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卓元：我们当时缺少国际经验

　　如果不是话语中还带有少许的南方口音，看到清瘦、白净而高个儿的张卓元，你绝对不会认为他是广东人。

　　与很多经济学家一样，作为当时经济学界有影响的人物，20年前，他也在巴山轮会议的参会名单之列。

　　国家和个人都受益匪浅

　　“那次会议有很强的生命力，它决定了中国市场经济取向，讲了一些经济方面规律性的东西，对中国宏观经济调控，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产生了深远影响。过去，我们所学的马克思的一套东西在这方面比较欠缺。应该说，那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会议。对中国，包括很多经济学家都是一次带有启蒙性质的会议。”

　　张卓元的话再一次印证了巴山轮会议的影响。事实上，那次会议还让包括他在内的许多国内经济学家“大开眼界”。

　　比如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托宾，他很有名的理论是鸡蛋不要在一个篮子里装着。让张卓元至今记忆犹新的是，托宾发言时拿着一张纸说：你们给我提供的一系列的统计表，包括经济增长多少、物价上涨多少、投资多少、货币供应量多少，我不懂中国经济具体情况，但从这些表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处于过热的状态，这种情况需要加强宏观管理，特别是需求的管理。 “他能从最主要的经济指标看出经济运行处于过热的状态，这让我们在座中国人都非常讶异。他是美国经济学家，在此之前，没有到过中国，对中国的情况不了解，就靠统计表判断，就知道中国经济过热，这是很了不起的。现在看来他的判断也是非常正确的。”

　　另外一个让张卓元觉得了不起的，是世行林重庚对外国事物的丰富经验。比如讲到养老金，他就讲智利怎么干的，新加坡怎么干的，然后哪些对我们可以有参考价值的。

　　“他讲到任何事物时，都有比较宽阔的外国经验及背景，而我们往往缺少这个，我们对中国的情况可能的确比较了解，但美国是怎么做的、英国是怎么做的、日本是怎么做的，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是怎么做的就不知道了。这个问题，文革后(更谈不上文革前)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是比较欠缺。”

　　事实上，不论从认识还是从实际方面，巴山轮会议对张卓元的影响都不是一二句话可以概括的。他现在的主要业务专长政治经济学、价格学、市场学等，都可以看到巴山轮会议论题的影子。

　　不仅如此，“我后来写的很多文章都会引用到那时的东西，比如布鲁斯说的双轨制是中国很重要的一个发明，通过双轨制，使得从行政的办法向经济的办法平稳过渡有一个很好的桥梁”。

　　高端对高端的一次盛会

　　“前一阵，7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到中国，影响却平平，原因在于没有高规格的人才和他们一起来探讨问题。特别是年龄最大的那个以色列人，他的东西，专业的经济学家都不太看得懂。他们与企业家的所谓对话是聋子对话，企业家听不懂他的话，他也听不懂企业家的话。”

　　在谈到巴山轮会议已经20年，为何还会被很多人反复提及与念念不忘时，张卓元认为，巴山轮对话的双方都是“最高级别”的，特别是我们中方的这一批人。

　　“中方当时参加会议的人，比如安志文，当时是体改委的党组书记，薛暮桥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马洪是国务院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刘国光是社科院副院长，特别是前三者，是当时国务院制定改革发展政策的中心人物，而所来的外宾又都是规格很高的，有的有实践经验，有的有理论经验，他们的东西让我们当时的决策者直接受益以后，就会转变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决策，所以影响很大。”

　　确实，参会人员中，不光有完全的理论家，还有财政部长、央行行长、世行专家等，这显然是一个非常合理的结构，光靠学者不行，光靠哪一类人也不行。

　　“那种形式很好，后来又有一次策划，想搞个资本市场方面的会议，计划重走那条路，结果没成。”

　　不过，尽管后来没有成行，因别的原因，他又走过三次那条路，但张卓元仍然对第一次印象最深，包括第一次坐的那条游轮。

　　“那是当时最好的游轮，是一个菲律宾人管理的，我们坐的算是头等舱，单间带卫生间的那种，相当于现在的三星级酒店，现在的游轮可能要比那个更好，但在当时，那就是最好的，很平稳。”

　　吴敬琏曾让翻译非常恼火

　　“当时，中方更多的是提一些问题，请他们来诊断，气氛很好。只是可惜要通过翻译，尽管我们有最好的翻译。”

　　提起翻译，张卓元说起了一件有趣的事。

　　“由于会议的级别高，去的4个都是同声的一级翻译，但他们不懂经济学，翻译出来的词我们不太听得懂，遇到这种情况，吴敬琏老去插嘴纠正人家。弄得人家恼火极了。特别是那个李淼，是江青看英国电影时的专用的同声翻译，所有英语里面，你想不到的词和不认识的东西，他都懂，比如有一种奇怪的鸟，他都能叫上名字，所以自我感觉好得不得了。但他的很多词还是被吴敬琏纠正，搞得他相当恼火，说究竟是你翻译还是我翻译。”

　　事隔20年，每当想起和说起此事，张卓元还是会忍不住笑出声来。

　　如今，年过70的他精神还很好，身体也还很硬朗，也并没有赋闲在家。

　　“随着年龄的增大，人家给我优惠政策：晚上不加班，平时不承担一些具体工作，只参加一些中央文件的讨论和修改，而不参加初稿起草。”

　　事实上，要参加一些大大小的会议，自己还带着一个博士生，再加上要参加一些研究生的毕业答辩，张卓元依旧很忙。

    人物来头

　　张卓元，1933年7月生。广东省梅县人。1954年7月中南财经学院经济系毕业。1954年9月份配到中国科学院(后为中图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1983年7月调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任所长、研究员、《财贸经济》主编、博士生导师。1993年12月调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任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95年9月至1998年10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经济研究》主编。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1990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1年7月被评为获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曾获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著作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