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思危：一个学者型政治家

　　别了，成思危

    卸任前最后一次接受媒体专访

　　南方周末记者 文平

　　成思危，中国政党制度中的传奇人物，一个叫人难以忘却的参政党领袖，在北京的春天里，退休了。

　　3月13日下午四点，在北京市朝阳区吉祥里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机关大楼，在成思危位于三楼的新办公室里，我们进行了他卸任前的最后一次媒体专访。

　　他的幕僚说，他的办公室原来在四楼，两个多月前他在民建九大上退休，而后执意将自己的办公室让给继任者，还表示不要办公室彻底回家。经不住旧日同事的劝慰，他搬进了三楼那间小办公室。

　　依照中国政党制度的规则，他在结束11年民建中央主席使命之后，还要告别全国人大的政治舞台，从担任10年的副委员长高位上卸任。“后天我就离开人大了，新的副委员长就要出现了。”他跟我说，这是自然的事，某种程度上是件高兴的事。就职务对应的责任而言，他愿意我用如释重负这个词描述他此时此刻的心情。他说话时的淡定和从容，就像说别人的事。

　　他尊重组织意图。他在多个场合说过，荣辱进退由组织决定，是非功过任群众评说。回顾他的个人历史，他的荣辱进退的确是组织决定的。从化工部副部长到民建会员，从民建中央主席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每一步都打上了组织的烙印。

　　但个人的选择同样不可或缺。16岁那年，成思危背着“反共”的父亲，听从共青团地下组织的命令，独自离开香港，越过罗湖，“投共”到内地，是他自己的选择。“文革”中他和一群来自香港的理想青年受尽屈辱，很多人离开祖国，而他却选择留下。46岁那年，弃化工学管理是他自己的选择，学成后没有留在美国也是他自己的选择。

　　我问他为何会离开父母来到内地，他把自己比喻成巴金《家》中勇敢热情的觉慧，并用我的年轻和他的年轻解释说：你们年轻，不懂得那个大转折的时代。他说，那时候在香港，不少年轻人像他一样，受左翼进步作家的影响，揣着报国情怀，拥抱了新中国。

　　一时的冲动或许容易理解，难的是虽九死而犹未悔。他的父亲，一代著名报人成舍我，是中国新闻史上大名鼎鼎的开拓者，在和汪精卫的冲突中，说过一句报人没齿难忘的话：“我可以当一辈子新闻记者，你能当一辈子行政院长么。”他的母亲萧宗让，留学法国，攻读法国文学，性情温婉。他的四个姐妹都在各自的领域功成名就，如大姐定居法国，曾三次竞选过法国总统。他本来就可过上世俗意义上的体面生活，无需当革命党人改变命运，更不需要遭受生离死别的苦楚。离开香港后，他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母亲，与父亲的相见还是28年之后的事。

　　在一个理想主义变得奇货可居的年代，听他说少年时的理想冲动，看他额头上的老年斑，我似乎感受到理想主义情怀的触手可及，体味到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12岁生日那天，父亲送给他“自强不息”四个字。他说，他对这几个字的理解是“顺境时不懈怠，逆境时不沉沦”。

　　逆境时不沉沦，难。“文革”的屈辱岁月中，他烧锅炉时学习锅炉学，无事可做时，自学了几门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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