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纪鹏：不是经济学家但绝对是专家(2)

　　“老树发新枝”是一个创造

　　在众多为企业设计改制的方案中，玉柴的故事最富有戏剧性，所以他被玉柴绑架的故事，就成了刘纪鹏不得不讲的故事。

　　那是1992年4月，刘纪鹏到中国工业经济研修中心讲课，下边听课的企业老总们都是正在迫不及待寻找改革路径的人。玉林柴油机总厂厂长王建明也在其中。当时玉林柴油机总厂还是一家国有大型企业，王建明对刘纪鹏讲课的内容一时很难消化，但他意识到股份制这是个好东西，有可能让企业走出新的发展路子。便想办法让刘纪鹏到玉林去考察企业，并为企业设计一套股份制改革的方案。

　　刘纪鹏用了七天时间在玉林埋头设计出了玉柴的改革方案，创造性地采用了“老树发新芽”的办法，让玉柴成功进行了股份制改造。将玉柴的资产一分为二，成立玉柴集团公司和玉柴股份有限公司。由集团公司以法人身份在原玉柴总厂基础上以募股设立方式成立玉柴股份有限公司，并持有存量资产折成国家股，同时代管从股份公司剥离出来的一些辅业资产和非经营性资产。

　　这样一来，既符合上市的股份公司产权清晰的规范，又解决了原有国有企业的股份由谁代表和管理的问题。最终使玉柴不仅在国内法人股市场成功上市，而且在纽约上市时也得到了国际专家的一致认可。方案通过后，玉柴成为广西首家股份制公司，在全国成功地定向募集企业法人股8000万股，募集股金2.4亿，如数转入玉柴的银行账号。玉柴不仅完成了股份制改造，在国内实现了法人股上市，之后更是在美国成功上市。

　　中国的改革不是在一张白纸上起步，去绘出崭新的蓝图，我们很多的改革都是对于过去成型的制度原则以及构架的创造性改造，这一点正是改革的难度，也是中国不同于其他国家全盘推到重来的关键之处。

　　他把中国特色的这种企业改革称为“老树发新芽”，讲到了问题的关键。嫁接、革新、派生这些方法我们在30年的改革中都一一尝试过。中国大多数企业是由改造才进入股份制，要规范就必然纠缠在人员安置、制度风险以及需要时间等等事情上，为了争夺时间不规范是情理之中的事情。用大批企业改造嫁接股份制本身不能不堪称中国改革初期的创举。

　　勇做中国资本市场探路者

　　刘纪鹏曾对媒体很认真地解读自己：“我是学者和教授型专家，所以不要叫我‘高人或经济学家’，我喜欢咨询这门职业。和各种各样的企业家探讨企业的产权问题和管理问题，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

　　刘纪鹏还是一家咨询公司的董事长，这家公司已经成立了15年，是原中信集团的董事长、后来的国家主席荣毅仁先生亲自签文批准开办的，也是中国最早对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的一家专业咨询公司。成立之时，《人民日报》和《经济日报》等都做了报道。尽管刘纪鹏的志向根本就不在经商，但他为了接触实际，能始终站在改革的前沿，能脚踏实地，理论联系实际，总结中国改革的经验教训著书立说，是他人生的第二步规划，这正是刘纪鹏对“标准”这家咨询公司不离不弃又不做大的真正原因。

　　刘纪鹏对于在一些重大改革问题上多次和一些人争论，甚至和过去的一些老师和朋友“反睦”，感到有些歉意。这倒不是因为他为自己争什么利益，而是一如既往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坚持正确的原则而已。他认为：一个真正的学者必须勇于和善于“为公弃私，为大弃小”。

　　他认为：股份制改革最初在政治上的争执非常大，当时认为股份制就是私有化，国有资产流动就是国有资产流失。中国股份制改革的真正起步是由国家体改委带动，并由央行和体改委分头管，在体制上很不顺。我们认为，应该组建独立的证券监管部门，于是由联办组织，我和李青原、章知方等一起讨论，并由我执笔写了《在深化改革进程中发展和完善证券市场》报告，提出银证分离，组建证监会。该报告发表在《经济日报》(1991年)，被联办同志称为《联办宣言》。这在当时就需要冲破银证不分的体制，但事实证明这一步对中国的股市发展非常关键。

　　我们都知道，当时的改革一是因为国内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一是因为全球化的压力。在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系列改革中，的确留下了很多体制上的硬伤，也给国内留下了像股权分置改革、多层次资本市场、政府监管股市文化等等话题的争论空间。很多次发生在证券市场上的言论之争，几乎都与刘纪鹏有关。例如，在股权分置改革推进的关键时刻，他发表在媒体上的一篇长篇综述，不仅针对当时人们对股权分置改革的种种不解进行解释，而且还对一些偏激的言论给予了回应。他认为，如果真正回头看一看中国股市的18年发展史，就不难解开很多人的心结了。

　　由此看来，刘纪鹏被淹没在这些问题中，成为口水漩涡的中心人物，很大程度是因为他在中国资本市场改革过程中坚持了支持资本市场的渐进改革思路。其实，中国的整个改革过程不就是在试错中不断前行的吗？在这个问题上，董辅礽老先生曾说“有学术之争，无是非之辩。”依此老先生之言可以多给学者以宽容，因为只要坚持改革，我们就需要更多象刘纪鹏这样的探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