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人伟：庆幸一生坚持一条路

　　巴山轮会议上，中方的书面发言只有三篇，赵人伟是其中一篇书面发言稿的作者之一。那篇文章名叫《当前中国体制改革遇到的几个问题》。今天，他仍然记得其中的部分内容。

　　只是，岁月的流逝改变了青春的脸。不过，赵人伟依然有一颗童心，在讲到好玩之处，他会很不好意思地用手捂住自己脱落了三颗门牙的嘴巴，露出孩童般天真的、略带羞涩的笑。

　　历史有时惊人地相似

　　“当时请了外国经济学家来探讨中国遇到的问题，比如匈牙利的科尔奈，原因在于他们搞市场经济比我们早，遇到的这方面问题也比我们早，对从计划向市场转型有经验，能为我们诊断病情并开药方。”赵人伟一直强调，他在那个会议上明白了很多东西。

　　事实上，从短期来看，是诊断病情开药方。而从长期看，是很好的一次学习机会。当时中国的经济学家没有一个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长大的，都是在计划经济里面过来的。而很多问题，比如股份制是怎么回事，资本市场怎么办，银行怎么办等之前根本就没怎么听说过。

　　“遗憾的是，有些东西学会了，有些东西没学会，比如像现在的房地产开发出现的问题还没有预计到，但现在问题很严重。”

　　“不过，巴山轮会议对现在仍有现实意义，当时遇到的很多问题现在也没有完全解决，或者说，很多问题有共同性，比如经济过热，煤、电、钢、运紧张等。”

　　“关于这个问题，其中的原因很多，而国企改革没有到位，政府的职能改革没有到位可能是主要的。这个问题还会持续多少年还不好说。不过，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应该是政府对企业的调控，但现在有些却变成了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调控，政府不光是政策的制定者，也变成了球员了，政府也与企业家一样去打球去了。显然，球员与裁判员的职能没有划分清楚。” 赵人伟在西方国家呆过不短的一段时间，在他身上，明显有某种西方人常有的个性。他说，他是一个藏不住话的人，而现在的宏观调控与当时有些差不多。

　　“历史不是完全意义上的重复，但有时却是惊人地相似。”

　　“现在可以做的，就是好好地总结一下，怎么样防止经济的大起大落，防止宏观经济的失控，如果总结得很好，可以减少经济的波动，经济的波动对国家对人民肯定是有损失的。”

　　世界银行功不可没

　　“会议经费是由体改委和财政部提供的一部分国内经费，剩下的大部分除美国福特基金会的捐献外，都是由世界银行出的。当时请来的那些中国经济学家并不熟悉国际顶尖的经济学家，也是由世行出面请的。”

　　世界银行是二战后成立的，责任是支援发展中国家和贫困国家，全称为“国际复兴银行”，意思是让世界比较穷的国家复兴。

　　“不过，世界银行又是一个赚钱的机构，他对中国的贷款分两部分，一部分是软贷款，一部分是硬贷款。软贷款不要利息，硬贷款要利息，他们常常把两种贷款捆在一块。”

　　说起世界银行，赵人伟很熟悉，在中国刚刚与世界银行建立关系时，他们到中国考察，他曾跟着他们转遍了大半个中国。

　　“当时他们决定给中国教委2亿美元的软贷款，期限为50年。其实这等于说是送的， 50年后，通货膨胀也差不多能把它膨胀完了，但这2亿美元可以让很多的中国学生出国留学。” 世界银行为何要如此做，其实有自己的考虑和打算：中国这么大的市场，这么好的市场前景，他把钱借给你用的项目，一般都是能经营得好的，他也就赚钱了。而中国也愿意让他们赚钱，比如有几十几百亿美元进来，对当时急需设备技术的中国来说是很有好处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互利互惠的。另一方面，中国也是向世界银行贷款最多的国家。

　　“不管怎么说，林重庚这个人对促进中国改革还是做了不少事的。后来离开中国时，我们还欢送他了。他后来去做自己的公司了，现在还常来。”

　　影响一生一世

　　“当时学习市场经济的管理方法，比如计划经济留下的行政手段等，对我有很好的启发。双重体制、双重价格等都是我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研究的问题。”

　　说起巴山轮会议对自己的影响，赵人伟不仅从认知上有了很多从未接触过的东西。而在学术上，他跟着自己的导师——英国牛津大学安瑟尼学院高级研究员弗拉基米尔•布鲁斯，学到更多，后来还先后到其他国家做访问学者。可以说，那次会议，改变了他人生路上的很多事。 “现在回想起来，庆幸自己一直坚持做学术，20年来没有动摇过，坚持了一条路，虽然也当了副所长、所长，我认为那是做社会工作不是官，所以我的时间还是多半用来做学问。” 应该说，赵人伟目前处于半退休状态，要给一些学校上课，还有少部分的课题，用他的话说，杂事还很多。

　　不过，赵人伟的精神状态看起来不错，而他自己觉得也还比较满意。坐在椅子上，他差不多没有一分钟静止不动的，不是伸伸胳膊，就是摇摇椅子。他说，可能是他思想纯粹，想的事少吧，所以健康状况也还好。事实上，每次出门，赵人伟基本不用公车，除了挤公交，就是自己打车。

    人物来头

　　赵人伟，1933年3月生，男，浙江金华人。195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 1957-1961年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实习研究员，1962-1979年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79-1985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1985年至今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学术委员会主任，《经济研究》杂志主编、所长、研究员。1990年被评为博士生导师。先后在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德国杜伊斯堡大学、英国牛津大学万灵学院做过访问学者。因计划和市场问题的研究获1984年孙冶方经济学奖，因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获1986年和1994年孙冶方经济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