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姚洋专访：在市场与公正之间

　　文/本刊记者 廖海青

　　在前去拜访姚洋的路上，我不停地提醒司机注意时间，以免延误接下来的会见。但是很不幸，我们的车一次又一次被拥挤的车流堵在了路口。对于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来说，这样的情形实属司空见惯。中国经济在过去十多年的发展，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让城市变得繁华，同时也带来了包括堵车在内的诸多问题。

　　面对堵车，有人开始怀念起鸡犬相闻的时代，有人则欣喜若狂，目之为城市繁荣的标志。对此类问题形成不同的看法是正常的。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进程，缺乏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由于此类问题的不断出现，导致了对经济学知识的强大需求，经济学家的地位因而在一夜之间变得显赫起来。从前他们只会拿交易费用的概念解释猴子为什么会上树，现在则可以轻松游走于各种讲坛会议之间，出入于钓鱼台、玉泉山，动辄以“帝王师”自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经济学家可以类比为原始社会的祭司，每当他们口中念念有词，人们就会为之感到惶恐。

　　因此当我第一次见到姚洋的时候，我略微感到有些意外。这位著名的经济学者低调而谦虚，甚至有一种与他年龄不相称的羞涩。“经济学家应该摒弃与其身份不相称的自信，”姚洋说，“在美国，有几个人知道加里·贝克尔？有几个人知道保罗·萨缪尔森？”

　　经济学之路

　　姚洋走上经济学研究的道路纯属偶然。在他求学的年代，尽管中苏关系的蜜月早已结束，但苏联式的工业化模式仍然在中国发挥着影响。“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观念依旧深入人心。姚洋的父母希望儿子报考西安交通大学，成为一名光荣的工程师，然而年轻的姚洋不喜欢理科，尤其厌恶数学。这一看似无法协调的矛盾最后被姚洋用讨巧的方式解决了：他在

北京大学名目繁多的招生专业中发现并选择了一个有意思的专业：地理经济学。这个专业虽然培养不出工程师，但它的的确确属于理工科。

　　姚的母亲，一位中学教师，对于儿子的这一古怪选择心存疑虑，并就此专门向姚的一位任课老师请教。这位老师知晓姚洋的难处，他告诉姚妈妈说，地理经济学是全世界最有前途的专业。于是姚洋如愿以偿。而事实上，即使在经济学成为头号显学的今天，地理经济学仍然显得有些冷僻。姚洋的同学大多数是被调剂过来的，许多人对于这个专业根本闻所未闻。但是不管么样，姚洋总算摆脱了沦为一名工程师的命运。相比之下，他的夫人则没有这么幸运，在母亲的“威逼”下被迫学了她所不喜欢的工科，不得不终日与冷冰冰的机械原理打交道。

　　姚洋进入北京大学地理系的时间是1983年。那时中国刚从“文革”的噩梦中苏醒不久，整个知识界充满思想解放的空气，各种新思潮在大学校园中流传。姚洋对这一切充满好奇，他拼命的阅读各种书籍，从中获取教益。

　　在北大，姚洋遇到了他生命中一位十分重要的人。那是在1987年，刚从地理系毕业的姚洋听说北大新成立了一个由“台湾人”主持的管理科学中心，怀着一丝好奇，姚洋前去报名了。在北京军区招待所的一间客房里，姚洋见到了传说中的“台湾人”：刚刚完成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博士后工作、带着30箱书回到大陆的林毅夫教授。

　　与林毅夫的初次会面无疑给姚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林老师给我出了一道题，”姚洋回忆说。这是一道关于成本的题目：“假如让你把哈密瓜从新疆运到北京卖，你会选择好的哈密瓜还是坏的哈密瓜？”对于此类经济学常识问题，姚洋当时毫无概念。时至今日，姚洋还会用这道题来启发他的学生。

　　1989年，硕士毕业的姚洋回到西安，进入西安电力制造公司。对于国有企业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并由此导致严重资产流失的现象有着深切体验。中国近年来发生的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浪潮，自然引起了姚洋的注意。姚洋关于中国国有企业改制的研究在学界卓有令名，原因是他的研究是建立在对600多家国有企业调研的基础之上。他用数据证明了改制带来的好处，这是那些改革的批评者们所不能忽视的。

　　在西安电力制造公司工作两年之后，姚洋远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

麦迪逊分校攻读农业与应用经济学博士学位，威斯康星大学悠久的左翼传统给姚洋的学术生命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促使他成为今日国内经济学界少数对社会公正理论怀有浓厚兴趣的经济学家之一。

　　关于社会公正

　　过去的一两年中，中国知识界就改革的方向和前途进行了一场持久而激烈的争论，市场化的进程和不公正的现象成为瞩目的焦点。

　　姚洋对那些动辄以市场化为由漠视社会公正的经济学家感到不满，斥之为“冷酷的经济学家”。“市场化从来不会自动地带来机会均等和社会公正，”他警告说，“离开了社会公正的市场化进程最终会毁掉市场本身。”

　　市场化的崇拜者们经常引用哈耶克的“自发秩序”理论反对在中国强调公正与平等的意义。而在姚洋看来，哈耶克的看法过于极端，也没有可操作性。因为按照“自发秩序”理论，现实中的一切都是合理的，那么这一理论不能反对什么，也不能主张什么。“如果哈耶克的思想很深刻，那说明深刻这个词有问题。”他引用阿玛蒂亚·森的话说。

　　对于公正的格外关注使姚洋的身份变得有些模糊。“我对他的乌托邦情结感到震惊，这与我心目中的海龟派经济学家的形象相去甚远。”一位听过姚洋演讲的学生对我说。

　　但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方面，姚洋的见解都要比那些动辄将社会问题泛道德化的学者更深刻，也更具反思性。“他是用科学的方法来验证和解释自己的社会公正理论。”一位熟悉姚洋的学者评价说。

　　姚洋的社会公正理论谨慎地区分了道德与公正，在他看来，社会公正是一个政治性概念而不属于某一道德体系。为了确保这种区分的有效性，他把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冲突转化为对个人基本能力的界定问题。

　　“如果平等仅仅限于基本权利和个人能力领域，而不是无限地扩大到所有领域，那么平等非但不会妨碍效率，而且还会有利于效率的提高，因为个人能力的增强意味着社会人力资源的提高，而后者又提高效率。”姚洋说。

　　因此姚洋呼吁，当今中国应该更注重社会底层的成员，为他们提供可以发展基本能力的自由，如自由迁移、无身份约束等。而对于基本自由以外的其他自由，则可以用功利主义的原则来进行取舍。这样既照顾了公民的基本自由，又保证了对包括子孙后代在内的全体人民的公正。

　　姚洋始终对廉价的道德宣泄保持警惕。在他看来，社会公正是一个值得追求的价值，但如果把社会公正变成一个道德问题，就会走上道德斜坡，即一味追求结果的平等，从而使民众失去对“应得之物”的认知。

　　姚洋反对非此即彼的极端化争论。他认为，反市场者和市场崇拜者的主张看似势不两立，但其出发点却是惊人地相似：他们都要求市场承担它本无法承担的责任。反市场者对市场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拿一个完美的标准要求市场，而市场崇拜者则相反，将市场所造就的秩序奉为社会的既定准则，以市场逻辑代替社会逻辑。这种建立在对现实的误读、误判和有意裁减的基础之上的争论，最后是总变成了毫无意义的口号之争。

　　“走极端是容易做到的，而且可以吸引眼球和听众。但是，一个对社会负责任的知识分子，是不应该以眼球和听众的多寡为导向的，也不应该比试谁的观点更极端。”姚洋说。

　　在姚洋的理想中，知识分子应当作为一个社会的中坚力量而存在，这对于国家的稳定有莫大的裨益。如在美国，既有华伦斯坦这样的左派，也有很右的如弗里德曼，但他们都不是美国的主流。而一些拉美国家，忽左忽右，国家缺乏一个中坚的思想形态，因而总处在震荡之中。

　　农村情结

　　姚洋出生于西安，但他的童年却在江西新干乡下度过。乡村的淳朴和闲适给姚洋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回忆，成为他一生挥之不去的心结。“我是半个农村孩子，”他说，“我对我们老家的那个村子一直在关心，熟悉他们生活状况。这也是我为什么关注社会公正的原因。”

　　“我特别反感农民工一词，工人就是工人。我们的媒体应该带头，不再叫农民工，应该叫新移民。新移民支撑了城市建设和工业化的大厦。”姚洋说。

　　姚洋对农村的现状充满关切。“农村生活不浪漫。”他不无遗憾地说，“我从小在农村长大，现在在农村住一晚上都感到困难。”

　　在姚洋的视野中，尽管家乡也发生了一些好的变化，但是与变化一同到来的是环境恶化。“以前农村多的是生物垃圾，现在则多了许多白色垃圾。农村生活条件的改善缓慢，一些地方现在依旧没有厕所。”

　　中国在过去实行的农村改革，在打破公社制度，激发亿万农民劳动积极性的同时，也使中国出现了数以百万计的小规模、低效率的农业生产者——全国约有2亿农户，平均耕地只有1.4亩。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沿海城市居民收入飞速增长的同时，农民收入增速要缓慢得多，部分原因在于中国农业生产的人均产出较低。而当一些人试图将土地资源加以整合以推进农业产业化的时候，他们遇到了一个阻碍：这些土地是不能出售的。

　　一些专家因此断言，惟有将农村土地产权明确化，才是解决一切农村问题的根本。对于此类观点，姚洋表示无法认同。“这是饮鸩止渴的做法，”他说，“中国历史表明，土地买卖最活跃的时期是发生自然灾害或战乱的时候，此时，一部分农民失去了生计，不得不出卖土地以渡难关。因此，土地兼并是以下层农户的破产为代价的。”

　　在这里姚洋似乎偏离了传统经济学的道路。传统经济学曾假定，人类是理性、有远见和自私的动物，但在姚洋看来，人类的理性毕竟有限，远非一台精确的计算机。在极端的的情况下，人们往往会仓促做出决定，犯下可预知的错误。由天灾人祸而导致土地市场的买卖对于农民来说是将双重的打击。

　　姚洋通过调查发现，土地产权的稳定性对农民投资有影响，但是对产量的影响并不大。发展中国家市场的不完善使得农场的规模越小亩产量反而越高。

　　姚洋认为，尽管现在土地的收入功能有限，但至少可以解决贫困问题。土地分配制度的不合理不但会加大两极分化，也会对教育产生深刻影响。在他看来，要保护农民的权利，仅仅把产权问题明确并不够，最重要的是如何加强农民集体谈判能力的问题。“如果农民组建更多的合作组织，可能会获得另一个层面上的保护，因为这可以使他们集体和买家谈判，组织更大规模的生产。”姚洋说。

　　谦和与原则

　　生活中的姚洋是个热爱运动的人，他会在晚上带着学生去打保龄球，像小孩一样为全中而欢呼。“他跑前跑后，买水付账，伺候我们这群大爷学生。”他的一个学生描述说。但是姚洋的原则也很明确，保龄球场或者篮球场上的交情，换不来对论文要求的放松。

　　姚洋是学术刊物《经济学季刊》的主编，短短几年间，这个刊物已经成长为中国最好的经济学刊物之一。作为主编，姚洋面临的直接问题就是“关系稿”和成名人物的投稿。姚洋的原则性在这里再一次凸显出来。他非常严格地坚持匿名审稿，不管投稿人有多么的熟悉或有名。曾有一位泰斗级的华人经济学家给《经济学季刊》投了一篇文章，这位泰斗傲慢到论文的体例都不符合学术规范。姚洋先是恭恭敬敬地写了一封信，建议对方将文章改一下，改到符合规范，这样才可以审稿。在遭到拒绝后，姚洋就毫不犹豫地直接拒稿。

　　“姚老师的风格是谦和归谦和，原则归原则。”他的学生这样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