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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达：中国金融学的奠基人与领航者(2)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3月17日 14:11 新浪财经
中国金融学的领航人 《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导论》写作后期，黄达被任命为人民大学副校长，但行政事务的增加，没有影响他在金融学的世界里继续探索，即使繁忙的事务常常让他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但只要稍有空闲，教学和研究就会是他的唯一。 1985年，他围绕货币供给量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主要发表两篇文章：《关于控制货币供给量问题的探讨》和《价格改革和货币供给》。他在文中提出： 第一，货币供给量的多少，不单纯取决于信贷政策有没有问题和对货币投放控制得好不好，而在于对国民经济的总体安排和控制，即高速发展的愿望和现实可能性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否得到正确处理。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货币供给量的失控是难以避免的。即使没有过高的速度要求，也不见得不会出现货币供给量偏多的矛盾。因为只是单纯地把货币供给量的控制目标限制在保持市场供求平衡的水准上，并非必然能够保证同时使国民经济发展的诸目标，如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调整物价、搞活微观等等目标同时得到满足。因此，对于货币供给量的控制，要结合国民经济的整体状况以及国民经济发展的诸目标统筹考虑。 第二，货币供给量并不是决定物价水平的唯一因素，那种认为只要控制住货币供给，物价水平就不会变动的观点(当时，物价水平已被人们所关注。控制住货币供给，物价水平就不会波动则是盛行的一种看法)是把二者之关系看得过份简单了。应当承认，我们的经济生活中确实存在着货币量偏多的问题。把货币供给量维持在适度的水平上虽然是理想前提，但这样的前提往往不易实现。而硬要创造这样一个前提，必将付出过大的代价。因此，改革难免要在货币供给量偏多的背景下进行。货币供给量偏多的状况自然必须扭转，但像中国这样庞大的经济体系要转个弯子总要有一个过程，求之过急是不行的。 这两篇文章发表后的三、四年间，黄达发表的文章少了起来，对研究的投入也减低了。因为，“1985年，袁宝华来人民大学当校长，我相当于常务副校长，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管，在最初的三四年写的东西就比较少。那时候，每年我都给袁校长打一份报告，说已经干了一年了，不想干了。可袁校长说，再过一段时间，我也不干了，咱俩共进退。只好再干下去了。”黄达说。 虽然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管，但相当于常务副校长的黄副校长，还是关心他的教学和研究，并挑起了为整个金融学科建设出力的重担。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经济体制改革已进入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但国内金融院系所使用的金融教材却不能适应这种新的形势。主要体现在，“本土”的教材在内容上太过陈旧，无法解决很多新问题；而翻译过来的教材却是外国教授结合外国实际写的，无法解决很多有中国特色的问题。而经济的发展，又对金融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编出一套既在内容上与时俱进，又能适合中国实际的教材，就成为金融学界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直将金融学科建设视为重点的黄达推动人民大学财政金融系，接受了当时国家教委关于财经专业十门核心课程中的货币银行学教材的编写任务，并亲任主编，会同周升业、沈伟基、王松奇、李焰四人一起，肩负起了编写一本适合中国教师在中国讲坛上结合中国实际面对中国学生讲授先进金融学的教材的使命。此时，他肩上的担子也更重了。1991年底，年近67岁的黄达被任命为人民大学校长。 担任了校长的黄达，一边忙于行政事务，一边忙于教材的编写。1992年，这本适合中国国情而又先进的金融学教材——《货币银行学》终于诞生了，并被指定为“国家教委审定高等学校财经类核心课程教材”、迅即推广至全国，成为全国高校财经类学科的经典教材。而且先后获得1994年北京市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995年国家教委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1997年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出版《货币银行学》期间，黄达还主编了他所主持的国家“七五”重点课题《货币供求量问题研究》的成果——《货币供求问题研究系列专著》，其中包括：《中国的货币需求——理论与实证的考察》邓乐平；《经济运行中的货币供给机制》周慕冰；《货币政策与经济成长》王松奇；《银行信用管理与货币供应》尚明吴晓灵罗兰波；《中国货币流通的回顾与展望》王庆彬 周升业。这套专著受到财经领域很多专业人士和在校学子的关注。 1994年年底，黄达从人民大学校长的职务上退了下来，但年近70岁的他并没有去颐养天年，而是高高兴兴地挥别校长办公室，兴高采烈地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了他钟爱的金融教学和研究上。 1995年，黄达出任了中国金融学会会长，并作为主编之一，指导和参与了大型工具辞书《中华金融辞库》的编纂。该辞库是有史以来中国用现代方法编写的第一部大型综合性金融辞书，共计520万字，收词14800条，耗时3年多，邀请了几乎所有从事金融理论和政策研究的资深专家参与讨论，是一部集中了中国第一流专家、学者智慧，堪称经济类工具书的“精品”，并获得1999年国家辞书奖二等奖。 这一时期，黄达还继续深入研究了宏观经济问题，并随时关注着金融学的最新发展。1997年，他根据教学科研实践和中国经济改革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撰写出版了《宏观调控与货币供给》一书。黄达指出，宏观调控是列入《宪法》的。“宏观”有着“全局”、“整体”的含义，国家经济活动中各种总量与各种比率，在均衡与失衡，协调与失调、有序与无序、匹配与排斥等相关形态的运动中，按照怎样的规律发展变化，构成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他认为，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不可割裂，必须统一把握，而人们往往容易孤立地强调某一个方面而片面地理解这三者的关系。他还特别指出，衡量改革方向正确与否的三条根本性的标准，概括地说，都是发展的问题。不发展，要改革何用？ 他认为，在大方向确定之下，有关发展的焦点是集中在速度上。对于发展速度，事实上存在两个极端的态度。一是受当前利益的趋动，片面追求高速度。过快的速度安排必然抑制改革，而没有改革则不会有真正的速度。过快的速度又必然导致过快的物价上涨，稳定则难以保证。因此，改革和稳定，特别是后者，对速度的制约极其直接、极其明显，这说明高速度的老路绝不能再走。另一个极端则是鉴于片面注重速度的危害而看轻速度的意义，乃至社会经济生活中一出现矛盾就企图以压低速度的措施来解决。片面追求高速度是错误的，但速度本身并不能否定。现实生活中，没有必要的速度，人们的收入就难以有最低限度的提高，分配不均的问题则缺乏加以调整的余地——照顾了当前利益则不能不舍弃长远利益，要照顾长远利益，当前的日子就过不去。如果联系到国际环境，无速度则无国力的增强，就得受制于人。所以，讲速度，绝不单纯是主观的愿望，而是生活本身所提出的客观要求。而就改革和稳定的角度看，没有必要的速度，难以坚定改革的信心；没有保持一定速度的经济发展，稳定也就不具备牢固的基础。因此，对速度的两种极端态度均不可取。 他指出，宏观目标实现的关键在于调节市场总供求。从中国实际来说，改革开放这些年，供需对比基本上是两种状态。一是供不应求对应着经济高速增长状态，瓶颈矛盾十分尖锐；二是供过于求但却对应着由于经济过冷使生产、流通萎缩，从而市场供给处于受抑制的状态。这些都涉及对需求的调节。 需求的调节必须要通过调节货币供给实现。如果说宏观干预政策主要是对需求面的调节，由于市场需求是由货币作载体的需求，是由货币所体现的有现实购买力的需求，所以它的实现必然要通过对货币供给的控制来进行。这也就是货币供给问题在宏观调控中占有突出地位的缘由。 对于以调节货币供给为内容的货币政策，其作用发挥的一个关键条件是取得与财政政策的配合，而当时的实际情况却是金融过强而财政过弱。畸强畸弱的对比，对于实现两者的配合极其不利。对于这个问题，黄达专门又作了研究。他指出，其所以形成这样的资金宏观配置格局，应该说，是始料之所不及。分别各个领域的—项项具体改革措施，虽然有些是缺乏广泛听取不同意见而想当然地作出了决断，但大多是从改革出发，针对当时的客观要求而采取的。不想日积月累形成了世界罕见的财政与金融畸形对比。现在要把现有的这个资金宏观配置格局调整到比较合理的状态，显然也非一朝一夕之功。对于解决矛盾，他做了这样的概括：前车之鉴使我们认识到对此必须作出较长期的规划，并在今后分别处理财政、金融、国有企业资金和各个可支配收入时，必须时时注意把它们放在相互联系的总体配置格局的背景之上进行考虑。而且不只考虑当前，也考虑长远效应。这就是说，格局的形成虽然是不自觉的，但向合理格局的调整则必须是也有可能是自觉的过程。 《宏观调控与货币供给》写作、出版期间，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也给金融学带来了新的课题。先前出版的《货币银行学》也需要进行新的调整。为此，黄达还分别于1999年和2000年，两次对其进行了再版修订，其中，《货币银行学(修订版)》于1999年出版后被指定为“教育部国家级重点教材”；《货币银行学(第二版)》于2000年出版后，被指定为“教育部面向21世纪经济、管理类核心课程教材”，并获得教育部2002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 在《货币银行学(修订版)》还没拿到优秀教材一等奖的时候，一个新的重大课题又出现在了黄达面前，已近80高龄的他，又再次义无返顾地出发了。 面对21世纪，全世界金融学科飞速发展，中国经济体制变化巨大，黄达和同事们也在此间对金融学有了更深的理解。他们强烈地感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体制发生的巨大变化，应在金融学科的建设中充分、及时地予以反映，并必须推动金融学科的建设跨上一个新的台阶，以适应新的形势。他还特别指出，改革开放以来的20余年，中国金融学的教学研究水平显著提高，金融教学队伍数量大增，结构大为改善；国外金融理论和金融管理新知识的引进已相当及时。然而，在学科建设方面却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金融”的外延需要澄清；金融学科体系是否应包括金融的宏观分析和微观分析；国际上关于货币政策与资本市场的关系、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的关系等理论论证应该怎样认识；还有，货币银行学有没有存在的价值、金融专业的培养方向如何定位等问题，也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黄达所说的“‘金融’外延的澄清��货币银行学有没有存在的价值”，是当时国内金融学界的一次所谓的“危机”。 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修订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将原有目录中的“货币银行学”专业和“国际金融”专业合并为“金融学(含保险学)”专业。大约从这前后开始，关于金融学的学科建设曾展开过一场讨论。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证券市场不断增温，回国讲授Finance(或FinanceEconomics) 课程以及诸如金融工程等相关课程的人士也多了起来。他们的共同特点是：直接或间接地在国外获得金融知识。而在美国等国的经济学系和商学院里，Finance是从微观角度讲授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运作和管理，有的仅限于讲资本市场。当时影响较大的一本辞书——《PALGRAVE新经济学词典》，对Finance的界定是：“金融学最主要的研究对象是金融市场(此处金融市场是指资本市场)的运行机制，以及资本资产的供给和价格确定。”当这种西方金融学在国内不断升温后，学界出现了如下的“推导”过程： Finance的中文对应词是“金融”；因此Finance应译为《金融学》；但国内长期讲授的《货币银行学》介绍的不是发达国家的Finance，而是宏观问题；由此得到论断：《货币银行学》不是《金融学》，不属于“金融”学科体系，因此，《货币银行学》已失去存在的价值！什么是金融？什么是Finance？中国的《货币银行学》是不是西方世界的Finance？一时间，成了热烈争论的焦点。 一些人认为，《货币银行学》在新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可以并入经济学的宏观分析之中；诸如“抛弃银行”、“传统银行走向没落”的观点也一时流行颇广。一些多年从事金融理论教学的教师感到无所适从，一些大学的金融专业甚至拿不定“发展方向”和“课程安排”的主意��如此等等，从理论观点到如何建设金融专业，都出现了一种超出常规的“动荡不安”。 这种“动荡不安”，使黄达认识到，“必须对金融范畴界定作些分辨，对金融专业如何办和对金融学科体系如何设计等问题再作深入研究。”为此，他不顾年事已高，先后访问了全国十几所重点大学，而且到美国访问了一些著名大学和美联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人士。经过调研，他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的金融学教育应该走宏观与微观融合的路子，无论在本科阶段，抑或进入研究生阶段，都应该使学生了解我国习惯采用的宽口径金融的内涵和把握宽口径金融学的学科框架。” 2001年，黄达以《金融——词义、学科、形式、方法及其他》作为书名的文集出版，在新世纪之初，再次为中国金融学科发展史添上了浓重的一笔。文集的第一篇《金融学学科建设设想》集中地表达了他在这一段探讨的思路。 在这篇文章里，黄达辨析了中文“金融”所涵盖的范围，分析了我国日常经济生活中所使用的金融口径，剥析了宽口径和窄口径金融的概念。他指出，金融的宽口径自然形成，边界不可能十分清楚；窄口径来源于国外，但也不是刀切斧砍似的整齐划一。宽口径，即中国人习以为常的口径，使用的人数极多；窄口径，即只将金融覆盖资本市场的口径，使用的范围限于学界，人数较少，但学识的层次却极高。黄达说，从宽口径分析，金融学包括的内容，可以划分为两大部分：金融理论的宏观分析层面和微观分析层面。宏观分析大体包括：货币需求与供给、货币均衡与市场均衡、利率与汇率形成、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金融危机、国际资本流动与国际金融震荡、名义经济与实体经济、虚拟经济、泡沫与实体经济、货币政策及与财政政策等宏观调控政策的配合、国际金融的制度安排与国际宏观政策的协调等。微观分析的内容大体包括：有关金融市场的运行机制和管理；有关金融中介机构，特别是银行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对比银行与市场、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以及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从金融功能角度探讨金融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及其演进规律等。黄达认为，多年以来，宽口径金融学科所讲的内容中，还有一块是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都包括不了的，那就是范畴部分，即关于货币、信用、利率乃至金融本身这些范畴的剖析和论证。 关于货币银行学与经济学的宏观经济分析部分重复的问题，黄达的观点是，货币银行学在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脉络清晰可见，显示了作为一门教程的生命力，其内容难以由宏观经济学取而代之。因为，宏观经济学是对整个经济的宏观分析，其中有关金融的部分，是从经济整体的角度考察金融的侧面，而考察金融侧面的目的是为了全面地把握经济整体；另外，对金融的宏观分析，在其作为金融学总体一部分的情况下，与对金融的微观分析有着直接的紧密联系。 黄达认为，关于学科体系的讨论，给出的往往只是一个大体的轮廓，金融学科体系之内的各门学问、各门教程，分别来看，边界都是模糊的，要想求得一条清晰的分界线，无疑是难以达到的目标。所以，他指出：“学科边界模糊、内容交叉，应属正常现象。”这并非否认界定学科对象和建立协调学科体系的必要性，而是说，应该在努力认识并充分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辩证地而不是机械地实现这一目标。 对于争论，黄达也提出自己的观点。他说，对金融范畴的内涵和外延见解不同，有其客观原因，期望“定于一尊”并不现实；并特别强调：我们不应把主要精力放在范畴界定、学科体系设计的议论之中，而要全神贯注地进行金融学科内容建设和金融教学与科研的队伍建设。而且，他很快投身于实现自己主张的实践之中。 从2000年春夏开始，黄达基本上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闭关修炼”，呕心沥血，历时3年时间，带领同事们将《货币银行学》升级为了《金融学》，于2003年正式出版，为2l世纪初的中国金融学学科建设再次贡献了一本经典之作。此后，于2004年出版了《金融学(精编版)》，2005年编出相应的课件。 到《金融学》出版时，黄达已是81岁的高龄了。很多人可能认为，他这个主编是挂个虚名。但事实却远非如此。黄达当主编有个很大的特点，他要求参与编写的人提供素材，但用还是不用，怎么删改，最后由他亲自决定。有些内容不完善或过时了，他亲自补充；有些内容有出入，就亲自查验资料，推翻重写。因此，他编的教材里总是既有集体的实践和总结，又有很多他个人的思想、科研成果。为此，曾有人开玩笑说，别人的书可以抄，但黄达的书不能抄，他的书里都是他自己的真知灼见，行文语气都是他特有的风格，一抄就看出来了。 除了发表专著，编写教材之外，上世纪80年代至今，黄达还应有关方面的邀请，分别于1988年将其1985年以前发表的主要论文及短文，结集成《黄达选集》，1999年将其截至1998年的论文和短文结集成《黄达文集》出版发行；2005年，将自己从1957年到2003年间出版的11本专著和教材：《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与信用》，《货币信用学(上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货币与货币流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体系中的黄金》，《工农产品比价剪刀差》，《社会主义财政金融问题》，《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导论》，《宏观调控与货币供给》(修订版)，《货币银行学》，《金融—词义、学科、形势、方法及其他》及《金融学》，结集成约400万字的《黄达书集》出版。从“七五”开始，黄达还主持了许多国家级科研课题。其中包括国家“七五”重点课题“货币供求量问题研究(成果为《货币供求问题研究系列专著(1～5)》)、“八五”社科基金延期项目“资金宏观配置问题的研究”(成果为《中国资金宏观配置问题研究》)、社科基金项目“关于我国部门经济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调查”、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全球经济调整中的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调控体系研究”等。作为博士生导师；他主持了《货币供给的宏观调控》(1985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储蓄向投资转换机制的重构》(1993至1995)等博士点项目。 《金融学(精要版)》出版后，黄达多次对来访者表示，自己要从此退出“江湖”。话虽这样说，真要他退，他又哪能那么轻松地退得下去。 教学相长 大家风范 黄达总结自己之所以能在金融学界有所成就，除了有比较深厚的文化功底和广泛的社会接触面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颇得益于教学。” 之所以能得益于教学，在于他有一套“教学相长”的方法和理念，并贯穿终生，日日如此。“如果确实真心诚意地想把学生教懂，首先得自己懂。自己懂了远远不够，还要通过文字，特别是要通过口头表达自己之所懂。所以说，从备课，到编教材，到讲授，到主持讨论，到组织考核等等，每个环节都是从‘自己懂’向‘使人懂’的转化。转化不过去，或说明并未真懂，或说明懂之不深，这又会推动对学科的吸收和消化。并且，像在讲授、答疑这类思维高度紧张的环境中，往往会提供在学科中进一步创造的气氛和机会。”黄达说，“还有极其重要的一点，青年学生要求教师的是讲道理，是严密的逻辑论证，是判断真假善恶的理性思维和一以贯之的标准。所以，面对学生，总会感到有一种极其强烈的必须坚持科学态度的约束力量。‘教学相长’像是已经俗而又俗的口头禅，但我的感受却是常说常新。因此，不论行政工作或社会活动如何多，我始终把不脱离教学第一线作为自己遵守的准则。” 因为总是要求自己首先懂，而且，始终在教学的第一线，所以，从走上讲堂到走下讲堂，黄达都是在教与学中度过，先学后教，边学边教，教到老学到老。 不断地向实践学习，向书本学习，不断地研究与探索，然后不断地教书育人，是黄达生命中最核心的内容。多年来，他虽先后身兼多种职务，但始终站在教学与科研第一线，并对经济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一直高度关注，深入研究。 黄达不赞同过分渲染教学与科研的矛盾。他常说，科研工作务必要打好理论基础，而教学恰恰是打好基础的最佳途径。在他看来，教学本身是一个创造过程，不仅准备讲课内容是如此，在课堂上如何表达、如何讲授更是如此。这个过程有时甚至是某些学术思想形成的重要契机。当然，教学与科研在时间上是冲突的，解决的办法只在勤奋。黄达虽性格豁达，不大拘泥于事情的细枝末节，但在教学和科研上却十分严谨，对学生的要求也是一丝不苟。他总是告诫学生：“业精于勤而荒于嬉，行成于思而毁于随。”而且，他来说这个话，也无疑是最有说服力的。因为，他勤奋与严谨，以及少年时代养成的善于观察现实生活的习惯，正是让他在教书育人和学术上卓有建树的重要原因。 论及教书育人，黄达可谓是桃李满天下。他不但在人民大学的讲台上，为国家培育出了包括著名经济学家、大学校长、以至国家重要经济部门的高级干部等大量高层次经济金融人才，更通过自己在各个时代所精心编撰的全国通用金融教材，间接而深刻地影响了新中国成立至今的几乎所有金融专业的学生。这些受过他的思想滋润和影响的学生毕业后，又直接或间接地使他的理论，在包括制定、执行党和政府的经济政策在内的现实经济生活领域发挥了作用，从而在中国金融乃至经济改革的整个进程中留下了他思想的烙印。 但作为国内最早的一批博士后导师，黄达的嫡传弟子却不多。这主要源于他对教育的严谨态度。“成为博导最初几年的更多时间，是在用于对这一教育制度的观望，从而没有急于招生，后来由于事务性工作繁忙，招人而不育人与一个老师的责任不符”。他说。作为中国金融领域最知名的专家，想成为黄达门下弟子的人不在少数，其中包括不少官员和商界名人，但他对官员和商人都会婉言谢绝。他说“我知道这些人中，不少是具有足够攻读博士的学识功底，但他们是没有时间认真做研究的，能不能写出论文来还要打个问号，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头衔，但这与我的想法并不一致”。他知道这样可能把一些确实想提高专业水平的人拒之门外，但他还是坚持，因为他不想违背原则。 黄达对博士生的要求十分严格。中央财经大学校长王广谦曾于1991—1995年师从黄达。他回忆：“我想早点毕业，就向黄老提出计划三年读完。但他建议说，你已经有些小名气了，今后很难再有机会安心读书，不如现在沉淀下来好好研究一些问题，还是读四年吧……”好不容易读完四年，到1995年毕业时，王广谦原想在五六月间完成论文答辩，争取当年就拿到学位。但又被黄达建议：“你先把已经完成的论文忘掉，过几个月后找个安静的地方重新再读一遍，再修改一遍，那时答辩也不迟。”王广谦说，“几个月后，我闭门重读论文，静心思索，发现了好几处需要完善的地方，认认真真进行了修改。答辩推后了，晚了一年才拿到博士学位，但论文的质量有了很大提高。” 严厉的同时，黄达也对弟子们充满温情和关怀。当王广谦经过再次推敲的论文后来被评为“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并被列入学术界很有影响的《经济科学文库》丛书予以出版时，黄达就曾在一个晚上突然给他打来电话。“他在电话里说，‘没有别的事，我正在看你的论文，有几处很不错……’”王广谦说，黄老那是诚心诚意为弟子的进步而高兴。 黄达的教学方式更让学子们永生难忘。西南财大中国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博士生导师邓乐平 1985年成为黄达的授业博士生，他回忆说：“我怀着既想求知又很无知的心情去拜见黄达老师。当时想，这位金融界著名权威同时又身兼人民大学副校长的老师会怎样给我们上第一课。谁知，先生说出了这样一番令我们意想不到话：你们是我收的第一届学生，也是国内金融专业首届博士生。但是，你们该怎样做博士生学生，我该怎样做博士生先生，你们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这是我们要共同完成的第一个课题。我招你们进来，只是给你们提供了一个机会，但能否做好，靠我，更要靠你们自己。” 邓乐平说：“黄老师把授课称为师生联席会议式的交流和讨论。每次讨论一两个问题，大家自由发展、畅所欲言。先生虽然从来没有试图给我们灌输过什么‘知识’，却总在有意无意之中，强调和培养了我们观察和思考问题的方法：资料来源即证据的真实准确；思路即逻辑的清晰；判断问题的独立思考；对任何权威及经典结论的不盲从；对任何西方学术思想以及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既不生吞活剥，也不一概褒贬，等等。这些学术思想的娓娓浇灌，真令我受益匪浅。先生在给我们看文稿后做过很多批语，有很多地方，连标点符号都改!但在一些主要观点，甚至一些我自己也感到模糊的观点上，却从来没有任何一句断然否定的语言，最多是写道‘此说法似可商榷’或‘这样的表述似可更通俗明白一些’，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无不写真着先生的‘大家风范’。黄老师当校长时，我曾问过先生：人大这样的大学校，校长一定很忙、很累，不好当的。先生笑道：是的，不过就大学而言，关键还是培植她的学风，就是学校长期以来造就的一种风格。就这个意义上讲，校风越宽松，校长管得越少，学校也许办得越好。三言两语却流露出老师那深邃的、民主的、思想家的质感。” 黄达还有一个让学生感怀在心的特点，那就是他的教育没有期限，即使毕业了，依然能得到他的关怀和指导。作为黄达嫡传弟子(中国人民大学1978级财政金融系学生) 的深圳市银监局局长于学军，就曾回忆，有一次，黄达到深圳，语重心长地对他提出了两条要求：一是静下心来，把经济学读通读透；二是要学会电脑，要能亲自打印文稿。于学军说，这就是黄老师，学生离校多年后，仍要给学生布置“作业”，并要检查学生的“作业”。于学军感慨，师生之情总是感人于怀，而黄达对中国金融和他的弟子那一份深切的关注，让我们看到了“历史的真实思考者和认真的探索者的传承和延伸”。 黄达不仅是学术上的导师，更是道德上的楷模。其治学的严谨和诚实，为人的真诚与热情，一直是学界的榜样。1999年，黄达出版了《黄达文集》，让人意外的是，他特意把大跃进时期所写的被自己称为是“满是呓语”的文章也一并收录进来，自揭其短。他说，这样“可以自警，也可以使没有这类经历的人对于那种岁月的思想紊乱多少获得点形象的概念”。《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导论》一书是他受侯梦蟾、周升业两位先生的一篇论文启发，进而深入思考研究写成的，为此，他特地在著作中提到两位先生的文章，并将其附于专著之后。他经常告诫他的弟子们，做人要端正，切忌做“墙头草”，不要为获一时之利留下终生遗憾。而他本人也始终以身作则。在金融已经成为显学中的显学时，作为知名金融学家的黄达，近年来不断接到慕名请他担任顾问或董事的邀请，但他统统拒绝了这样的“变现机会”。他还有个“三不”原则：不兼职、不写序、不写推荐信。“写序，自然要写好话，只签名呢自己又觉得不妥，真要自己写还要花时间认真读这本书，我又没那么多时间。”他说。而且，黄达还有一个“坚持自己干，不依赖他人”的习惯。他写东西不用人代劳，出门在外也不太愿意属下或工作人员帮忙提行李。 黄达不相信真正的学者能够不受环境与时代的影响，但他也绝不相信一名“贾桂”式的学者能安身立命。爱好京剧的他对京剧《法门寺》中小太监贾桂的奴才思想印象深刻，他提倡做学问应当独立思考，实事求是。他反复强调：文章生涩、教学枯燥是“贾桂”式治学带来的通病。只有真懂，才能传承。他发表出来的东西，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旦提出，从不轻易改变。生活中，他待人和气，对谁都不冷眼。但在学术观点上，他坚持原则，从不和稀泥。这也是他被人敬重的一个重要原因。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所所长、著名经济学家李晓西教授尽管没有直接师从黄达，但他一直视黄达为恩师，称自己是黄达的“私塾弟子”。在他眼中，黄达最显著的特点是，数十年来一直坚持与时俱进，他参与了中国金融改革的全过程；他敢于“讲真话”，提出与官方不同的观点，但从不“盲目、过激”，他的观点总是有理有据，让人信服。 也正是这种与时俱进和不断的追求真理，让黄达在成为金融大家的同时，更成为一个能将多学科融合一体的思想大家和当代有重要影响的综合性大家之一，而且是一个一直处在学术、学科研究最前沿的，真正的学问大家。 在追求真理的征途中，他乐于发现新问题，研究新问题。他深知，日新月异的经济发展使得任何停顿都只能意味着倒退。因此，在学术研究上，他一直坚持一步一步向前推进，力争每一步都有所收获，有所突破。在讲课时，他很少简单重复前次的讲稿，而力争讲点新意。写文章时，他也力求每一篇文章都得提出点新思想。参加各种学术会议时，他喜欢多接触些年轻人，向他们学习些新的东西。因为他总是在社会的日新月异中保持自我的日新月异，所以，即使已经年愈古稀，黄达依然总能“听得懂现在”，并不时有新观点、新作品问世。而且，他的与时俱进还不仅仅是体现在学术研究上，即使从技术等角度而言，他对新事物的接受速度之快，也令不少年轻人汗颜。他不但是人民大学财经学院老教授中用电脑写作的第一人，更可以自己扫描图文、制作课件，充分利用网络资源。 作为新中国货币金融学科的重要奠基人、领航人，黄达不但在这一领域建立起系统完整的知识架构和融合贯通古今中外开放式的学科体系，而且把这一体系与整个经济社会运转的大系统结合起来，并能在新中国的每一个重要时期和重大经济问题上，都有独到创新的研究成果，在学科发展的每一个关键阶段，都引领了正确的发展方向；而他在不同时代编著的相关教材，也总是中国金融高等教育在不同时代的蓝本，每一本著作的生命周期也都紧密与中国经济金融的变革周期相呼应，且篇章之中处处可见关注现实、独立思考的鲜活理论，与经济学“舶来品”的教条、生硬形成强烈的对比。 他是一流的理论学师，却非象牙塔里的学究。因为在他的经济思想和学科体系中无不融入了他睿智的哲学思考，体现了他在史学、社会学等领域的深厚功力。他一直不间断地阅读了解国内外的最新资讯，不间断地参加学校和严肃的社会学术活动，不间断地为学生授课。显然，相比于单纯的学术知识传承而言，他的这种思想和多学科综合的研究方法更能使后学者受益无穷。 即使这样，他仍然对自己的学术研究报有遗憾。当众人在谈论他对于中国金融学的重要贡献，并对其主编的《货币银行学》、《金融学》等经典教材大加赞赏之际，他却将上世纪80年代发表的《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导论》视为自己的最高学术研究水平。他常常说，总觉得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达到过那种水平。虽然，从那以后，已经身为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校长的他，已经为自己的教学和研究，尽了全力。回忆起当时的情形，他说：“我不愿意当校长，不想干。从1983年开始，由于工作需要，我担任了几年学校行政领导职务，但我还是挤出一些时问搞研究。人事关系也一直留在系里。我是要回到系里去的，我的兴趣还是在学术上。当副校长，校长期间，再忙的时候，我坚持两条。一是晚上不开会，白天开会提高效率。管理要有方法，不要不相信别人。能干到副校长、系主任的，都是能人。依靠大家干，自己就可以挤出点时间。二是坚持每学年给学生开一次课。那时候，讲课是最优先的。只要有课，什么会都可以不去，哪怕是国家教委的。只要你讲课，就要备课，就要关注学术动向，就不会丢掉专业。” 黄达用“古今中外，含英咀华”来概括自己大半个世纪以来所领悟的建设基础理论所应取的思维态度。他认为：对经济金融理论思维框架的概括很难表述精准，精准往往让位于模糊，繁不如简。黄达说，建国伊始，在金融理论建设中，我们拒绝西方，拒绝建国前的研究成果，同时漠视自己本民族的古代思想，这不符合“古今中外”的精神。而现在，西方经济理论、金融理论、金融知识又受到特别重视。搞市场经济并要在国际经济舞台上取得生存空间，不能不学习一直以市场经济为研究对象并在指导市场经济实践中得到验证的西方经济理论、金融理论。问题是如何学？他提倡要“含英咀华”。“含英”的“含”，是认准了就要全盘照搬；但更需要“咀华”的“咀”，没有充分的咀嚼，就没有消化吸收。而实践起来，好像一百多年始终处于反复之中。现在，受到大家关注的主要是克服完全照搬。但这个倾向的解决，不可能实现于旦夕之间。简单的指责解决不了问题，需要的是真正培育起我们自己深厚的理论根基。 黄达一直谦虚地称自己为“教书匠”，而且的确不像一些专家学者那样具有相当高的社会知名度，但事实上，他在学术研究、教书育人之外同样卓有建树。他不但担任过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财经委员会委员；第二、第三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经济学科规划小组成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第一届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第四届、第五届委员；中国金融学会会长；中国财政学会、中国价格学会、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中国物资流通学会等团体的副会长等职务，并在这些领域尽职尽责，贡献力量。还经常作为各届政府决策部门征询意见的学者，在国家现实经济生活方面发挥、贡献了智慧。 自称“哪里也没去过”的黄达，其实十分具有国际化视野和远见能力，注重在兼收并蓄和积极开放中发展充实自己。在1983年出任人民大学副校长，1991年至1994年任校长期间，他就前瞻性地提出：“我们要将学生造就成能够在东西方两个文化平台上自由往返的人才。”后来，这一理念也成为人民大学培养财经类学生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目标。他说：“人类的智慧、学识和文明，永远是超越国界的……要建立真正的现代化大学，必须实现校园的国际化。” 他十分强调大学校园的国际性对推进世界各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重要意义，并身体力行地推进人民大学与世界各国大学的交往，使得人民大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国际交流局面迅速拓展，亦为人民大学的传统财经学科与国际主流接轨奠定了基础，为国家培养国际化的经济金融人才作出了积极贡献。比如，由他所推动的美国福特基金会项目——经济学培训中心，为中国的主要大学培养了具有国际视野和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经济学人才，而这批人，早已是活跃在中国经济学界的中坚力量。2001年，他又与199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欧元之父”的蒙代尔共同设立了“黄达—蒙代尔经济学讲座”，并将其发展成一个跟踪经济学尤其是财政金融领域国际前沿动态，构筑中西文化交流的平台。该讲座成功启动并取得良好成效后，他还与蒙代尔教授共同冠名设立了“黄达—蒙代尔优秀博士论文奖”，激励更多杰出青年学者为新世纪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贡献聪明才智。 如今，已是82岁高龄的黄达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思路清晰，每天仍然坚持几个小时的学习和工作。 当然，作为一个潜心金融学将近60年时间的学者，黄达最为关注的依然还是中国金融学的发展，虽然，岁月无情，青春不在，继续亲身投入或推动金融学发展的程度已不能与过去相提并论。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中国金融学的发展将不再产生重要的影响。事实上，黄达一生为师的精神、成就和风范，已经而且必将成为更多中国学人，特别是经济和金融学人心中的丰碑，并将激励和鼓舞更多后来者不断向上攀登。在这条攀登的道路上，也已经而且必将涌现出更多和更加优秀的“黄达”，继续在新的时代，坚定地推动中国金融学与时俱进地向前迈进。 能让自己所选择与钟爱的事业后继有人，发扬光大，能让“后生”们做得比自己更好，这既是一个“先生”的最大荣誉和成绩，更是早已被人称为“黄老”的黄达，所最感欣慰与自豪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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