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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以来，一个崭新的字眼“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频频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引起了广泛关注。特别是十六届五中全会公报中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十一五”规划建议中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后，人们的目光似乎又一次聚焦在了农村。
实际上，世界上许多国家在工业化有了一定发展之后都采取了工业支持农业，城市
支持农村的发展战略。特别是韩国的新村运动，取得了很好的预期效果，成为不少国家学习和借鉴的典范。上世纪60年代，在重点扶持产业发展和扩大出口政策的作用下，韩国工业获得了快速发展。然而，在其整体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的同时却引发了城乡之间发展严重失衡、城乡收入差距越拉越大等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在这种社会背景下，韩国搞起了新村运动。通过韩国政府长期不懈的努力，在最近30多年的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实现了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的同步提高，这为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经济长足发展创造了条件。
从我国来看，目前城乡发展、区域发展失衡的程度可能更为严峻。特别是我国当前正处于人均GDP由1000美元向3000美元跨越的关键时期，国际经验表明，这一时期既是经济发展的黄金期，也是社会矛盾集中涌现的凸显期，各种社会矛盾处理好了，就会迅速跻身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矛盾化解不了，就有可能走上拉美国家经济停滞、社会动荡的老路。
由此可见，新农村建设重大战略性举措的实施正当其时，关系经济发展全局。具体看，新农村建设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契机。“三农”问题归根结底是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现代化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核心又是农民增收问题。
新农村建设为农民增加货币化收入提供了机会。在新农村建设中，如果国家的投资、农民的投资在建设新农村的同时能够尽可能多的留在农村，成为乡镇企业的收入，成为农民工的工资性收入，那么农村、农民的资本积累就有了实现的途径，农村的发展、农民的致富就有了基础。
目前，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处理采用新技术、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扩大就业之间的关系问题。城镇就业的最大压力不是来自有一定知识和技能的城镇人口和高校毕业生，而是更多地来自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这个时候在全国范围进行新农村建设，无疑会吸引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自愿留在农村参与新村建设，从而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非农化或多元化创造了条件，这也就极大地缓解了城镇就业压力，使新型工业化不会因就业压力问题而重新走到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益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老路上去。
1971年，韩国新村运动刚开始时，全国80%以上的农舍都是茅草屋，为改善农村居住环境，政府采取了“政府出大头、地方出中头、农民出小头”的建房政策，事后据官方不完全估计，政府850万美元的项目总投资大约导致了2500万美元的社会产出，即最终产出是初始投入的近3倍。如果我国的新农村建设能够走上“政府投资加农村居民投资带动GDP增长，从而带动城乡居民收入和国家税收收入增加，进而带动政府和农村居民投资进一步增加，又引发GDP进一步增长”的良性循环，那么新农村建设将对整个经济增长产生循环拉动效应。
李飞(中国社科院经济学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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