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中国的变化不可想象

　　“他是一个比较辛苦的老人，总把自己搞得很忙碌。”熟知吴敬琏的人如此感叹。 开会、调研、讲课、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他的行程排得满得不能再满。在8月份时，他的日程表可能已经排到了10月份。

　　不过，对于巴山轮会议，吴敬琏显然怀有另外一种深情，在如此忙碌的情况下，他还是欣然接受采访并很愿意与我们一道回想那个至今仍让他感慨的会议。

　　中国的变化不可想象

　　“当时的中国经济学家与外方代表对宏观经济的理解完全不同，有的理论根本不懂，因为完全没有实践基础。但短短十几年过去，中国所发生的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对当时的与会代表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吴敬琏的话显然充满感叹。

　　20年前参加巴山轮会议时，吴敬琏刚刚从国外回来不久。如今，20年过去，中国的改革进行到现在也已经20多年，这期间的改革，他基本上都参与了。作为一个参与者，甚至在某些领域是决策者的角色，对于经济的变迁与巴山轮会议的历史渊源，他有着更深的理解。

　　每一次做出的经济决策都不是孤立的，尤其像中国这样一个社会，受过去传统的意识形态影响很深，这当中的阻力非常大，艰难也可想而知。

　　“个人的命运始终是与改革联系在一起的。”回顾自己几十年所走过的路，吴敬琏如此总结。 实际上，在很多介绍吴敬琏的文字中，不难发现这样的字眼：他是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为推动中国改革与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开拓性贡献，在学术上取得了多方面丰硕的成果，因其长期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而被人称为“吴市场”。

　　“他是一位无私的、具有深刻忧患意识的社会贤达，一个纯粹的人，一个特立独行的智者。一个把中国老百姓的疾苦当作自己疾苦的经济学家，一个睿智的中国学者。他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的高贵品格，是年过七旬仍然能保持童真和率真的经济学家。”

　　不难看出，很多人对他的评价都充满溢美之辞。在许多人的眼中，吴敬琏确实是一位值得让人尊敬的人。

　　事实上，与吴敬琏谈话，你会发现是在与一个深刻而优雅的长者聊天，他给人的感觉是随和而又友善的。

　　还记得今年5月份，《时代人物周报》记者在一次会议上与吴敬琏相遇，当与他谈到 “巴山轮会议20年”时，他当即表现出十分关心与支持，热心询问收集了哪些资料，看了哪些书，还告诉说应该看一些什么书，并答应回去后帮忙找开会时的一些资料。

　　这一方面可以看出吴敬琏对巴山轮会议的感情，另一方面，我们更多地可以看出一位长者对年轻一代的关心，对记者工作的支持。实际上，据了解，所有记者采访他的东西，他都会很认真地亲自捋一遍。

　　难怪很多与他有过接触的人说，“吴敬琏是一个可以亲近的人”。

　　饱受争议的经济学家

　　“一个瘦弱的老人，一个推动市场经济的大力士”。显然，在有些人看来，吴敬琏的价值是无限的，不过，同时，也有人认为他“不知道究竟代表了谁的利益”，乏善可陈。

　　在同一个人身上，为何认识会有如此大的反差，吴敬琏对股市问题的见解可能是引起这两种言论的原因之一。

　　2001年1月，当股指从1000点走到2000点时，吴敬琏以“中国股市连一个规范的赌场都不如”、“全民炒股不是正常的现象”、“中国股市市盈率过高”等言论语惊四座，随后出现的深沪股市急跌被归咎于“吴敬琏一言毁市”，引发了一场股市大辩论。

　　某周刊登出“九问吴敬琏”的文章，五大经济学家联合反击吴敬琏，从而对

证券市场带来深远的影响，最终促使2001年变成中国股市监管年。

　　2005年6月6日11时03分，上证指数终于跌破了被称为股民心理承受底线的1000点大关。历史证明了吴敬琏的说法。

　　然而有人却认为，“赌场说”事实上至今影响着吴敬琏所能影响的一批官员弟子的思维和认识，而“挤泡沫”更是直接催生了延续至今的这场大熊市。

　　事实上，这还不是吴敬琏第一次因为他的学术主张而引发的轩然大波。

　　为什么一个人身上会汇聚着这么多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吴敬琏说：“有我自己的问题，我不大习惯于婉转地表达自己观点，总是希望把这个事情说得透彻，说得透彻叫彻底，说得彻底这个棱角就比较多。”

　　“经济问题是和物质利益联系的，这个利益有这部分人的利益，有那部分人的利益，而且对每一个人来说还有一个长远的利益和近期的利益，所以非常容易引起由这种利益发生的这种反感或者批评。”

　　吴敬琏的观点断了一些人的财路，引起不满也是必然的。

　　“无论如何，经济学家应该树立这么一种气氛、一种习惯、一种传统，就是经济学家要处处代表这个社会，代表这个社会的多数人，代表这个社会的前进方向来说话。”显然，在很多人看来，吴敬琏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经济学家的良心”

　　吴敬琏是中国报业先驱邓季惺(吴敬琏母亲)的儿子，他曾表示，对他一生带来最大影响的，是1941年至1943年他在重庆南开中学学习的日子。当时这个学校被称为贵族学校——这种贵族学校远不是现在概念中，那些父母都有钱，消费很高的所谓“贵族学校”，而是培养精神上的贵族(NOBLE)——高尚的人。该校创始人亲历过甲午海战，强烈地意识到只有人才才是中国的希望，因此立志办学，从学生的衣食住行抓起，并在所有教学楼前立一面镜子，上面的箴言包括了各种礼仪校训。从南开中学毕业的周恩来总理50年代还能背出这些箴言。粗略算一下，这个学校培养出的人才，光院士就有40多个。吴敬琏就是从这里走出来的，他深知对社会的道义和责任。

　　这些年来，在

中国经济界，由于说话敢于针砭时弊，他被很多人视为“经济学家的良心”。 不过，对于这种说法，吴敬琏说：“中国的经济发展靠少数人的良知是靠不住的，政府在这里起的作用应该说更重要。政府要安排一种环境。这种环境使得善于经营、勤于劳动的人能够富起来。建设这个环境，首先要律己，就是要把政府的行为端正。”而说这话时，很多人能明白为何他会得到如此的尊敬。

　　吴敬琏喜欢莫扎特的钢琴奏鸣曲，因为他觉得莫扎特对人类的善意能够让人平静下来。他说，经济学家在工作的时候“要冷静”，不管你对什么基金黑幕、什么操纵市场有多大的义愤，你首先要弄清楚它是怎么回事。

　　“不过，一个有良知的人，一个睿智的经济学家，是很难真正平静下来的，他注定在中国经济舞台上显示其独特价值。”一位与吴敬琏相交多年的人如是说。

　　人物来头

　　吴敬琏，1930年1月生于江苏南京，195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上海法律与经济研究所学术与管理委员会联合主席之一，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国际顾问理事会理事、国际管理学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