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引进者

　　⊙梁捷

　　梁启超一生起伏不定，思想亦经历了好几次巨大的转折，内容丰富，难以把握。他所生活的时代，虽然不过百余年，但是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还没有成型。从某些角度来看，他正是这些社会科学在中国最早的传播者和缔造者。他在20世纪初的一封信里感慨说，“日本自维新三十年来，广求智识于寰宇，其所译所著有用之书，不下数千种，而尤详于政治学资生学（即理财学，日本谓之经济学），智学（日本谓之哲学），群学（日本谓之社会学）等皆开民智强国基之急务也。”梁启超决意“新民”，即以传播新知为手段。

　　戊戌可以视作梁启超生平的一大关节点。戊戌那年，梁启超26岁，在以后的岁月里，他坚持通过媒体、政治以及课堂，不断地传播和推行现代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思想，影响尤胜早年政治改革。“梁启超的经济思想”之说恐怕并不妥当。他的思想发展正伴随着中国社会科学思想的形成，用“梁启超与经济思想”更加合适。

　　在1898年出国之前，梁启超主要受康有为影响，继承了传统的“经世”思想，与魏源所编《皇朝经世文编》所搜集梳理几百年来的思想一脉相承，有世界主义的理想。他在1897年写过一篇论述《史记·货殖列传》的文章，说道，“西士讲富国学，倡论日益盛，持义日益精，皆合地球万国土地人民物产而以比例公理。盈虚消息之，彼族之富强，洵有由哉。”他早期所写的与“经世”有关的重要文章诸如“《西书提要农学》总序”，“续译《列国岁计政要》”、“《中国工艺商业考》提要”等，固然列举了很多西方材料，但看不出任何接受西方经济学思想的痕迹。

　　根据郑匡民先生的研究，梁启超最初接触西方思想，有三个来源：第一是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第二是参与强学会并一度成为李提摩太的秘书；第三是与对日本所知极深的黄遵宪交往。当时，梁启超先后把经济学用中国传统的理财学、平准学、资生学或者计学来描述，试图在传统中找出相应的内容。他在康有为的书目里看到了阪谷芳郎所译意大利人科莎（Luigi Cossa）的《经济学史讲义》，留下深刻印象，这是他认识西方经济学的起点。

　　戊戌以后，梁启超流落日本，正式学习日文，也开始系统梳理西方的政治经济思想。他的老友严复也在此时译出了全本的亚当·斯密《国富论》，严复当时称之为《原富》。严复有留英背景，也系统研究过英国学者穆勒、斯宾塞乃至于马歇尔的思想，所以对斯密学说的阐发虽然间有自己的偏见，但整体而言仍算得上忠实。

　　梁启超则不然。他虽然开始接触西方经济学，却更多地受国家主义的影响，而不是自由主义。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那篇著名的“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这应该是国人最早系统介绍功利主义的文字。梁却不应就此被认为是“功利主义者”，我们看到他在同一时期还撰写了如《亚里斯多德之政治学说》、《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等名篇。只有把梁的这些努力综合起来看，才能大略摸着他的思想脉络。

　　功利主义的核心是“利己”。梁启超亦谈“利己”，但这必须是“利群”之上的“利己”。梁启超初到日本，就认识了加藤弘之，受到加藤的“强权“思想影响。梁启超认识到，没有强权保证的民族，就会被自然淘汰，这与他之前在严复那里习得的进化思想相互印证，增强了他的国家主义观念。在借鉴西方另一功利主义代表穆勒和加藤弘之思想的基础上，梁启超提出了他自己的功利主义伦理观，要以“爱他心”为基础，把利己与利群相统一起来。

　　梁启超这段时间的一篇长文“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被认为是中国第一篇介绍西方经济思想史的作品。很明显，这部稿子借鉴了英国英格廉(Ingram)著、阿部虎之助译《哲理经济学史》、井上辰九郎述《生计学史》以及前述科莎的《经济学史讲义》，编译痕迹颇重。梁启超的这篇长文有两个特点，其一是以亚当·斯密为经济思想史的中心，这是英美学者的主流看法；其二是以保守主义的国民经济学为当时经济学的最高阶段，这一点是当时日本经济学的热潮，也符合梁启超本身的认识观念。

　　严复与梁启超是20世纪初在中国传播西方思想两位影响最大者，目的都是强国新民，但也大有差别，严复重英国，梁启超偏德国，严复倡导自由，梁启超鼓吹强权，两人熟知多年，思想上倒多有互补之处。随着梁启超政治思想上由世界主义转向国家主义，对经济学说史的认识主要受历史学派著作的影响，他逐渐接受了政治优先、国家至上的德国国民经济学说。于是，他逐渐转向现实经济政策的讨论，对抽象的英国经济学理论再没有什么兴趣了。

　　黄遵宪在给他的一封信里感慨，“公自悔功利之说、破坏之说之足以误国也，乃壹意反而守旧，欲以讲学为救中国不二法门。”可以看作梁启超持国家主义经济思想的一个佐证。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对梁启超的思想是一次巨大的冲击，让他意识到国家主义包涵着极大危险，不能盲目鼓吹。去美国、欧洲考察一番后，更坚定了他的这个判断。梁启超又慢慢地回到中国传统，又从国家主义走向了世界主义，在清华大学低调地教授他的教训。梁启超晚年已很少谈论卢梭、斯密，反倒是对挖掘传统的《墨子》、《荀子》中的包容天下的经济思想颇有兴趣，写了好多文章。梁启超东游西游，花了数十年，又回到了学问的起点，也是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