明白才去开工，农行支持商品发展是否大有所为的疑虑，在随后发生巨大变化的农村形势中得到了印证：由于农村建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民生活得到改善，银行从中受益，存、贷款增加，不但没有“落下去”，反而“起来了”。 农行恢复后，带动了对其他专业银行的分设。1979年3月13日，中国银行分设，成为外汇与外贸信贷的专业银行；1979年8月，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分设(中国建设银行前身，1954年成立，隶属财政部)，主要办理基本建设的拨款与贷款业务；1979年10月，国务院批准成立全国第一家信托投资公司：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与此同时，保险业务(1959年停办)也从人民银行分设出去成立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1980年开始恢复办理国内保险业务。 当时，河南、湖北等地还出现了专门为街道小企业融资服务的城市信用社。刘鸿儒在考察后发现，“这些小银行为小企业服务非常方便”。他表示，如果城信社坚持按照最初的定位走下去，中小企业就没有那么多融资的烦恼了。 随着专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建立，初步改变了人民银行“大一统”的格局，也改变了金融体系中单一银行的状态，实现了中国金融体制的重大突破。 但随之出现的新问题是：金融机构虽然开始多元化，竞争局面也逐步形成，但各专业银行受利益驱动，出现了抢占地盘、争放贷款的现象，导致信贷失控，出现了“群龙无首”的局面。人民银行想要发挥央行职能，但由于仍然担负着城市工商信贷业务和城镇储蓄业务，被专业银行揶揄为：既当“裁判员”，又是“运动员”。这个局面出现以后，大家开始讨论银行机构体系的设置，建立中央银行。 整个讨论从1980年开始，刘鸿儒从当年8月由农行调回人民银行担任副行长，主管金融体制改革。刘鸿儒说，中国金融改革第二阶段的重要任务是建立央行制度。 在计划经济、习惯势力和传统观念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成立中央银行是不是有必要，以及成立什么样的中央银行等问题上大家争论得很激烈。基本上有三种意见，一是主张把人民银行承担的城市工商信贷、储蓄等业务分离出去。第二种是维持现状不变，认为人民银行应继续承担中央银行与工商信贷双重职能，不应把手中这一调节货币流通的“武器”送出去，“架空”自己。第三种是主张恢复到原有的、“大一统”的单家人民银行为好。 到1982年初，根据国务院指示，人民银行成立了“银行机构改革小组”。刘鸿儒担任召集人，集中各方意见，负责中央银行的方案设计。 由于意见不一，央行制度的确立没有一次性到位。1982年7月，国务院同意并批转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银行的中央银行职能及其与专业银行的关系问题请示》，文件在明确指出人民银行是我国的中央银行，中行、农行和建行在金融业务方面受人民银行领导的同时，也留了一个“尾巴”：人民银行还将继续办理工商信贷业务和城镇储蓄业务。 “很明显，这是过渡性的办法。”刘鸿儒坦言，“当时研究了许多具体问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和国务院负责人多次过问，还有一些问题一时难以定案。” 即便是这些已经定案的“纸面上的制度”，要变成在现实中真正起作用的制度，发挥应有的功能，也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在新体制还没有实际地深入人心的时候，事实上存在一个制度的“真空”阶段，容易产生许多混乱。 人民银行在执行央行职能时，本来就不情愿接受人民银行领导的专业银行不服气，常常直接对国务院发表意见，人民银行也没有什么有效的手段调控、监管各家银行。为协调矛盾，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同志为此提出了三条建议：一是人民银行要统一管起来；二是要发挥专业银行的作用；三是人民银行“屁股”不要坐歪了。 1983年，事情有了新的进展。9月份，国务院正式发文决定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再成立一家工商银行承担人民银行原有的城市工商信贷业务。1984年1月1日，中国工商银行正式宣告成立。形成了中、农、工、建四大专业银行体系。刘鸿儒说，“人民银行、工商银行分家一事可以说是新中国中央银行制度确立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发展“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扩大企业自主权，增加企业活力。 “商品经济”一跃成为一个最时髦的词汇，股份制形式开始冒出了小苗。经济体制开始走向整体改革。刘鸿儒说：“金融改革再往前走，也遇到了制定全面改革方案的任务。”不过，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到金融改革时只说了半句话，就是“改革财政体制和金融体制”，他后来问国务院领导人，具体应该怎么进行改革呢？领导表示，“财政像透明的茶杯，有多少水，好掌握。银行就像不透明的茶杯，闹不清楚怎么回事，搞不好就是国外那种金融危机。所以要慎重做些研究，才能定下来。” 国务院为此决定成立金融体制改革研究小组，由刘鸿儒担任组长，成员有财政部一位有经验的副部长谢明同志，还有几位年轻学者，包括周小川、楼继伟、宫著铭等人。另外根据领导指示，还请了几位当时在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学习的吴晓灵、李弘等学生参加。大家深入实地调查，听取了包括外国专家在内的各方面意见，形成了初步方案后向国务院领导作了汇报，当时领导认为现在还不能实施。因为1984年年底出现了信贷失控，1985年的主要精力还是加强调控，抑制通胀。 到1985年底，金融体制改革整体方案经过多次研究修改和汇报后，已基本成形，正式列入“七五”计划。主要是四个方面：第一，建立宏观调控有力、灵活自如、分层次的金融控制和调节体系。促进社会资金的有效筹集和运用，保持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基本平衡和货币的基本稳定，推动经济的协调发展和经济结构的合理化。第二，建立以银行信用为主体，多种渠道、多种方式、多种信用工具聚集和融通资金的信用体系。充分调动各方面筹集资金的积极性，推动资金的横向流动，逐步形成以中心城市为依托、不同层次的金融中心和适合我国国情的金融市场。第三，建立以中央银行为领导，各类银行为主体，保险公司等多种金融机构并存和分工协作的社会主义金融体系。强化中央银行职能，推进专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企业化经营，做到国家的金融方针、政策能迅速贯彻落实，各金融机构能自主地筹集和运用资金，具有经营上的动力、活力和外部压力。第四，建立金融机构现代管理体系。干部队伍素质应有显著提高，并具备一批高级金融管理人才，采用电子计算机等现代化管理手段，做到科学管理，信息灵敏，方便客户，经济效益好，为经济发展提供优良的金融服务。 “这些都是围绕着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提出来的。”刘鸿儒深有感触地说，“中国金融改革每一步都是被市场经济的逐步形成和发展推动着前进的，认识也是在实践中逐步提高和统一的。”1980年末，刘鸿儒在上海金融学会发表演讲时提到了交叉经营和允许多种金融机构竞争的问题，遭到很多人反对。5年以后，在“七五”计划建议讨论稿上，曾提出银行业务交叉与合理竞争的观点，由于一些到会的银行代表强烈反对，最后定稿时，删去了“合理竞争”四个字。专业银行出于维护自身利益，坚决反对银行间业务交叉和竞争。后来，直到1986年通过并公布的政府工作报告上才加上了有关合理竞争的表述。 1986年是中国金融改革史上的“黄金年”。人民银行携手体改委在一部分中等城市进行金融改革试验，先有5个城市，后来扩大到14个。刘鸿儒说当时主要抓了两件事：第一是如何实行银行企业化经营，改变吃“大锅饭”的状况；第二是推进金融市场的发展。 先是建立了拆借市场，最早是武汉的有形拆借市场；其次是股票、债券的二级市场出现，沈阳信托投资公司和上海工商银行信托投资公司静安区办事处尝试开办了股票的窗口交易。1986年底，国库券的黑市倒卖被公开的市场买卖取代了。1987年，全国第一家证券公司——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成立，之后，各省证券公司纷纷成立。证券市场渐露雏形。 1985年11月，全国第一家外汇调剂中心——深圳外汇调剂中心试运行，随后，上海也开辟了有形的外汇调剂市场，从那时发展到现在，有了上海外汇交易中心。 与焕发活力的金融市场不同的是，人民银行花了大气力进行的银行企业化经营的试验收效甚微。刘鸿儒无奈地表示，由于专业银行承担了大量政府交办的政策性业务，从而要把行政管理的官办银行转变为企业经营的商业银行的难度很大。他曾经打报告拟成立政策性金融机构，把银行的政策性任务与商业性业务分开，可两者界限不鲜明，究竟什么是政策性业务以及专项资金的来源等问题业界看法不一无法断定，最后只好作罢。 直到1994年，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三家政策性银行成立后，促进了专业银行改革成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从2003年开始，专业银行陆续改组为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目前，除农行以外，建行、中行、工行相继完成重组上市的改革任务取得了重大进展。 上世纪80年代末，在深谙专业银行自身改革动力不足的弊端之后，人民银行转而寻求外部突破口，“建一批新型的、小规模的真正的商业银行”以此与专业银行形成鲜明对照。刘鸿儒亲自参与方案设计和组建工作，“这些新的银行不承担政策性任务，没有历史包袱，搞好了也许能与老的银行形成竞争局面”。 人民银行先后批准建立了交通银行、中信实业银行、招商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广东发展银行、福建兴业银行等股份制商业银行。 国务院决定重新组建交通银行(原交通银行成立于1908年，1958年被并入当地的人民银行和建设银行)是突破性的实验。刘鸿儒受人民银行的委托负责设计和组建交通银行。1987年4月，交通银行正式对外营业，成为中国第一家全国性的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也是第一家可以从事银行、保险、证券业务的综合性商业银行。 “这是有很大压力的，因为包括人民银行的很多规章制度都是参照四大国有银行制定的，在体制外生存的商业银行自然受到很多限制。”刘鸿儒说。后来，他在帮助建立招商银行的时候要求他们一定要顶住，不要太快进入四大银行的“轨道”。 紧随交行之后，刘鸿儒受人民银行的委托，协助深圳市政府以及蛇口工业区组建了招商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和平安保险公司(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前身)。招商银行是第一家由企业法人投资成立的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则成为第一家向社会公众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平安保险公司是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保险公司。刘鸿儒还受人民银行委托制订方案，在深圳开始以香港南洋商业银行为试验引进外资银行。 中国金融市场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热闹。平安保险蹒跚起步，原本具有独家垄断优势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高枕无忧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交行、招行、深发展等股份制银行破土而出，深深刺激了四大专业银行；而外资银行进入后，国内市场异军突起，中国的银行业坐不住了，开始思变��竞争，让人们领教了它的魅力，大家集体挥手告别了坐享其成的时代。 这一时期的改革步伐走得小心翼翼，有学者分析说，这基本上是试图在不打破旧有的理论框架的同时，又引入一些新的理论和新的方法来面对新实践的挑战。 经过20年的改革摸索，这些金融企业步伐稳健，引资上市后已成为人们追捧的“明星金融股”。刘鸿儒说，实践证明，它们在取得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为探索如何在中国建立商业银行以及金融体制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经验。 不过，刘鸿儒也表示，中国金融改革的阻力超乎人们的意料，理论禁区、意识形态和认识差别带来的明争论、暗中抵制，观点交锋激列异常，往往争持不下。由于改革往往涉及亿万人的利益问题，有时经济需要改革，但却不敢轻举妄动，担心影响社会稳定。 即便是今天在我们看来十分普通的“商业银行”这个词语背后也有着意味深长的故事。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由于姓“资”姓“社”的争论，只能叫它们“新型综合性银行”。“商业银行”的说法直到1993年才被认可，1995年才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正式正名。 1989年那场风波以后一度出现思想反复。有一种思想认为市场化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有的人在批判全盘西化的口号下否定银行改革的方向。直到1992年邓小平同志发表南巡谈话后，改革才又得以继续深化。 “总之，10多年，金融改革是在不断争论中发展起来的，是在经济不断出现风险中成长起来的。”回顾当初的几场重要的争论，刘鸿儒语气很平淡。只有了解那段历史背景的人才能理解他说的“争论”二字背后所弥漫着的“硝烟”和“战火”。 在社会转型期中推动一项改革，要顶住各方压力，克服重重困难，稍有不慎出现偏差易引发经济社会问题，有人“乌纱帽”不保黯然离场，也有人重压之下自愿卸甲归田。 但在这位历经金融改革风雨的参与者和设计者看来这似乎并不是重点，“中国进行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触及传统体制、观念、理论，利益格局也会发生重大变化，必然有不同的看法和争论”，重要的是“在实践中逐步提高认识，取得共识，这样改革就能顺利推进”。 但是一个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学习、工作了几十年的人，最后怎么会突破旧有的计划经济理论模式的禁锢和局限，成为改革的积极分子呢？ “1979年之前，我学习和执行计划经济制度的时间有30年；之后，我在实际工作中参与金融改革近20年，反差之大，经风雨之多，感受之深不是只言片语能说清楚。”刘鸿儒表示，这里面既有主观的因素，也有客观的因素。 一方面，从1959年至1979年这20年的实践工作中，银行一直处于被动的地位，“大财政，小银行”，其作用甚至被严重扭曲过，这使他困惑不已，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把人们震醒了”。混乱一结束，储藏了多年创造新生活的热情和力量都爆发出来，他之前对计划经济模式下产生的种种疑问也在寻求新的答案，他通过写文章，写书积极思考探索：“银行不能再长期处于被漠视的地位了，银行必须要寻求新的发展出路”。 另一方面，由于他分管金融改革后，工作把他推到了改革这条路上，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他说，中央关于改革开放的大政策，既给了“尚方宝剑”，又给了压力，为了完成任务，他一次次深入中国实际调研，又先后率团在美国、加拿大、日本、匈牙利等国就中央银行货币政策、金融体制改革等问题进行专题考察研究。别国的先进经验制度，冲击了他头脑中那些在成长、学习、工作过程中树立的计划经济观念，使他渐渐跳出了原有模式的局限和束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大背景下研究金融改革。 刘鸿儒说，“在进行了国际比较分析研究以后，在不断探索中找到了兴趣所在，研究出的新思路也更坚定了改革必须往前推进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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