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鲁格曼不但帮助人们解释了为什么有些国家能控制国际贸易，也帮助全世界解释了谁把美国带进了深渊，并殃及全球

　　□记者 王强

　　有些评论认为，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是个大“冷门”，其实早在2005年甚至更前一些的时候，这位美国经济学家就是该奖项的热门人选。抛开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略显专业化的声明与颁奖词，克鲁格曼获奖有其通俗的理由，路透社认为他的工作帮助人们解释了为什么有些国家能控制国际贸易。路透社没有提到的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帮助全世界解释了谁把美国带进了深渊，并殃及了全球。

　　与那些御用经济学家不同，克鲁格曼很早就在批评保守主义把美国拉到了经济不平等、政治两极分化的深渊边缘。他多年来一直冒着得罪权贵利益集团的风险，在《纽约时报》的专栏中批评当局的保守主义是如何抛弃了累进税制和福利国家，并使政策倾向于少数大公司和富人。

　　舆论普遍认为，克鲁格曼获奖标志着新凯恩斯主义的回归，这似乎与小布什政府在此次华尔街金融风暴后的“救市”主张不谋而合。但如果熟悉美国的历史就会明白，克鲁格曼与新凯恩斯主义者们所一直延续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干预理念，与小布什所代表的大公司和华尔街的利益完全不一样，甚至是完全背道的。

　　其实自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后，执政的共和党在应对危机中的失败表现令其所奉行的保守主义遭到了越来越多美国人的唾弃，这也直接导致了2006年美国中期选举中共和党的败北。包括弗朗西斯·福山在内的美国国内学界普遍认为，华尔街风暴标志着自里根政府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显学时代”告一段落。

　　在美国历史上，由“罗斯福新政”所开创并在“二战”后最终形成的中产阶级社会，曾造就了一个相对公平、经济繁荣惠及每个美国人以及两党具有普遍共识和少有重大政治冲突的时期——在克鲁格曼眼里，那是一个政治与经济环境俱佳的“早已逝去的天堂”。

　　克鲁格曼出生在1953年，那时的美国正走向一个福利国家，“罗斯福新政”所秉承的凯恩斯主义深得民心，经济领域的干预主义得到了最保守派的认同。在克鲁格曼青年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民主党人与共和党人就对外政策以及许多国内政策都达成了广泛的共识，共和党人不再打算逆转‘新政’成果，他们中甚至还有不少人支持联邦医疗保险”。驴象两党在政治上的“超越党派”式的合作，也使得经济发展的成果使所有美国人都得到了实惠。

　　或许，克鲁格曼夸大了“新政”以及凯恩斯主义主义的作用，但不能否认的是，在那个时代，“政府之手”确乎校正了美国自由经济中难以避免的“市场失灵”。

　　克鲁格曼成长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十几岁时，他就成为科幻文坛超级大师阿西莫夫那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名著《基地三部曲》的拥趸，书中利用经济及社会力量导入模型而拯救幻想中“银河帝国文明”的描述让他终生难忘，当时他最大的梦想就是成为一个拯救文明的心理史学家。

　　大学期间，克鲁格曼表现出了对经济问题的深刻见解。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期间，他就因卓有见识而成为著名经济学家诺德豪斯的助手，诺曾师从凯恩斯主义的集大成者、经济学泰斗萨缪尔森。

　　大学毕业后，在诺德豪斯的推荐下，克鲁格曼进入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毕业后到耶鲁大学任教。其一夜成名是在1978年，当年7月，他一篇关于垄断竞争贸易模型的论文提交到国民经济研究局的暑期研讨会上，并震惊了在国际上最有影响的多位经济学家。

　　也就在这个时候，美国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克鲁格曼注意到，1970年代，执意要将“新政”成果逆转的右翼保守派接管了共和党，他们大力反对向富人征税。克鲁格曼定义这个“新保守主义”，说到底就是逆转损害一小群富裕精英的政策。

　　民主党与共和党融洽共治的年代结束了，两党间的鸿沟越来越大，而由于极右势力的掌权，始于1920年代并确立于罗斯福“新政”的凯恩斯主义及其倡导下的社会福利和经济干预政策受到了挑战和破坏。

　　1980年，共和党人里根入主白宫，此后美国国内政治明显右转，削减和侵蚀社会福利项目，打击和瓦解工会，贫富差距的程度急遽上升。在经济政策上，“里根主义者”主张绝对的“自由主义”，主张政府完全不干涉经济事务——他们所主张的“自由主义”显然是倾向大资产阶级的，被称为“新自由主义”。

　　经历过给美国社会带来普遍繁荣和相对公平的“新政”时期的克鲁格曼，对右倾的共和党自然深恶痛绝，他指出，最初代表自由劳工利益的共和党已经被大公司等少数利益集团彻底俘获。他将里根政府以后的共和党日趋极端化但却能经常赢得选举，称之为“保守主义的惊天骗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