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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达：中国金融学的奠基人与领航者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3月17日 14:11 新浪财经
编者按：由中国经济管理类权威刊物《管理世界》杂志华商韬略编辑委员会历时一年筹备，遍访全球著名华人金融领袖编撰推出的大型纪实文献——《华人金融家——80位华人金融领袖访谈录》已于2008年1月正式出版，并于近日在北京举行了首发仪式。 《华人金融家》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以国际大16开精装出版，共808页，160万字。是全球首部由中国国家级权威刊物发起编撰，以全球华人金融业及从业者为着眼点，广泛赢得全球性华人金融大家互动参与，并在内容上具有权威参考价值的精品力作。全书一共在全世界选择报道了80位具有突出成就和影响力的杰出华人金融领袖，其访问报道对象既包括有中国证监会首任主席刘鸿儒、香港金管局总裁任志刚等华人金融高官以及中国金融学奠基人黄达、《金融经济学基础》作者黄奇辅等华人金融学家；也包括有原中策集团主席黄鸿年、菲律宾首都银行董事长郑少坚、台湾国泰金控董事长蔡宏图等华人金融巨头；同时还包括有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李若谷、中国交通银行董事长蒋超良等中国多家大型金融机构负责人，以及贝尔斯登副董事长唐伟、汇丰亚太区主席郑海泉等多家大型外资金融机构的华人高官。这些要么在金融政策制定与金融秩序维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要么在金融学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要么在金融业界拥有巨大实力和话语权的领袖人物，不但通过该书分享了自身的成就历程、成败得失与经验教训，而且还通过访谈一一表达了各自对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特别是中国金融业和资本市场发展的前瞻观点以及趋势分析。 新浪财经频道现正陆续刊发《华人金融家》文献入编人物报道，今日推出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中国金融学泰斗黄达先生专稿，敬请关注： “中国货币理论研究的开拓者”、“中国金融学的奠基人”，这是大多数人授予黄达的无冕之誉。或许是因为这样的身份太过耀眼，以至于人们常常不提他在开拓和奠基之后，在中国金融学前进道路上所扮演的更加重要的角色：领航者。 从上世纪50年代中，也就是他从事教学的第六个年头，以苏联教材为蓝本，改编出第一本中国学生比较易于阅读的金融学教材——《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与信用》，到编著《社会主义的财政金融问题》一书，为正努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架构出一个把货币、价格、资金、财政、金融融为一体的学科体系，再到80高龄，一手将由自己主编的《货币银行学》全面升级为《金融学》，推动中国金融学科建设以崭新的面貌昂扬走入新世纪…… 在将近60年的征程里，他一直在金融学的世界里前进，并与时俱进。 中国金融学的奠基人与领航者 ——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著名金融学家、教育家黄达 毕亚军/文 从被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从事“货币银行”教学与研究至今，黄达已从事金融研究与教学工作整整56个年头。 令人想象不到的是，刚刚登上人民大学讲堂的56年前，他基本上没有学习过金融的知识。从不懂到懂，从“土法上马”到金融学泰斗，若要追问奇迹是怎么发生的，他恐怕还是会将其归结为这样一句话：科学之路总会被有志者走出来的。 曲折的成长道路 黄达，1925年2月22日出生于天津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家庭妇女。小时候，黄达既和城里的富贵人家往来，又有和穷人们接触的机会，透过和这些不同人群的交往，他很小就对货币之于人们生活的影响有了一些认识，并在此间初步感知到人间的冷暖和社会的繁杂。 上初中二年级时，黄达的生活发生了巨大改变。是年，他的父亲病故，原本不富裕的家境也由此日益贫寒。幸运的是，即使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下，他的母亲也依然没有让他放弃对知识的学习。初中毕业后，黄达进入天津市立第一中学开始了高中生涯。 作为天津最古老的中学，第一中学名符其实：不但名为第一，师资力量和学习氛围也堪称第一。“这所学校只招男生，入校后一律剃光头，常被戏称为‘和尚学校’。学校纪律严明，教学堪称一流。记得杨学涵先生，风骨清介，治学严谨，令人肃然起敬。他的教导为我后来学习和研究经济学理论打下了比较扎实的高等数学基础。另外，国文教师裴学海先生，在讲授中拆章析句，辨字正源，使我得以有机会窥探汉语文字恢弘的殿堂。还有王荫浓先生，引领学生历游古往今来的文学园地，为我们理解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开启了一条通道。”黄达回忆说。 黄达曾总结出自己可以“土法上马”的原因：一是广泛地接触社会，这是他从小就在修炼的功课。一是有比较深厚的文化底子。裴学海早就是文字学、音韵学的知名大师，杨学涵、王荫浓后来都成为知名的大学教授，自然会对他文化底子的形成起到关键作用，他自己也曾在回忆起这段经历时反复强调这一点：“一个人的思想品格基础是在青少年时期奠定的，其文化底子也是在中学时期打下的。比如，初中时数学学不好，高中时可能还能弥补上来，但若高中时再学不好，到大学就很难学了。” 仅有名师，还不一定能出高徒。从小就有强烈的学习欲望，而且总能广闻博见，并消化吸收，掌握到好的学习与思维方法，也是他日后能够“土法上马”，而且一上去就快马加鞭，奔腾不息，驰骋向前的重要原因。 黄达从小就有浓厚的阅读兴趣，并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和思维能力。在小学和初中时代，他就阅读了《红楼梦》、《水浒传》、《二度梅》、《孟丽君》等经典著作，“而且还读了大量刀光剑影、腾云驾雾的武侠小说和神魔小说，以及当时的社会言情小说。”他回忆说。高中期间，黄达更是阅读了海量的书籍。谈到当时的读书生活时，他说：“当时学校有一个图书馆，中午借书。我住家远，带一顿午饭，用不了半小时就吃完了，还有一个半小时可以到图书馆读书。主要是读中外文学作品，也杂七杂八看些科技知识性读物。”那期间，黄达就通过本家亲戚中几个进步大学生的推荐，阅读了许多20世纪30年代的新文学作品和西方古典及当代的文学名著。抗战开始后，更阅读了《西行漫记》、《一个美国工人在苏联》和若干苏联文学作品，以及《大众哲学》、《经济学大纲》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和社会发展史之类的书籍。 在读书方面，黄达还有个和诸葛亮与陶渊明一样的阅读习惯。除了必修课之外，基本上都只是“观其大略”、“不求甚解”。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只是浏览，是看故事。”也正是这种快速而广泛的浏览极大的拓展了他的视野。 求学时代，黄达根本没想到自己会做教师，更没想过会与经济，特别是金融有关系。当时，他满心的希望是要继承父业，做一名工程师。即使后来迫不得已学了人文科学，向往的也是文学、历史之类。但这种理想很快就搁浅了。 高中刚刚毕业，一场伤寒病使黄达失去了升学的机会。病愈后，不能再继续上学的他只得投身社会。那期间，他在旧政府机关当过小职员，在一家私人照相馆当过帮工，还在亲戚家寄过食、“蹭过饭”。那些要做工程师，要学人文和历史的美梦也离他渐行渐远。这种流离颠沛的生活看起来十分不幸，但却让他有了一个对三教九流进行直接观察的机会。 亏得上天让他有这么一段艰辛曲折的生活，并不得不放弃掉工程师或人文、历史的理想，不然，中国就又少了一位金融大家。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一生，真是充满了变数，只要生命还在继续，上进的心永不泯息，就总有新的际遇。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二年春天，黄达开始向经济和金融慢慢靠拢。当时，他满怀憧憬地从国民党统治区进入到解放区，从旧社会来到了新世界，并重新燃起了成就功业，追求理想，改变人生的希望。当时，正逢华北联合大学在张家口地区招生，他于是报考并且顺利地考入了该校政治学院财经系。 但在那里，黄达仅仅是徒戴了一顶财经系学员的帽子而已。因为他在这个财经系的短短几个月间，基本上不学财经，学的主要是两样：一是革命理论、一是参加土改运动。所以，如今回忆起这段岁月，黄达更愿意将其说成是“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而非进修财经学问。这样名不符实的“大学生活”没过多久，学校开始从张家口向冀中平原转移。在经雁北、过太行的既艰苦又浪漫的长途行军中，入校还不到一年的黄达，顺利地“晋级”为政治学院的研究生，但研究的课题依然不是经济，而是“边政建设”(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的问题。也就是在这年(1946年)岁末，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7年，刚刚“晋级”为研究生，年仅22岁的黄达又被再次“晋级”了：被学校分配到校部从事行政工作。年底再次参加土改运动。后来，他先后在华北大学担任过班主任、区队助理等职务。 1950年，经党中央和政务院的批准，以华北大学为基础合并组建的中国人民大学正式成立，成为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所新型大学。当年秋天，黄达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人民大学的第一批教员。不太“顺理”的是，以前从来没有专业学过财经的他，被分配进了财政系一个专门讲授货币银行学科的教研室，它当时有一个长长的名字——货币流通与信用教研室。 这一次的这个财政系可是要来真的了，而且肩负的是，为新生的共和国建立起属于自己的财政金融学科体系的使命。 没有真正学过财经，却要真正教财经，而且是要教专业知识很强的金融学。这个书到底怎么教？以前没有教师理想的黄达，不得不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因为，要不要教这个书，已经不是需要考虑的问题，也不容考虑了。 “在那摧枯拉朽、地覆天翻的年代，个人的荣辱得失和事业理想都显得非常的渺小。虽然也想革命成功之后还是学工，但当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之际，分配我从事经济理论教学，也就欣然接受了这一决定终身职业的安排。”黄达说。 也就是从那时起，黄达再也没有离开过教学和金融。即使在1983年担任人民大学副校长，1991年至1994年担任人民大学校长期间。也是“不论行政工作和社会活动如何多，我始终把不脱离教学第一线作为自己遵守的准则。” 货币理论的开拓者和金融学奠基人 “在缺乏专业基础知识的条件下，硬要走上经济学讲坛，真像俗语所说的‘赶鸭子上架’。然而既然‘上了架’，就要在这一领域铺下一些便于后学的石子。对此，旁人誉之为‘自学成才’，以示鼓励；我自己则喜欢用‘土法上马’来加以形容。这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特殊路子，反映了我们那个岁月成长的时代特点。”黄达说。令人叹服的是，“土法上马”的黄达很快进入角色，并脱颖而出。 新中国成立初期，各行各业都学苏联，金融专业教材也是完全照搬。黄达在这一时期，重点学习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货币信用的基本理论，研究和著述也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阐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关货币、信用与银行的基本原理；二是介绍前苏联经济学界有关货币、信用与银行方面的理论。 1955年3月，黄达发表了《社会主义经济中国货币的本质与职能》一文，系统地介绍了当时苏联理论界关于货币问题的若干争论。同年，他还作为研究主力撰写了《经济建设初期农村中的货币流通》一文。该文分析解释了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社会政治经济因素的种种变化，迈出了实实在在地研究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第一步。 1957年，黄达在《经济研究》上发表了《人民币是具有内在价值的货币商品的符号》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从逻辑上论证了黄金与人民币的关系问题，指出如果严格从马克思价值形态学说推论，只能得出人民币是黄金的价值符号的结论，因为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区别于各种名目主义货币理论的基本点，即承认货币这一经济范畴必须固着在具有内在价值的特定商品上，人民币只能是这种货币商品的代表，而不能直接代表劳动时间，也不能直接代表各种各类物质产品。他还在这篇文章中总结出一个中国实际经济工作所依据的纸币流通公式：以纸币所表示的商品价格水平×商品数量= 纸币数量×货币流通速度 显然，在这一公式中已看不出黄金与人民币的联系了。公式的左方为商品供应总额，公式的右方为社会购买力总额。他明确指出这一公式所反映的内容即供求平衡原理，影响公式中价格水平的因素，或者说影响人民币现实购买力的因素，不是它所代表的黄金数量，不是生产黄金和生产商品的劳动耗费，而是商品数量和纸币数量。这就是说，他在马克思的流通中货币量模型与交易方程式模型之间建立了联系。 在这一时期，黄达主编了《资本主义国家货币流通与信用》一书，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由中国人改编的一本金融学科方面的教材。黄达负责了全书的总纂定稿工作。期间，他反复阅读《资本论》，并在前辈学者的帮助下了解了西方货币信用制度的状况。黄达说，这本书的编写使他收获很大，因为写作的过程既是创作的过程，又是学习与吸收的过程。这本书出版后，被全国普遍采用，直到改革开放之初，依然是金融专业学生的一本“启蒙书”。 1958年，几年前就意识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商品货币关系存在着共性的黄达，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如果不讲共性，社会主义货币流通的“个性”也很难讲清。另一方面，当时的金融教材都被分为《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与信用》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与信用》，但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和信用，多是反复在讲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而在具体运行机制、规律等方面却讲不出多少内容。于是，黄达与他的同事们逐渐形成了一个想法：尝试把两门课并成一门课，主要讲货币银行领域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下所共同的东西。而且，无论从体系还是内容，都力求贯彻立足于中国实际的原则。基于这样的想法，黄达主编了他开展金融研究以后可以称得上是中国自己的第一本金融教材：《货币信用学(上册)》。 作为新中国第一本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货币流通与信用融合起来分析的专著，《货币信用学》不但在体例上与苏式教材体现出很大差别，也在内容上突破了照搬苏联讲义的桎梏，为新中国的货币银行学的建立起到了关键性的奠基作用。但遗憾的是，受到金融教师同行欢迎的《货币信用学》却没为当时的黄达带来好运。在当时，这样大胆的理论尝试，还是被认为犯有混淆两种社会制度本质区别的政治错误。黄达也于1960年秋的一次政治运动中，因此遭到持续半年的严厉批判，其下册也因此夭折。 严厉的批判并未影响黄达对教学和研究的投入。1958年到“文革”前夕这段时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狂热运动给国民经济带来了灾难性破坏，期间国家现实经济生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也无法从马列经典著作或苏联版的经济理论中找到解决的答案。在此背景下，黄达更加认真地思考起中国经济及货币金融问题，更加认真地反省了教条式地引用马克思主义和照搬苏联模式的弊病，并从此更加坚定地确立了要从现实出发，扎扎实实从事中国货币金融问题研究的学术追求方向，致力以中国人自己的智慧，从宏观角度探索适合中国自己现实经济生活的货币流通问题。 1962年，黄达结合自己的研究，发表了他在那一时期的代表性文章——《银行信贷原则与货币流通》。这篇文章中，他一方面强调人们必须尊重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一方面对新中国建立以来占统治地位的，只承认现金是货币的货币观点提出了质疑，并从两个层面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首先是关于货币流通范围的问题。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是，只承认现金(即人民银行发行的纸币及辅币)是货币，而把各企事业单位的活期存款排除于货币流通范围之外。而黄达认为，在现实生活中，不仅现金是购买力，企事业单位的活期存款也是购买力，因为存款采用转账的方法也可以购买到各种生产及消费资料。现金和银行存款都是银行的负债，二者是可以互相转化：现金存入银行即为存款，存款又可以提取现金。其结论是：现金量与存款量之和构成整个国民经济中的货币量，构成与商品流通相对应的统一的货币流通。 其次是银行信贷与货币流通的关系问题。他指出，当人们仅把货币流通视为现金运动时，相应地只会看到流通中货币量是由银行存款和贷款的差额决定的，即贷款减存款的余额等于流通中货币量。其实，在现代信用机制下，银行不仅可以把存入的资金贷放给另一个企业，使本来不流动的货币变成流动的，还可以超过原有的存款规模扩大贷款，而这种超过原有存款规模的扩大贷款，只会引起存款的同时增长，不会影响纸币数量的增减变动。由此他论断，货币流通是以银行信用为基础的：银行贷款的扩大与收缩直接调节着流通中的货币量。 虽然现在回头看，黄达的这些观点在货币金融理论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在后来得到共识并被写进教科书，但在当时，这些观点依然引起了广泛争议。当争论还在继续的时候，黄达却将研究投向了更广泛的领域，并于1964年写了《如何看待价格》一文。他在文中指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价格的价值再分配是客观的存在。一方面，由于各部门有机构成有高有低，如果价格严格符合价值，就会造成各部门工人工资收入的高低不等，企业赢利收入也会相差悬殊，另一方面，现实生活中工农产品还存在着剪刀差，工业产品中原材料和加工农业产品之间也存在通过价格的价值再分配。同时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判定价格合理与否的唯一标准是看其是否有利于正确处理个人、企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价格与价值的一致或背离；确定各种产品价格的现实途径更不可能是直接计算价值，而只能是承认现有的价格体系(价格总水平和各类产品的比价)是定价的现实起点，并根据客观生产条件和生产关系的变化，对现有价格体系进行必要的调整。从较长时期看，不仅比价应作不断调整，就是价值水平也不存在长期保持不动的必然性。 这是一篇十几年没有发表，只是在1988年才收入《黄达选集》的文章，但却是黄达研究物价问题的始点。就在他准备再接再厉的时候，一场长达10年的“文革”很快就爆发了，他也被当成了“革命”的对象，陷入了挨批判、写检查、关“牛棚”、进干校劳动的命运，这对正处于黄金年龄段的黄达，以及他正全力开展的学术研究来说，无疑是毁灭性的打击。 不幸中的万幸是，即使在此情况下，他仍然没有放弃学术研究和追求真理的信念。如1973年，刚从干校回到北京不久，他就整理出一份《旧中国鸦片战争以来工农产品比价资料》(手稿)。以文字、数据和图表的形式描述了旧中国工农产品剪刀差在近百年间的发展过程，用事实否定了当时流行的“剪刀差已经消除”的论断，并明确指出，如何协调工农产品比价关系，是必须面对的一个长期的任务。 在手稿的编写期间，黄达自己制表，自己绘图，归纳整理了上万个统计数据，而且用一本对数表，一把算盘和一个手摇计算器对绝大部分数据按不同时期重新加以了换算。之所以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来做，是因为他认为：全面地、历史地考察剪刀差，对于分析、判断工农产品比价状况极为必要。后来的实践证明，他的呕心之作，无论是对研究中国物价发展的历史、还是对分析和评判当时中国物价的现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文献价值。 颇有“塞翁失马”意味的是，“文革”期间，黄达还巧妙地利用当时“评法批儒”的机会和空间，对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进行了深入和系统的学习与研究，并与其他同志合作编写了《商君书经济思想论述选注》和《历代法家经济思想选注》。这些来自于历史和哲学的丰富知识，让他的思路变得更加开阔，也对他后来研究中国经济现实问题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财政金融理论体系的架构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人民大学复校以后，黄达回到了阔别多年，也期盼多年的校园和讲台，他的教学研究工作也由此迎来又一个崭新的春天。 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和现实经济生活中不断呈现出的许多新情况，为经济理论工作者开辟了广阔的研究领域。黄达不但很好地把握这些机会，开展了学术研究，发表了卓有建树的文章，出版了重要教材和著作。还一步一个脚印，在进一步完善其货币金融思想及金融学科建设理论的同时，并更加着眼于现实经济问题，针对国家经济和金融的发展提出了诸多宝贵的建议。 但这条道路依然不是那么平坦。刚刚“复出”，他就惹了一个不小的麻烦。 1979年春天，有关部门在无锡召开了一次以讨论按劳分配和价值规律为主的经济学家研讨会。参会的中国人民大学代表，为了多带几篇文章上会以壮行色，让黄达也赶写一篇。于是他就认真写了一篇题为《谈谈我们的物价方针兼及通货膨胀问题》的文章。 这篇文章的主要论点是：多年来，中国各种商品的生产条件、市场需求、劳动生产率都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变化，而各商品的价格却长期不变，比价很不合理。要使经济体制改革顺利进行，就必须调整不合理的比价，而调整比价往往会使物价水平有所提高。他以工农业产品比价剪刀差为例，指出缩小剪刀差无非两条途径：或主要提高农产品价格，或主要降低工业品价格。降低工业品价格必定相应降低货币工资，这在现实中是行不通的；出路只能是提高农产品价格，而这又会影响到工业品价格。国家虽然可采取种种补贴办法，但物价水平必将因之而有所提升。因此，调整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必将使物价水平呈逐步上升趋势。针对人们对物价上涨的担忧，他指出，把物价水平控制在调整比价所必需的限度内，物价的变动就不会成为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障碍；相反，如为维持现有物价水平而不对不合理的比价作出调整，则会使矛盾越积越深，成为发展的阻力。从这一观点出发，他提出，对于基本稳定物价的方针，应分为短期和长期来理解。作为短期的物价方针，在调整不合理比价时，要尽可能控制物价上升的幅度，不使相邻年度之间有跳跃性波动；作为长期的物价方针，则可理解为允许物价在时而调高、时而持平的交替过程中小幅度提高。他认为，采取这个方针绝不等于实行通货膨胀政策。 文章发表后，有的学者赞成，但更多的人则对此提出尖锐批评。文章写好后，《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原来打算在试刊号刊登，但因当时说中国有通货膨胀无疑是闯了禁区，因此没有人敢冒险行事。直到该杂志出版到第6期时，才以《试论物价的若干问题》这个羞答答的标题公开发表。而且，发表出来的作品，还被迫统统删除了大小标题中所有“通货膨胀”字眼。 很显然，黄达在当时提出的物价改革观点颇为超前，而且难以被有些人理解和接受。但他的勇气和敢于探索的精神，却表明了一个真正知识分子的品格、胆略和情操。他也因此被公认为是改革开放后中国首次提出价格改革的经济学家之一，当然，也有人将他称为是“鼓吹”通货膨胀的先驱。多年后，他的这篇文章更是获得殊荣：于1998年获得第一届“薛暮桥价格研究奖”。 通过在物价问题上的“鼓吹”，黄达被邀请加入中国价格学会担任常务理事。中国价格学会第一次召开常务理事会，学会会长发言说：我们这个学会是坚持党的双百方针的，我们的物价工作正反两方面的意见都要听取……黄达笑着回忆说：“我当时就是那反面的。” 除此之外，黄达还在此期间得到一个别致的外号。因为他在《谈谈我们的物价方针兼及通货膨胀问题》一文里，颇有诗意而又小心加谨慎地写过：“中国的物价会随着经济的发展徐徐上涨”，所以，当这场讨论扩散开以后，黄达便常常在一些学术活动中，听到有人小声地嘀咕：“噢，‘徐徐上涨’来了。” 争论并没有影响黄达对学术研究的孜孜追求。在别人刚开始议论“徐徐上涨”时，他又接着再写了一篇专门论述劳动生产率、积累、消费和物价水平相互关系的文章——《积累增长速度和物价水平》。文章的基本论点是：国民收入的分配既要使人们当前生活有所改善，又要最大限度地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物质技术基础，以为进一步改善人们明天的生活做好准备。他判断，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客观限度，而劳动者的货币收入又很难压缩的条件下，要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就不能不触动现有的物价水平。与此同时，他还论证了另一个主题，即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事实上一直存在着货币供给数量过多的矛盾。必须面对这一事实，承认这一事实。从这点出发，他指出，必须进行的价格改革是在种种困难中进行的，因此在确定改革实施步骤时须谨慎从事。 关注研究物价并旗帜鲜明地表明态度的同时，黄达已经开始了另一项重要工作：主编《社会主义财政金融问题》一书。该书是黄达和陈共、侯梦蟾、周升业、韩英杰等合作编写的具有教材性质的专著，不但首次建立了一个把货币、资金(企业财务)、财政、金融连结为一体的学科体系，从经济生活货币层面的宏观均衡(综合平衡)论证了对这些范畴进行综合研究和教学的必要性，并对我国财政领域、信贷领域中种种理论问题和现实政策作了较全面的阐述。《社会主义财政金融问题》共分五篇：货币篇，资金篇、财政篇、金融篇、综合平衡篇。从不同的侧面，又从各个侧面相互间的联系中探寻整体的运动规律，这是从国民经济总体入手来研究财政信贷问题的一个重要突破。 值得一提的是，尚还处于“物价”争论中的黄达，还专门在该书设立了“货币与价格”的章节，进一步系统深入地阐述了自己的物价思想，分析了货币流通稳定与物价稳定的联系与区别。这也是本书与同类教材相比的一大特色所在。作为中国第一部将财政学与货币银行学统一起来的教材，《社会主义财政金融问题》影响了20世纪80年代好几届相关专业的大学生、研究生。并先后于1987年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和政策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1988年获得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奖；1989年获得中国财政学会全国优秀理论研究成果荣誉奖。 《社会主义财政金融问题》出版后，黄达又接连发表了许多篇论文，对财政金融领域中的许多理论问题作了新的探讨，而该书的最后一章即“综合平衡问题”则成为他在1981年以后的主要研究对象。 从1981年开始，黄达先后发表多篇有关综合平衡问题的文章：如《综合平衡和货币流通》，《什么是信用膨胀、它是怎样引起的》(与周升业同志合作)，《财政收支与信贷收支相互配合中的接合部问题》(与韩英杰同志合作，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理论文章一等奖)、《中国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和通货物价控制问题》等。其中，后者还荣获了孙冶方经济科学的1984年度论文奖。 1983年，黄达结合有关综合平衡问题的研究论述，编写了《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导论》一书。该书集他多年从事中国货币金融问题研究之大成于一体，建立起了一个完整的财政信贷综合平衡理论体系。更重要的是，这本书处处从中国现实经济出发，对货币信用理论界许多习以为常的概念和观点提出了质疑。如：现金发行是不是信贷差额的结果？是不是只要坚持物资保证的信贷原则就可以确保流通中的货币都符合客观经济需要？是不是财政出现赤字就一定会导致通货膨胀？是不是只要财政平衡了，整个国民经济平衡就得以实现？如此等等。这本书的基本观点如下： 第一，财政信贷综合平衡问题最终归结为货币流通问题，财政信贷综合平衡的对象是由各种货币收支所构成的货币流通整体。这个整体在与其周围环境相互作用中表现出来的矛盾，就是商品供求矛盾，是货币必要量与投放量对比的矛盾。综合平衡的中心任务是处理供求是否协调、货币投放量与客观需要量是否相符的问题，从货币流通入手分析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则是从总量上解决这一问题的钥匙。在此之前，讨论市场供求往往被扣上“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帽子，被视为禁区。但黄达却再次“违章”，从理论上把货币流通问题和市场供求问题结合起来，而且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论证了货币流通与市场供求的必然联系，指出了保证市场供求的基本平衡是财政信贷综合平衡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货币流通，市场供求，价格水平则是互相密切联系，并且不可分割的经济范畴。 第二，信用膨胀是指贷款所投放的货币超过流通中客观需要的经济过程，它的出现并非孤立地取决于哪一种贷款(如财政的透支)，而是取决于各种贷款的总规模。因为现代经济生活中的货币都是信用货币，都是通过信贷渠道投入流通的，所以贷款是控制流通中货币量的总闸口。从经济内容上讲，银行信贷是有其客观限度的，这个限度就是流通中的货币必要量。从技术过程讲，银行信贷又有可以无限扩大放款的能力。不认识这一点，就不能解释信用膨胀、通货膨胀等经济现象，也不能提出相应的切实有效的政策方案。 第三，货币投放量与货币必要量之间的关系是颇为复杂的。一方面，通过贷款投放出去的货币中，总有一部分由于各种原因变成不动的。对于这部分货币，黄达将其称为潜在货币。另一方面，即使物资保证原则得以贯彻实施，商品供应总量之中也必然有一部分不能成为现实的商品供给。因此，货币投放量与货币必要量、或市场供给与需要之间的关系就不可能不考虑到上述两个因素。基于这个观点，黄达把货币供应总量Ms区分为潜在货币，即面对流通而暂不流通的货币Msp和现实流通的货币Msc；把被他称为货币容纳量的Md区分为可转化为潜在货币的部分Mdp和货币必要量Mdc。对货币供求总量的这种区分明确了从量上分析货币流通的内在规律： Ms=Md，并不等于Msc=Mdc。同时，他还指出，随着经济的发展，潜在货币呈现出一种递增的趋势，而潜在货币越多，银行扩大各种长期贷款的能力也越大。这些概念，不但是黄达在中国货币金融理论方面的独特创见和卓越见识，也成为他研究财政信贷综合平衡等种种复杂问题的一个有利工具。 第四，基于上述分析，黄达提出，发放短期贷款时即便坚持物资保证原则，也不一定有稳定的货币流通。因为货币方面必然有一部分形成潜在的货币，商品方面也必然有一部分不能形成现实的商品供应，而二者的决定因素不一样。因此，短期信贷并不存在自求平衡的规律。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黄达在不同时间的变化是比较大的。譬如在1963年发表的《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货币和货币流通》中，他就认为，只要坚持计划性，物资保证性和偿还性三个信贷原则，就可以实现货币流通的稳定，而在这里他却对上述结论提出质疑。这既是他学术思想的又一点突破。也可以说是他严谨治学、与时俱进、有错必纠的体现。 第五，黄达在这本书中对长期贷款问题提出了新观点，认为所有的长期贷款，就其自身来讲，都意味着是没有物资保证的过多的货币投入流通。而长期贷款的收回则是过多的货币的退出流通。各种长期信贷必须与短期信贷相互配合，统筹考虑。基于以上分析，他提出了信贷收支总平衡的理论模型：L2(1-r2) = L1(r1-i)。其中：L为贷款；r是贷款提出的货币中转化为潜在货币的比例；i为短期信贷所面对的物资中不能形成现实商品供应的比例(即短期信贷所对应的物资中不能形成现实商品供应的比例)。下标1为短期信贷，下标2为长期信贷。公式的左边代表可能贷款的长期贷款总量，公式的右边为银行可用于贷放各种长期性贷款的资金来源。这一理论模型把短期信贷与长期信贷，资金来源与资金运用，货币购买力与商品可供量，银行信贷与财政透支等种种问题纳入一个统一的整体，从整体上把握了各个因素之间的数量关系，是中国信贷理论中的又一创见。 第六，黄达认为，财政收支与信贷收支间存在许多相互转化的渠道，因而经济生活中所要求的平衡只能是财政收支和信贷收支作为一个整体的平衡；单纯追求财政收支的平衡不等于总体平衡。若以总体平衡为目的，则各部门可以平衡，也可以不平衡——只要这些不平衡恰能彼此弥合；但若为维持一个部门自己的平衡而引起其他部门的不平衡，从而总体不平衡，则个别部门的平衡没有意义。 黄达的这部著作之所以被公认为是建立了一个理论体系，不仅在于其内容的缜密逻辑和“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得出结论”的整体性结构，还在于其分析方法的始终如一。这也是黄达日后被公认为一代泰斗和宗师的核心原因。他总是善于把具体问题放到有机联系的整体中去研究考察，而且不让研究脱离实际，不让整体脱离于个体。在这里，他不是在就货币论货币，就信贷论信贷，而是从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出发，从各个经济因素的相互联系中把握货币信用的规律性；他善于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抽象出简单的理论模型，再将这一模型在分析中一步步推向经济现实。作为立足于中国现实的中国财政金融理论体系的创立者，他既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又不生硬地解释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既充分消化吸收西方理论中的某些合理因素，使之纳入自己的思想体系，又不是原样照搬。这样的论证方式反映出他企图通过抽象思辨和逻辑推演来表达自己观点的努力，但同时他的任何抽象论证又总是在紧密贴近中国货币金融的历史和现状。 《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导论》获得两项大奖——1986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1995年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并至今在中国货币金融思想史上占据着指导性位置。 一个有趣的事情是，因为书中的分析模式与西方的IS—LM模型有相似之处，一位香港人士看了黄达的《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导论》后，误以为他曾留学英美专门深造金融学。黄达笑着对他说，我哪也没去过，学的东西是从苏联传过来的，但也没去过苏联。对方不解地问到：您写的这本书好像用的就是西方经济学理论呀，他却说，“我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 “只要存在着同样的经济活动，并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认真思考，就能得出大致相同的结论。”黄达继而解释说。事实上，黄达是在这里谦虚了，虽然他的确哪里也没有去过，但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他却一直走在前列。 很多读者可能会好奇，以黄达的经历，要研究西方经济学谈何容易，首先，英语就是一个难过的大关。但这难不住黄达，他的博士生弟子之一，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陈雨露就曾回忆说：“英文版的凯恩斯著作《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语言晦涩难懂,鲜有人能通读该书原文,查阅人大图书馆的英文版《通论》,扉页上插着一张发黄的借书记录,寥落的几个姓名里赫然有着黄达的签名。”陈雨露说，“先生没有留过洋,早年学习俄文,英文全靠自学。先生说,‘时代背景不同,每个人自己的条件不同,但科学之路总会被有志者走出来的’。如此境界,足令晚辈钦佩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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