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尚全:不改革就没有出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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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08月16日 10:59 时代人物周报 | ||||||||||||
20年前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的高尚全是巴山轮会议的主要组织者之一。 这些年来,他一直坚持走在为中国各方面改革不断努力的道路上,对于那次会议,他有着与常人不一般的感受。 城市改革必须突破
“这是改革历史上很重要的一次会议,对中国日后的影响特别大。”回想起巴山轮会议,高尚全不无感叹。 事实上,巴山轮会议期间正是在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之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改革方向确定了,但是目标和具体的途径还不清楚,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的改革取得突破后,农业生产迅猛发展了,需求扩大了,要求城市提供更多的生产资料,要求城市支持农业,迫切要求打开城乡流通。然而,城市改革滞后于农村,城市的体制还是老的体制,满足不了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城市必须要加快改革。 “但这个时候,城市的改革特别是企业改革还处在一种试点阶段。而企业是经济体制的微观基础,企业改革是与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联系在一起的。一方面是城市改革要推进,而另一方面是国家对如何在宏观上管理企业又缺乏经验,所以那次‘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是一次成功的国际研讨会。” 在当时,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最大的问题是政企不分,企业的一切都在政府的控制下,包括产、供、销、人、财、物等都掌握在政府手里。 “50年代,我就写过一篇文章,叫《企业要有一定的自主权》,因为没有自主权,吃大锅饭,没有积极性。有个画家在我的文章旁边配了幅漫画,意思是企业为了买个打字机,有关人员坐了火车跑到中央各个部委请求批准,中央部委的审批文件堆了一大摞。漫画虽然可笑,但却反映了当时的现实。” “计划是国家定的,原材料是国家供应的,设备是国家配备的,利润国家要拿走的,亏损国家要补贴的,企业就是你让我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主动性,没有积极性,这种体制暴露了当时的弊病。”高尚全认为,这种体制自然非改革不可。 很多观点有指导意义 高尚全还记得,当时在船上,大家集中地围绕着宏观经济体制方面的问题进行探讨,首先谈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途径,然后谈宏观经济体制的调控方式。会议经过讨论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主要对国有企业的管理,应选择宏观调控下的市场机制协调,企业的经济活动主要由国家通过经济手段进行调控,要求基本上取消指令性实物计划指标管理。为此要创造三方面的条件:一是果断地进行价格改革;二是严格地制定和执行各种经济法规;三是逐步建立和放开资本市场,作为经济活动的中介环节。 “这次会议提出,宏观调控主要应该用一些间接的手段,比如金融、货币、财政、税收、收入分配以及国际收支等。”这次国际会议,对长期以来的计划与市场的争论,对后来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有着重要的深远的意义。 “现在回过头来看20年前讨论的一些内容,对现在的改革、对我们所走过的路子再验证一下,觉得讨论的很多基本观点现在仍然有参考价值。” 显然,在高尚全的心目中,巴山轮会议对中国后来的改革和发展影响非同一般。 为什么这个会议对于中国这么重要,在高尚全看来,原因在于当时,我们缺乏经验,而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搞改革是史无前例的,所以多听听别人的意见和建议是很有益的。 “经过20年,我们摸索了一些经验,而且中国的经验对不少国家也有影响,他们很想了解中国的改革,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改革还要深化和完善 “虽然今天的中国与20年前的中国不可同日而语,但我们还需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是无止境的,完善也是无止境的,所以不要认为改革搞完了。从理论上讲,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永远存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也不会终止,因此改革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谈到中国未来的发展,高尚全有着自己的看法。 他说,现在中国经济发展这么快,国际地位越来越高,都是与改革分不开的。改革提高了人们生活水平,增强了国力,提高了社会福利,但现在还不能说改革差不多了,改革目前还处在攻坚阶段、关键时期,必须要牢牢记住,要把改革的动力启动起来,要更加重视改革。不光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有社会、政治、文化、教育领域改革,甚至包括足球改革。 “这20年变化很大,自己在改革过程中不断学习、不断实践,逐步成熟起来,看问题也看得深了,对改革的必要性、长期性、艰巨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改革很艰苦,从历史上来说,改革的人往往都没有好下场。但不改革中国没有出路,只有死路一条,改革必须要有人来操心,要有各方面的人来参与,所以我把改革作为我的终身事业。而我觉得,在今生我能参与改革这项工作,走上改革这条路,我很满意。” 对于改革路上的一些苦乐,高尚全有着他的理解。而说这些话时,你能充分感觉到他的真诚。 人物来头 高尚全,1929年9月生,上海市嘉定人。1952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经济系。长期从事改革和政策研究工作。 1982年起任国家体改委处长、副局长,中国体改研究所所长。1985-1993年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联合国发展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名誉理事长,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会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开大学兼职教授及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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