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伟：现在的学术圈杂家太多 我的偶像是茅于轼

　　文·本刊记者 戴璐/

　　严格说来，钟伟于经济学是半路出家。1986年上大学的他随波逐流地选择了当时很热门的物理学。但是一次偶然，他在图书馆里发现了一本红色的小册子，随意抽出来翻了几下，从此便走上了一条当时难以想象的路。

　　“经济学改变了我的性格”

　　当一篇文章有三个“我认为”，这样的文章就是垃圾。

　　钟伟拿的是哈耶克的著作，他看过后感到很受启发，甚至根据自己的感受动笔写了不少文章。在那个年代，学术圈近乎与世无争，加上经济学刊物稿源比较匮乏，让钟伟很容易就投中稿子。

　　看到自己对经济学大师一鳞半爪的理解，从手写的东西变成了铅字，钟伟的内心很激动，“这对个人学习经济学也是一种很大的鼓励。”

　　大学毕业后，钟伟去无锡的一家工厂工作了一段时间，但他日益感到自己内心潜藏着对经济学的喜爱。于是他跨过了等级阶梯似的研究生教育，通过同等学历直接考上了博士。

　　在与经济学接触多年后，钟伟渐渐发现自己的性格在悄然改变。

　　“经济学会让人变得很谦卑，经济学家很少有天下先知非我莫属之感。”钟伟认为经过经济学训练的人，更关注事情本身，不太会用非常富有人情味的辞藻去煽动人。经济学对人产生如此之大的改变，是因为这个学科的所有观点和结论其实都建立在“假设怎么样，然后才能怎么样”。

　　“如果一个号称经济学家的人动辄就直接说我认为怎样，那不是真正的经济学家。当一篇文章有三个‘我认为’，这样的文章就是垃圾。”钟伟说。

　　在他看来，观点本身是不重要的，一个疯子可能有很多精彩纷呈的观点，但是有什么现实价值吗？重要的是观点的前提是什么，逻辑是否有漏洞，数据是否有缺陷。

　　“我始终是个旁观者”

　　中国的经济学者要生存，就不能太细化，否则研究论文没办法发，讲课没人听。

　　随着交流环境的不断开放，经济学家的观点言论越来越多地被关注，甚至人们热衷于看到经济学家之间、经济学家与商人之间的激烈争论。“你永远不要把任何人看成是天使，学者在现实生活中也有各方面的压力。有怎么样的学术需求就有怎么样的学术供给。”

　　钟伟说，“在上世纪80年代要求经济学家是万金油，只要跟经济学相关，他都能滔滔不绝讲出道理来。现在好了许多，但是在每个专门领域大多数人仍是杂家，而不是专家。”

　　钟伟认为，中国的经济学者要生存，就不能太细化，否则研究论文没办法发，讲课没人听。而学术需求的粗糙导致学术供给的粗糙，成为

　　“我们现在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在25年前讨论的问题是什么？是GDP，是窗口指导，是国民收入的分配怎么形成的这些西方经济学已经非常成熟的东西。”仅凭20年的积累怎么能出现走在世界前列的经济学家呢？更何况今天的经济学发展已经“到了水银泻地的程度，在加速地往前走。”

　　国内已经成名的经济学家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随着学习和吸收的能力削弱，成长速度的放慢，被时代淘汰是迟早的事。但能够清醒认识这一点的人并不多。“我们这一代是很偶然的，谈不上承上启下，也就是过渡吧。”钟伟时刻提醒自己要发现不足。

　　“到现在我仍然觉得我在学术圈是个旁观者，我没有处于舞台中央。”对于学术圈里的是是非非，钟伟并不想参与到那些无谓的混战中去。而在这个充满了浮躁气味的世界里，能保持清醒的心态又何尝不是一种可贵的精神？

　　“我的偶像是茅于轼”

　　在交往中他的言行举止，几乎每次都能让我向后退两步，静下心来仔细思考。

　　和很多经济学家一样，钟伟心中也有着自己的偶像和人生标杆。“在国内，我最佩服的人是茅于轼”。

　　“茅先生的为人和学问可以用高山仰止来形容，你很难看到一个人近于完美，他的社会责任心，他的坚持，他的道德观，全都无可挑剔。”说起自己的偶像茅于轼，桀骜不逊的钟伟则毫不吝惜赞美之词。“很少有一个人的语言有他那样的力量，也很少有一个人的语言能够长久地停留在另一个人的心中。他对经济学界、我周边朋友影响非常大。”

　　钟伟第一次见到茅于轼是在1997年10月的一个学术论坛上，那时他还是个博士生，坐在下面听茅于轼演讲，“开始感到他言语比较温和，但却让人觉得非常坦荡。”

　　随后，钟伟主动去了解茅于轼更多的方面，这也让他获益匪浅。

　　“在历次的交往中，他的言行举止几乎每次都能让我向后退两步，静下心来仔细思考。”茅于轼扶贫基金、保姆学校，还有他的著作都深深影响了钟伟。

　　有一次在内部会议上，茅于轼说“今天讲银行风险管理，我对这个问题一窍不通，所以下面请某某来讲”，对不懂的问题从不装懂，不认为所有问题都能解答，让钟伟赞赏不已。

　　反观现在的学术圈，钟伟觉得杂家太多，经常在外面大放厥词，也给外人造成了很多误解。经济学实际有很细致的分类，经济学人常常集中在很小的一个领域去深究，而不是无所不能地指点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