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推动改革是更大的贡献

　　本报记者　孙维晨

　　做慈善，谁都会为你叫好，也没有风险。但是我觉得我最大的贡献在于：我们推动了社会改革，所以这也是更大的一种社会效益　　

　　子曰：“五十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句古话在茅于轼(以下简称：茅)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1979年，他创立择优分配理论，这是对微观经济学的权威理解，被称为“微观经济学的中国版本”。那一年他50岁。

　　1993年，年过60的他创立山西龙水头村小额贷款项目，不多的贷款却解决了当地农民的诸多困难。2003年，他又创办了北京富平家政培训学校。74岁的老人事无巨细，总是亲历亲为，为学校的出路不辞辛劳。

　　茅于轼关注民生，关注中国农民，更关注中国的经济改革，这位古稀老人一直站立在中国改革与发展的风口浪尖。即便以“狂妄”著称的经济学家张五常也把这位老大哥排在中国经济学界的“第一位”。

　　如今，这个旗帜鲜明地“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老者，依然活跃在人们的视野中。

　　《财经时报》：您在50岁之后做了几件大事，比如：提出了择优分配的理论、创办富平学校、建立小额贷款项目……您觉得那一方面最有价值和意义？

　　茅：最有意义的应该是我为推动中国改革开放作出了一点儿贡献吧。大家知道我办小额贷款，办富平学校，其实这些项目产生的作用也就集中在一万人或两万人身上。在全国，其真正的作用不大。中国的真正的成功是改革。我觉得，自己做的那些太微小，大家看不到。

　　我上世纪80年代就站在改革的最前面，比如要计划经济还是要市场经济，那个时候要市场经济就是反革命。有人说社会主义就是有计划按比例，必须是计划经济。你怎么能不要计划而要市场经济？那个时候主张市场经济是冒很大风险的。现在大家都接受了。

　　再比如说，要发展民营经济私营经济，这又是一个大风险。国家是公有制为主，当时有很多人反对私有化。而现在是法治化的推进……我觉得我在改革开放中有自己的贡献，但是你看不出来，因为大家都是一分子，而不是我一个人在做。

　　《财经时报》：择优分配理论在现实生活中有哪些意义？对现实有哪些贡献？

　　茅：经济学研究最基本的出发点是微观经济学的研究。这个理论证明了很多的问题，比如说：价格能够最优的分配资源。还可以说，一个物品放在哪里最有效率。

　　比如大家都知道木桶原理，一个木桶能装多少水取决于木桶最短的那块木板。那么按照择优分配理论，木桶的所有木板都应该是一样长的，否则其他的木板再长也是没有用的。

　　择优分配理论是把这种现实中的简单事例变成数学形式，因为有了数学推导就能把前提和条件看的非常清楚。所以择优分配是把经济学最基本的前提说的很透彻，所以就变成微观经济学的基础。

　　《财经时报》：其实扶贫的方式有很多种，您为什么选择做小额贷款？

　　茅：首先，我做小额贷款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帮助穷人。我以前说过这是一个“道义”问题。道义就是同情心，我遇到有困难的人就想帮助他们。我的小额贷款在农村帮助的主要是想进行生产但是没有资金的人。小额贷款可以解决这部分人的困难，但其实农村最大的困难是看病难。

　　当时我想过很多办法，想来想去小额贷款是一个具备可行性的方法，只有这样持续发展的模式才能帮助农民持续解决一些困难。

　　《财经时报》：当时您做小额贷款的项目，为什么会选择在山西？

　　茅：当时我参与“希望工程”的捐款，我捐了200元钱最后被分配到山西。所以就把山西作为最初的实验地点。

　　《财经时报》：我们知道您每周都会写一封信给山西龙水头村基金会的负责人，听说现在信已经写了两麻袋，您通信都讲哪些内容？

　　茅：现在我们都改成电子邮件通信了。这样每个星期的通信就不止一封了。最近我们在商量关于再增加两个小额贷款项目的事。这就要选合适的人，信贷员、会计等等。那边有很多人报名。虽然那里和北京相距很远，但是我想帮助他们选出合适的人选。

　　另外一件事就是我们准备调整小额贷款的存款利息率。我们的小额贷款是吸收存款的，现在央行把存款利息提高了，我们也要跟着提高，这样才能保证小额贷款更很好的发展下去。

　　第三个就是开展教育扶贫的工作。现在新的学年就要开始了，许多相关问题都要调整。

　　《财经时报》：听说龙水头村的路非常难走，您那么大年纪，怎么去实地考察呢？

　　茅：龙水头村在瑞水头镇，属于临县。那里常年缺水，是全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我头一次是1996年去的，今年也去了一次。当时我们坐摩托车上去为村民们创办小额贷款的项目，到了村里不敢喝水也不敢刷牙。因为那里的水太宝贵了。现在政府在交通方便的地方修了新房子。这样小额贷款就又能在搬迁方面给予他们一些帮助，同时贷款还能帮助他们外出打工。

　　《财经时报》：在您看来，小额贷款目前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一个合法的身份。前几天，央行副行长吴晓灵说央行目前正准备将小额贷款公司合法化。您如何看待这一消息？

　　茅：我前段时间去海口开会。是关于小额贷款的国际论坛。我认为现在的小额贷款公司规定是只贷不存。那么它的钱就不是公众的钱而是投资人自己的钱，这种公司不需要银监会来监管。因为银监会监督的对象是吸收存款的。比如上市公司用的钱不是自己的钱是股民的钱，所以需要有人监管。银行所使用的资金是储户的钱也不是自己的。所以我认为小额贷款不需要银监会来管理，只需要工商局就可以了。但现在小额贷款公司由银监会来管理。

　　但是就这条消息的本身来说是对我们的小额贷款有好处的。这就解决了我们最重要的困难——合法化的问题。小额贷款合法了，我们就可以大规模的扩大建设，同时可以合法的接受捐款等等。

　　比如前几年，国家统战部要给我们捐五万元钱。但是我们连收据也开不出来，公章也没有。最后这笔捐款根本无法接受。所以小额贷款就需要一个合法身份，合法化之后我们的一些问题就会随之解决。

　　《财经时报》：听说您的小额贷款项目现在又新增了3个点，目前他们的状况是怎样的？

　　茅：山西永济开设了一个项目点。这个项目已经运行了2年了，我们在里面投入了几百万块钱。经过两年的运行，效果明显。第一年我们借款给他们，后来连本带利都还了。

　　还有一个点是在北京。北京这个点的不同在于它是城市小额贷款。这个项目2007年刚开始，效果目前还看不出来。因为小额贷款不是一个短期项目，而且城市小额贷款很有可能发生借贷人逃款等问题，因为人口是流动的。还有一个点是在甘肃徽县。我们投入了30多万块钱，这个项目是跟甘肃省的扶贫办一起办的。这个项目我们并没有派人去，只是借给他们钱，我们也传授他们很多经验。

　　《财经时报》：从您开办第一个小额贷款到现在，大约有多少人收益？

　　茅：我估计大概有2万人。他们的主要受益在于可以有资金从事生产。刚才我说了农村最大的问题是农民看病难的问题。最开始我们在山西临县开设贷款主要目的是为农民看病，其次是帮助农民子女接受教育，第三才是生产。但这样的模式不能维持小额贷款的发展。因为看病的钱很难还，所以到了2002年我们改变了这个模式，不管是做什么必须能还。这样就把小额贷款变成一个商业化的运作。

　　那么看病问题如何解决呢？我们就在每年发放救济给农民。我们把钱交给当地，然后根据实际情况来发放；但是，救济款的局限在于钱不多，一年不到10000元钱。

　　《财经时报》：这种小额贷款商业化的模式与您扶贫的初衷是不是冲突？

　　茅：首先，我们办小额贷款的目的是扶贫。这个性质与孟加拉的模式是相同的。但是这个项目必须是商业化运作，因为只有商业化运作才能把它推广出去。只有商业化的运作才能持续不断的把小额贷款发展下去。但是我们负责管理的人不会从盈利中拿钱，我们不分红，连工资也不拿，甚至还要不断往里面投钱。

　　我希望城里的人都能到农村去办小额贷款，因为可以从中分红，能赚钱。这样农村的金融就会被激活。其实，农民不富裕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资本，而小额贷款却能够为其提供高质量的资金。所以这种以扶贫为目的，使用商业模式的小额贷款项目是可以得到推广的。

　　《财经时报》：小额贷款和富平学校哪个更让您操心？

　　茅：应该说富平学校更操心一些。小额贷款的问题都较好解决，我们在当地都有负责人。但是富平学校就不一样，不断有复杂问题出来，很多想象不到的问题都会发生。所以花费的时间和精力都比小额贷款多。

　　比如，一些地方送来了有传染病的学员，一些地方承诺的钱不能到位。还有些农民把到富平当成来北京旅游一次的机会，旅游完很快就跑回去了。这种情况总是会有的。我们只能加强管理，尽管流失率不到20%，但是学员流失会给学校造成很大的问题，所以很操心。

　　《财经时报》：富平是扶贫的谐音，您为什么认为开办这样的学校会让农村摆脱贫困？

　　茅：2001年冬天，在从山西龙水头回北京的路上，我的助手说要解决农民贫困问题还是要让农民进城来。在路上我们就开始商量办法。我们认为让农村的孩子进城从事家政等工作是可行的办法。所以还没有到北京我们就开始沿途做调查研究，通过了解太原家政服务业的状况等，我们认为这是一条出路。于是回到北京，我们又和几家家政服务公司合作，投入30多万块钱。2002年3月份，富平家政培训学校就开始办学了。

　　《财经时报》：2002年3月16日，第一批学员早晨6点到达北京站，您当时已经74岁高龄，为什么还亲自去接站？

　　茅：我担心学校的人不负责任。那些孩子都是第一次出门，到了北京找不到人找不到地方怎么办？这可能变成一个大麻烦。于是我早上6点多就去了火车站，到了一看原来学校的人已经在接站，还举着牌子，那时我就放心了。但是那些孩子都不认识我，不知道我是谁。

　　《财经时报》：除了小额贷款、富平学校，您还经常著书立说。为什么说这是一种“纠错功能”呢？

　　茅：中国改革的成功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这里面有我们的功劳，在改革未开始时，我们就在冒着风险推动改革前进，这才是我们的贡献。做慈善，谁都会为你叫好，也没有风险。但是以前，我们支持市场经济，那时就是反社会主义；搞民营企业就是反对公有制。这些都是很大的罪名。

　　所以，研究诸多历史经验以及事物背后的经济规律，不仅可以提前避免大部分错误，而且可以使人们做得更好。我觉得我最大的贡献在于此，我们推动了社会改革，所以这也是更大的一种社会效益。

　　《财经时报》：无论是做各种项目还是“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都是体现您关注民生的思想态度。您为什么如此关注民生呢？

　　茅：我觉得和我的经历有关系。我已经活了快80年，我看到过中国人痛苦的过去，也看到改革开放后中国了不起的成果。这样的对比使我更加坚定的认识到改革的重要性。我希望国家的发展不要走曲折的道路。

　　比如，我为什么要替富人说话替穷人办事？我希望社会的改革能平稳的进行下去，大家不要仇富，要明白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性。这样的话改革才能够更加稳定。否则没有人帮助穷人，而出现一大片打倒富人的声音，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改革怎么能平稳进行？

　　同时，家庭的环境也给我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父亲和伯父的教育背景使得家庭教育比较注重平等与自由。这些都是影响我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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