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眼中的吴敬琏：他只是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学者

　　郭晋晖

　　就像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一样，危机感总是伴随着使命感。吴敬琏对女儿坦言，对于生老病死还看得不是很开，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尚有事没有做到，中国经济改革就是一件，如果做不成他将不甘心

　　很少有人知道，经济学家吴敬琏退休之后梦想的生活是什么。那将是一种远离经济学研究的生活——拥有自己的木工车间，边听着莫扎特的音乐边做木制家具。

　　30年多前的吴敬琏，不仅仅会做木工，而且还会做木工工具。当年从干校回北京的时候，他带回了一套亲手制作的硬木长、中、短刨子。他对女儿说，会做木匠工具的木匠是最高等的木匠。

　　然而，今年77岁的吴敬琏仍未思养老，每天工作14小时，写文章、作讲演、给学生上课，对自己的知识更新也一刻不懈怠。他的勤恳让比他年轻一半的人看着都头晕。

　　吴敬琏的长女吴晓莲在所著新书《我和爸爸吴敬琏》中透露，吴敬琏爱好非常广泛，对集邮、集古钱币、音乐、历史、文学、做木工活、电脑和其他电子产品都很有研究，而且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电子发烧友，他完全可以成为这些方面的专家，但他放不下他的经济学。

　　书中这样写道，使命感和危机感使他不能放松，犹如舞蹈者永远也脱不下来的红舞鞋。即使在他自己期望放松的时候，那双鞋也会缠绑在他脚上，鞭策着他，一直认真地舞下去。

　　“公众可能认为我的父亲距离决策层很近，但我不觉得他自己是这么认为的，他只是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学者，向决策者提出尽可能正确的建议，至于被不被采纳，那是另外一回事。”吴晓莲7日晚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如此表示。

　　极端“入世”构成了“出世”

　　在吴晓莲看来，吴敬琏性格中最大的三个特点是：求知欲强，认真和执着，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他活得很纯粹，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他所钟爱的经济学上，以至于对人情世故都不甚在意。

　　吴敬琏坚持市场的取向，在理论界、学术研究界、青年学生中都有非常广泛的影响。吴敬琏所在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要职能是给决策者提供咨询意见。他要经常与决策者们见面，在决策者们面前说话，也可能在他们面前与持有不同意见者争论，有时持有不同意见者就是决策者本人。他的意见或者被欣赏或者遭批驳，都有可能让他出名；而后者可能让他“倒霉”。

　　1990年，吴敬琏被冠以“吴市场”这一名称，起因是在一次经济问题座谈会上，吴敬琏支持 “市场取向派”经济学家薛暮桥，与另外几位主张“计划取向”的政治家和理论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吴敬琏 “引经据典”，为市场经济辩护。他因此被一些人叫做“吴市场”，在当时的情况下可能并不是对他的褒奖。

　　后来的十几年，吴敬琏不断完善市场经济理论，最终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他坚定地认为中国走这条道路是正确的，即使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或者遭人误解或批判。

　　不退缩并不代表吴敬琏的心中没有矛盾。在与吴晓莲的谈话中，吴敬琏也逐渐意识到人能做的事情是很少的。“这是他心中一个时隐时现的小矛盾，但还不够大，很多时候他会忽略这一点，继续前行。”吴晓莲说，无论是他知天命而行，还是知天命而不认命，吴敬琏极端“入世”已经构成了“出世”，使他更接近纯粹。这种纯粹也使他对于压力有了更强的承受能力，社会舆论对他的误解和争议，很多时候他是不以为意的。

　　自评功过

　　吴敬琏曾经与女儿进行过一次长谈，在这次长谈中，吴敬琏评价了自己对于中国改革的贡献以及他对自己的定位。

　　顾准是吴敬琏一生中为数不多的令他理智上敬佩、感情上爱戴和精神上向往的人。顾准当年和吴敬琏谈起中国学术界对实用的偏爱和对理论的轻视，这对吴敬琏未来学术的发展有指导意义。

　　吴敬琏认为，顾准是中国最早主张市场经济的。顾准当时启发吴敬琏，只有先系统地学习世界文化和历史，才能够反过头来弄清中国到底是怎么回事。

　　从1973年到1976年间，吴敬琏不光自学英文和西方历史，对中国历史也进行了系统的学习和复习，从中国通史《纲鉴易知录》、《资治通鉴》开始读起。吴敬琏整天在屋里精神抖擞、埋头苦干，出了屋就精神恍惚，邻居们给他起了外号叫“老蔫儿”，也有人叫他“吴老蔫儿”。

　　1983年，吴敬琏在耶鲁大学当访问学者，用一年半的时间，静心埋头学习现代经济理论。吴敬琏抱着“把事情搞清楚”的态度，而不是揣着实用的野心。学习结束回国，当现实的命题呈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把脑袋里面的大框架和小细节都拿出来应用，居然发现用着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直到晚年，吴敬琏评价自己的学术成就时，仍然觉得经济学理论是他的欠缺之处。

　　虽然有学者和朋友认为，吴敬琏对于中国经济改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他自己则更多地将之归结为机遇。

　　就像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一样，危机感总是伴随着使命感。吴敬琏对女儿坦言，对于生老病死还看得不是很开，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尚有事没有做到，中国经济改革就是一件，如果做不成他将不甘心。

　　这个老人有点“迂”

　　为了呈现一个更加立体化的吴敬琏，吴晓莲采访了数位吴敬琏的朋友，包括同龄的同事、年轻的同事、企业家朋友、助手，以及学生等。在这个“群观”的过程中，众人对于吴敬琏的人品、、治学态度以及学术成就都给予了高度评价，唯独对他的个性评价不一——因为吴敬琏直言不讳的个性太容易得罪人了，这也给他带来了很多麻烦。

　　作为和吴敬琏相交50多年的好朋友，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黄范章就曾直言不讳地说，吴敬琏的执着是他的优点也是缺点，这也给他带来很多麻烦。黄范章认为，吴敬琏这人不适于浅交，而适于深交。“开始接触的时候不是很容易，但是接触深了之后，发现他是一个有深度的人，正直的、可靠的、信得过的人。当然他也有毛病，他得罪了不少人。他的优点和缺点是结合在一起的，你说他好，他敏锐，对问题一眼看到底，而且表达得很直率；你说他不好，他尖刻、伤人。”

　　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则认为，在我们这个需要理想主义，需要有人负责的时代，吴敬琏无疑是这个方面的道德楷模，但他的缺点是没有太多的幽默感，不能开玩笑，一开玩笑他就急了。

　　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高级专家张春霖是吴敬琏的第一个博士生，他给吴晓莲讲的一个小故事很能反映吴敬琏的性格。张春霖有一年过年回家，返京之后探望吴敬琏，吴敬琏一张口就问当地的经济发展如何，有没有什么变化，压根就想不到要嘘寒问暖地关心学生本人的情况。“他就是这样的人，在人情世故方面很不擅长，对于人际关系也不太在意。”吴晓莲说。

　　跟随吴敬琏多年的助手柳红认为，吴敬琏这个人其实有点“迂”：比如，他和其他经济学家一起被国家高层领导人请去谈经济形势，他会用很长时间去阐述他的看法，没想到别人也很珍惜在那样的场合讲话的机会。吴敬琏这样做就让人家不高兴。但是，其实吴敬琏也不是要在领导面前怎么样，他就是“迂”，他认定的那点事，就是要跟你一直讲。

　　“有一次我们去浙江考察，我看到大家在途中都睡觉，只有他一个人不睡，他干嘛呢，他跟他同座位的某个老省长的小秘书认真地讲国有企业改革，途中有几个小时他就讲了几个小时。他可能在他认为某个重要的问题上就这么讲开了，但是，他就会被别人或是误解，或是嫉妒，或引起别人的不高兴。”柳红坦率地说。

　　“学而优”但“不谋仕”

　　性格中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吴敬琏没有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吴敬琏有几种不同的名片，但最经常递给别人的是印着教授身份的一张。就像吴晓莲所言，吴敬琏并不适合做官，虽然有不少工作职位，但最让他感到自在的，还是教授这个位置。

　　吴晓莲认为，吴敬琏“学而优”却“不谋仕”的个人动机，主要有两个：一是知识分子的清高；二是知难而退。这个难就难在他不懂得“委曲求全”。这种坚持原则和直言不讳到了不惜代价的地步，很多程度是来自遗传。

　　吴敬琏的母亲邓季惺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传奇女性，她和吴敬琏的生父吴竹似以及继父陈铭德一起创办了《新民报》，当时她还在司法部供职，由于《新民报》上刊登了对司法部不利的报道，她受到了部长批评，毅然辞职。

　　解放之后，邓季惺曾担任多届全国政协委员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吴敬琏也和她一样。这对母子对于这份工作的责任感和认真的作风如出一辙。邓季惺以88岁的高龄去世，但临去世前一周她仍然在给北京政协提建议。“她也都不管自己是不是年龄大了，别人会不会听她的，就是这么执着去做自己认为该做的事。”吴晓莲感慨。

　　“和我奶奶那种撞到南墙也不懂回头的性格相比，我爸爸已经有所改善了。他有时候也会认为个人的力量是微小的，但好像一转眼就把这种想法抛之脑后，然后又开始不眠不休的工作去了。”

　　虽然家人曾经多次规劝吴敬琏，发表言论别太直言不讳，防止“祸从口出”，但没有什么效果。

　　吴敬琏的这种个性，让全家都为他捏着一把汗，尤其是每年开“两会”要面对众多媒体的时候。吴敬琏的责任感有一点抽象——要对事实和真理负责。所以，如果他认为不对的，他就必须说“你错了”；如果另一种做法是对的，他就必须说“应该这样做”。不管别人喜不喜欢听，他都一样要说。他是原则高于人，不太近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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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的缺点是不够用功”

　　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在中国社科院读研究生的时候，我爸爸是他的硕士和博士两次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他曾经对我说：“没有吴敬琏，中国的经济改革也肯定会进行、会成功，但是有了吴敬琏，还是有所区别的。不管这个区别是大还是小，他加快了改革的进程。所以在‘市场’和‘计划’争论最激烈的时候，大众给他封了‘吴市场’的称号。因为他坚持市场的取向，在理论界、学术研究界、青年学生中都有非常广泛的影响，对我们改革目标模式的确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父女问答

　　吴晓莲：心平气和地讲，您如何评价自己在中国经济改革、经济发展中的贡献？

　　吴敬琏：我会说，在各种人里面，我们比较正确。而要说我们真去做了什么事，恐怕难说，因为那完全是某种机遇。

　　吴晓莲：您不认为中国在经济改革方面的成绩有你的贡献？

　　吴敬琏：当然有贡献。但我只能说，在经济学家里面我犯的错误最少。但是作决定的主要是政治家，不是经济学家。

　　吴晓莲：说说你对自己的评价。您至少不觉得自己虚度了人生吧？

　　吴敬琏：那没有。我觉得像我这样的教育背景和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可能已经做到拔尖了。但是，要是说到经济学理论，我没有办法跟那些经过严格理论训练的人比。

　　吴晓莲：比如？

　　吴敬琏：比如钱颖一、许成钢、陈志武、白重恩，还有另外一些。李山也不错，但他现在不搞理论了。

　　吴晓莲：您怎么就知道他们在理论上比你行呢？

　　吴敬琏：因为他们常常能用现代经济学的源流来把事情说得很清楚。

　　吴晓莲：您对于生老病死怎么看？怕不怕？

　　吴敬琏：好像是的。好像还看得不是很开。

　　吴晓莲：还是解不开对这个世界的留恋？

　　吴敬琏：对于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做到的事就觉得不甘心。

　　吴晓莲：您还有什么没做到的呢？

　　吴敬琏：也不知道。

　　吴晓莲：这么说吧，如果有这么一件事，您此生不能做就会不甘心，那是什么？

　　吴敬琏：就是眼前这点事。

　　吴晓莲：您一生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吴敬琏：说不上来。

　　吴晓莲：“吴市场”算不算？

　　吴敬琏：那个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大概是有帮助的。

　　吴晓莲：您一生中最不成功的事是什么？

　　吴敬琏：那要分阶段。改革前做的事没有一件是成功的。

　　吴晓莲：您一生里做过的最令你歉疚的事是什么？

　　吴敬琏：批孙冶方是我做的最错的一件事。还有，奶奶爷爷被错划“右派”时，我也写过揭发。当时在经济所的批判会上，动不动就挨一顿批，那自己就赶快洗刷，说我也参加批判。

　　吴晓莲：您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吴敬琏：认真。

　　吴晓莲：您最大的缺点是什么？

　　吴敬琏：那就多了。比如，我不够用功。

　　吴晓莲：您认为自己还不够用功？！您现在除了工作，还干什么呢？

　　吴敬琏：我兴趣太广泛，比如有时候就爱看看闲书。还有我睡觉也睡得比较多。

　　吴晓莲：你对中国的改革前景怎么看？

　　吴敬琏：我一方面持谨慎的乐观态度；另一方面又常常有危机感。可能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都这样——危机感伴随着使命感。

　　(节选自《我和爸爸吴敬琏》吴晓莲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