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陕甘宁金融的“红色掌柜”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研究员 熊亮华

　　1943年，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顶住日寇在“百团大战”后的疯狂反扑，渡过了最困难的两年后，形势开始好转。然而，中共中央所在的陕甘宁边区，却发生了严重的金融波动，边币发行失控，币值大跌，物价猛涨，党内外议论纷纷，意见很大。

　　陈云就是在这个时候，执掌陕甘宁边区的财经工作，在扭转财政金融的困局中崭露头角。

　　“偷梁换柱”整理边币

　　陈云1905年生于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4岁时就成了孤儿，由舅父抚养大。因为家境贫寒，1919年高小毕业后无力升学，经老师帮助，进入商务印书馆当学徒。大革命中他参加工人运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他在江、浙、沪地区从事工农运动，1930年进入中央，1934年1月在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政治局常委，1937年底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

　　1944年3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任命陈云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主持日常工作，统管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财政经济。

　　陈云长期从事工人运动，主持过中央特科，搞过组织工作，但从没有搞过财经工作，他自认“做生意我是一个外行”。此际走上财经工作领导岗位，有当时特殊的情况。

　　陕北地处黄土高原，地瘠民贫，缺乏近代工业，经济十分落后。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这里成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大批党政军人口集中在这里，财政供应是一个难以解决的极大负担。1940年3月，蒋介石下达严密封锁陕甘宁边区的命令，在边区周边构建5道包围封锁线，对边区贸易实行统制，并禁止边区所需的棉花、布匹等输入边区。从8月开始，国民党先是拖欠

八路军经费。1941年1月，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第二次反共高潮开始，国民党不但完全停发八路军经费，还禁止外界捐款汇往边区，完全断绝边区一切外援。1940年到1942年，边区连年遭水、旱、风、雹灾害侵袭，损失惨重。外援断绝，灾荒频仍，边区收入大减。而境外遭灾害和战祸的难民又大量拥入，为保卫边区还从前线调回了一批部队，支出猛增。这样一来，边区财政经济空前困难。

　　为减轻群众负担，边区在实行精兵简政的同时，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种粮种菜，纺纱纺线，乃至经商办实业，实现了大部自给，渡过了难关。

　　渡过了最困难的两年后，1943年，边区工农业生产取得了极大的发展。农业增产细粮16万石，超过计划一倍，不但自给，而且可余粮22万石。棉花产量可满足边区需要量的一半。原来靠输入的皮毛、铁、纸、煤油、燃料、火柴、肥皂等生活必需工业品，能够大部自给或者自给有余。边区经济正逐渐脱离对外依赖而过渡到完全的自力更生。

　　但是，与边区生产兴旺这种景象极不协调的，是财政金融的混乱。1943年1年就出现了好几次大的金融物价波动。1943年5月15日，西北财经办事处决定边区银行由边区财政厅管理，边区银行所属各县办事处撤销，具有商业性质的光华商店交由物资局领导。这一决定，使边区金融、贸易在领导体制上全部隶属于财政，为金融物价大波动埋下了隐患。由于错误地确定边区银行是财政的出纳，片面强调金融支持财政预算，结果财政发行失控。物资局成了供给部，各机关单位，特别是大单位，需要什么东西，就直接找领导批示，东西拿走不给钱，只记笔账；企业管理松懈了，经营出现亏损。

　　1943年6月18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反共军事会议，准备“闪击”延安。为了应付战争，军事费用开支剧增；为了保证冬衣原料供给，又必须及时收购棉花；而财政方面由于边区对外贸易中断，盐及各项土产均不能出境销售，法币(国民党政府发行的货币)来源断绝，财政收入减少。

　　上半年，边区流通货币——边币发行了23137万元，边区金融物价已经开始波动。财政部门掌握了金融、贸易大权后，不是从边区经济全局出发，仅仅为应对一时的困难和危局，下半年边币竟然发行了143663万元，是上半年的7倍还多。边币发行的过快增长，刺激金融物价剧烈波动。通货膨胀，抢购风潮顿起，物价暴涨。

　　党内外对这种状况颇有意见。毛泽东除提议任弼时组织朱德、林伯渠、高岗、贺龙、李富春等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和西北财经办事处的负责人共同研究财政金融问题外，还请陈云主持西北财经办事处工作，出面解决这一棘手问题。

　　陈云过去并没有搞过财经工作，但他有唯实的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为基础，并重视学习善于学习。他仔细研究了毛泽东的著作和文电，认为贯穿在里面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实事求是。怎样弄清实事，做到实事求是，他概括了十五个字：“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并以此为终身的准则。

　　唯实和学习，就是陈云进入新的工作领域的随身法宝。确定他抓财经工作后，他并没有急于发号施令，而是调查研究熟悉情况。1943年12月9日，陈云同毛泽东、林伯渠一起参观了陕甘宁边区第三届生产展览会。随后，就开始接连出席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会议、陕甘宁晋缓联防军司令部后勤供给座谈会、陕甘宁边区政府高级干部会议等一系列会议，专注地了解边区财经工作的情况。他还搞到了两本中国经济年鉴，抓紧时间学习财经知识。

　　1944年3月10日，中央书记处正式发出陈云任职的通知，陈云走马上任了。

　　财政金融出了问题，财经部门自然少不了挨批评，受抱怨，有点抬不起头来。但是，陈云理解他们，依靠他们。3月20日，刚刚上任的陈云，就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会议上为财经办事处的干部说话：当家人要准备受气，但不能因此而改变方针。财经办事处成立后做了很多工作，干部有了很大进步。错误也是有的，因为我们建设国家还没有经验。

　　陈云的话，表示了自己要大刀阔斧改变财经局面的决心，也无疑为处于窘境中的财经干部撑了腰。毕竟，陕甘宁边区这个家，太不好当了。

　　当时，金融物价形势还是很不稳定。为制止通货膨胀、物价暴涨，1944年1月6日，边区银行不得不弃守牌价，让边币随黑市价波动。同时，停止边币发行，推销土产，停发各单位经费3个月，以收缩边币。到3月上旬，边币和法币兑出兑入趋于平衡，银行掌握了足够法币，取得了货币斗争的主动权，开始限制边币兑出，使法币价大幅下跌，最后稳定在9元，物价随之逐步下跌。采取这样强制的行政措施，虽然一时扭转了金融物价形势，但边区经济为此付出巨大代价，有些地方市场上法币代替了边币，市场萧条，生产大受影响。其情形，很有些类似于今天人们所称的经济“休克”，经济形势仍然极不乐观。

　　显然，问题的焦点集中在边币币值的稳定上。边币稳定了，重新占领流通市场，市场才能稳定，边区生产、流通和群众生活、党政军供给才能得到保障。陈云经过几个月的调查研究，摸清了情况，立即下决心整顿金融，重建边币信用。

　　陈云首先确立银行企业性质，使其摆脱财政出纳的地位，以利控制财政发行。

　　1944年三四月间召开的第二次西北局高干会议认为，财政依赖发行边币支持，把银行变成财政的发行机关，不但丧失银行经营业务的独立性，而且也是造成金融物价动荡的主要原因之一，决定将边区银行确定为企业性质，并从组织上加强边区银行本身的领导力量。

　　5月14日，陈云同贺龙致信黄亚光、贾拓夫，通知他们：(一)向银行内库借用边币一万万五千元，用以借给物资局缴财政厅一万万元，付军委后勤部五千万元。(二)以上借款均由物资局负责用边币归还，限定六月十日还一万万元，六月底还五千万元。银行须按期负责收回，收回后仍入内库封存。(三)今后银行增加发行必须经过财经办事处书面批示。

　　这一下，不但是财政部门和军队后勤部门带头有借有还，还把货币发行大权收到财经办事处，加强了货币发行的控制。

　　当时边区银行放款分一般放款与特别放款。一般放款，指银行的固定资金内的放款，主要用于农业和工商业贷款；特别放款指经西北财办批准，由银行发行、库内支付的长期或短期的经济建设或财政性周转，收回时如数归入发行库，其放款和收回，实际是边币的发行和回笼。边币发行的混乱，主要就在于特别放款失控。

　　为了切实控制边币发行，陈云再立规矩。6月9日，陈云同贺龙颁发西北财经办事处《关于陕甘宁边区银行特别放款办法的决定》，规定：特别放款须由借款机关出具正式借据，说明金额、用途、归还日期、利率及付息办法，借款机关不得将借得之款移作别用。特别放款所需资金来源为发行边币，由银行向发行库支款。银行收回放款后须如数归入发行库，并报财经办事处备案。在此过程中，边区银行不得将此款移做别用。

　　财政再不能像过去那样，随便对银行予取予求；即使从银行借款，到期也必须还。这就彻底根治了财政发行无度的弊端，使财经办事处能够根据市场需要控制边币发行量，稳定边币币值。

　　在确立边区银行相对于财政的独立性的同时，陈云还正确处理边币与法币关系，整理边币，使其重占流通市场。

　　虽然边区政府早在1941年就明令禁止法币在边区流通，但法币实际上并没有退出边区，反而一直在同边币争夺边区流通市场。

　　由于边币一度发行过快过猛，信用受到严重损害，银行当时已不得不采取严厉措施紧缩边币。这样虽然有利于控制物价，但事实上等于拱手将市场让给了法币，以短期利益牺牲了长远利益和财经大局。陈云很快意识到这一点。5月4日，陈云同朱德、贾拓夫、黄亚光等人谈稳定金融问题，指出：目前既不提高边币牌价又不发行边币是不行的，这样下去边币流通量会一天天缩小。

　　但是，要想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弄清边币与法币的关系。由于没有弄清边币与法币的关系，边区财经部门在工作中吃了很多苦头。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还批评了“经济学教授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的现象。

　　陈云认真总结了几年来金融工作中的经验教训，经过深入思考和分析，理清了边币与法币的关系，找到了解开边币死结的金钥匙。

　　5月10日，陈云在西北财经办事处第四次会议上，提出了一个他说是“偷梁换柱”的解决办法。

　　陈云考虑到，既要使边币与法币的比价达到一比一，又要使市面金融不停顿。但由于通货膨胀，边币的信用受损，如果发行新票子，政治上会有不良影响。公开允许边币和法币同时流通，由于法币腿长，还会继续出现法币挤压边币的现象。因此他建议：可以考虑由盐业公司发一种流通券，其定价与法币一比一，而与边币一比九，使之在边区内流通，逐渐收回边币，达到预想程度时，再以边币收回盐业流通券。这样既可使边币与法币比价提高到一比一，驱逐法币，又不至于扰乱市面金融。

　　陈云的建议被接受了。5月23日，陈云出席西北财经办事处第五次会议，这次会议决定发行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

　　实践证明了陈云的认识是正确的。由于有足够的法币准备金，并辅以相当数量的重要物资，商业流通券发行后稳定了金融。

　　精明的共产党商人

　　虽然边区生产有了较大发展，但边区经济规模很小，单凭边区经济自身的力量并不能完全做到自给自足。许多重要物资，还是要依赖从国民党统治区的进口。边区的土特产品，也需要到国统区去找市场。因此，稳定边区金融物价的斗争，除了正确处理边币与法币的关系外，另一项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开展贸易斗争，打破封锁。

　　由于边区经济规模与国统区相比处于弱势，要在经济斗争中取得主动权，就对财经部门的领导艺术提出了很高要求。但以往边区对区外贸易管理上掌握得不是太好，吃亏上当的事不少，连年入超，工作显得很被动。

　　陈云上任后，除了继续加强对财经干部的政治教育和政策教育外，还强调干部要精通业务，学会做共产党的商人。在他的领导下，财经部门大大加强了边区对区外贸易的管理，积极扩大外贸范围，主动展开贸易斗争。边区不仅与出入口商人、脚夫建立经济统一战线，还利用国民党内部各种矛盾，进行公开的、秘密的、上层的、下层的多种形式的斗争，建立广泛的经济统一战线，积极主动地向边区周围发展贸易关系，扩大贸易范围，突破封锁。同时，深入调查研究，掌握经济情况，研究各种经济斗争规律，采取各种方式进行机动灵活、针锋相对的贸易斗争，很快结束了被动挨打的局面，取得了贸易斗争的主动权。

　　当时，盐是边区出口的最大宗物资，1944年仅此一项占出口额37.16%；棉花是边区进口的最大宗的物资，1944年棉及棉织品占进口额68.58%。两者对边区物价影响极大。国民党封锁，紧紧抓住这两项物资，对边区展开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在边区运盐多的季节，国民党顽固派利用把持市场的优势，动不动提高盐税、压低盐价、统制运输，限制甚至禁止国统区的盐商到边区贩运食盐，企图压垮边区盐业运销。食盐是边区财经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大部分食盐都要外销到西安等国民党统治地区去。压价太低，对边区经济影响很大。

　　陈云主张要争取主动。这年春天开始，国统区受战事影响，海盐来路受阻。陈云指示边区盐业部门，要趁着国统区缺盐的时候提高盐价。6月24日，他在西北局常委会上说，盐的销售关键在于对国民党区域出口时能否提高盐价，要进行囤盐提价斗争。现在每斤盐卖一万三千元只是保本，将来要提高到一万四千元至一万六千元。

　　国民党顽固派不说自己封锁对边区造成的损害，却立即大肆诬蔑边区政府的食盐涨价行为。为抵制边区盐价上涨，故意不到边区来买盐，而利用手头的存盐供应市场。

　　陈云下令边区盐业公司把盐价提高20%。要囤盐就得有资金，又不能增发太多货币，陈云决定把贸易公司贩卖土产收得，用于囤盐。

　　消息传出去，没几天就有盐商找上门来，要求按原价买边区的盐。但边区盐业部门态度很坚决，怎么说也不同意。盐商们一看没有办法，心里头一核计，即使边区食盐涨了价，贩运出去也比到青海贩盐合算，还是趁早买，省得盐价再涨。

　　不出两个月，盐商们蜂拥而至。边区食盐在提价中实现持续旺销，完全掌握了市场主动权。国民党顽固派在食盐对抗中占不了上风，只得依从边区的食盐价格，这以后对食盐的封锁也不得不放松，一些口岸出现明封锁暗不封锁的局面。

　　10月13日，陈云高兴地向西北局常委会报告了斗争情况，说5个月里共提了9次盐价，在出口上实现了等价交换。以后在盐销政策上，将以国计民生第一，不吃亏第二，不少赚第三。

　　12月3日，陈云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二届第二次会议上作财经问题报告时，又专门就食盐运销斗争，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边区经济的阴谋，回击他们的诬蔑。

　　在食盐反封锁斗争取得胜利之际，棉花收购季节来临了。1944年九十月间，关中新花上市。国民党一面向棉农催收贷款，一面压低价格强迫征购。

　　边区要打破国民党顽固派的棉花封锁，必须想办法争取棉农、棉商。为此，陈云领导财经部门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高价招远客。

　　那时，国民党区域棉花征购价仅每斤1100元。边区以2800元收买，差价高达1700元。棉农和棉商一看边区棉花收购价这么高，想方设法突破封锁，向边区贩运棉花。

　　在边区棉花收购价格高企的吸引下，国统区棉花源源不断流向边区。封锁线上的国民党军，连排长们带着整连整排的士兵去背花，有的一夜就跑3趟。仅两个月时间，边区就争取进口棉花百余万斤，成功地打破了封锁。

　　等国民党顽固派醒过味来，已经迟了，不久后国民党统治区花价上涨4倍多，强迫收购60万担棉花的计划破产了。这样，边区一开始的高价收棉不仅没有吃亏，最后还占了大便宜。由于收到了足够的棉花，当年边区不但能保证自用，还有余力支援其他根据地。第二年抗战胜利后，大批干部由延安出发上前线时，都发了里外全新的棉衣。

　　要当掌柜，不要当出纳

　　由于以发展生产解决财政困难的办法见到了成效，由于农产品和工业品生产的增加，加上贸易、金融管理的改善，经过一年的努力，边区金融和物价基本稳定。在这种好转的形势面前，一些干部难免产生松懈。各单位都伸手向边区政府要物资，而且拿得多，拿得快。

　　陈云十分警惕。1944年11月25日，陈云在西北局座谈会上说：要避免在明年一二月份发生金融波动。在大公与小公的关系问题上，要坚持小公绝对服从大公的原则。财经办事处要有不做“好人”做“恶人”的精神，就是不能让大家随便拿。

　　这年10月和11月间，由于边区一些机关、部队“小公”的生产经营，使边区财政垫支法币4万万元，折合边币34万万元。陈云马上指示，停发他们的经费，并指示盐业公司停止屯盐，借以收缩边币，稳定金融。停发经费就得准备挨骂，陈云说：这不要怕。天下大乱，不如天下小乱，这样金融才得以稳定。

　　财经工作是一种事务性非常强的工作，陈云并没有沉缅于事务中。他是一个注重从实践中学习、在实践中提高的人。为了进一步做好财经工作，陈云认真总结了一年来的工作经验。1945年2月1日，他就此在陕甘宁边区财政厅工作检讨会上作了报告。

　　陈云首先实事求是地指出，“财政厅及各局的同志是努力的，工作是做得好的。”但另一方面，他指出，财政工作还有问题，就是工作比较被动。这有三个原因：一是有盲目性；二是存在实际困难；三是主动性不够。第一条是主要的。

　　陈云认为，要真正克服工作中这些缺点，摆脱被动状态，就有一个对待工作的态度问题、责任心问题。他说：“我们是‘掌柜’态度呢，还是出纳态度？每一个同志，局长、科长、科员，都要有‘掌柜’态度，当家的态度，应该把责任心提高到这个程度。这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主动或被动的问题。”

　　由于正确安排了边区的财政、金融、贸易，边区金融物价继续保持了稳定，生产继续保持大发展势头，积累起了相当雄厚的家底。这种情形，与前几年边区金融物价不断波动形成了鲜明对比，更与国统区物价飞涨、经济萧条形成了鲜明对比。陈云的财经才能，得到了广泛的好评。

　　1945年4月，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的前夜，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中国革命走的是乡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随着抗战胜利的到来，党面临着新的发展形势，到中共七大，中央已经考虑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4月24日，毛泽东在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指出：“现在要最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就需要用很大的力量转到城市，准备夺取大城市，准备到城市做工作，掌握大的铁路、工厂、银行。那里有成百万的人口，比如北平有一二百万的人口，保定、天津、石家庄的人口也很多。把重心转到城市去，必须要做很好的准备。”

　　5月9日，陈云在中共七大作大会发言，提出一个建议：现在我们快要由乡村转到城市了。陕甘宁边区有的部队出发时，把一些东西糟蹋了，浪费了。这些东西是我们劳动创造的。将来进城时，要把农村家务保持好，还要保存好城市机器。那时的城市是经过八年抗战、经过大反攻、破坏相当严重的城市。同志们到了城里，千万别把机器搞坏了，没有机器，恢复经济会很困难。

　　陈云的意见，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认为陈云懂经济。5月24日，他向大会报告七大中央委员会选举方针时说，不一定要求每个人都通晓各方面的知识，通晓一个方面或者稍微多几个方面的知识就行了，把这些人集中起来，就变成了通晓各方面知识的中央委员会。“比如现在经济建设才开始，将来还要搞大工业，陈云同志讲不要打烂机器，搞大工业我们相当生疏。为什么这次大会提出不要打烂机器这样一条呢？因为我们在这方面还没有知识，从前因为没有知识就打烂过，我们进过城，把玻璃打烂了，把机器也打烂了，因此才提出不要打烂机器的问题。”5月31日，他作七大结论报告时，又再次讲到：“我当了几十年共产党员，过去没有学会搞经济这一条，没有学会就要承认，现在就要学。陈云同志讲，进了城市不要打烂机器，这就有一个学习问题，不学会还是要打烂的。抓到机器，抓到工业以后怎么办？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从毛泽东一年多前派做组织工作的陈云，转而从事经济工作的事实来看，毛泽东对陈云懂经济的看法，不仅仅是对他这一预见性建议的赞赏，更是对陈云一年多来成功领导边区财经工作的肯定。

　　解放战争中，陈云主持东北财经工作，使东北经济迅速恢复，为解放战争提供了强大支持。1949年他出任中财委主任，领导财经部门只用了几个月时间，就打退投机资本的数次进攻，赢得新中国财经战线“淮海战役”的胜利，消除了长达12年的恶性通货膨胀，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他领导制定和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抓住苏联和新民主国家无私援助中国工业化的历史契机，成功地奠定了中国由落后农业国迅速实现工业化的基础，使近代无数仁人志士的强国梦终于有了实现的希望。在上世纪60年代那场夺去成千上万人生命了灾难发生后，他先后提出了进口粮食、卖高价商品回笼货币、动员城市人口下乡、按短线平衡对国民经济进行伤筋动骨的调整等一系列有效办法，使新中国闯过了三年困难时期。改革开放后，他又一次主持全国财经工作，同邓小平等一道开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20世纪80年代,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为一张陈云打算盘的照片题诗：“唯实是求，珠落还起。加减乘除，反复对比。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老谋深算，国之所倚。” 这首诗，是陈云为新中国经济建设筹谋擘划的形象写照。而延安，是他辉煌财经人生的起点。

　　熊亮华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研究员，参加《陈云年谱》、《陈云传》的撰写，发表专著《红色掌柜陈云》和《邓小平与新时期干部新老交替》、《陈云与对外经济交流事业的开创》等论文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