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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农村“土改”面临哪些难题?
主持人:
您看大家都期望对于国家进行新一轮的土地改革,但是对于新一轮的土地改革在有期盼的同时也有各种担忧,我们不妨来看一下,比如说新土改将会使得土地收益转向农民手中。就像刚才我们说的,现在有一些既得利益阶层,比如说一些地方政府,还有乡镇干部,他们会不会变换方式去阻挠这种新一轮的土改?
党国英:
如果说是我们假定要做新一轮的土改,有一定的政治高压,那我想我们这样一个体制,地方干部,他要阻挠可能不容易,特别是给出我们一个象征性的规定,比如说我们要实行永包制,不是三十年,这是一个强烈的信号,它表明国家要以更强大的国家权力去保护农民的利益,所以这个东西可能是中央和地方的博弈,我们高层的力量要足够大,要去医治多少年来一个力量比较强的东西,就是在多角色的关系当中我们要把力量的平衡关系有一个调整。
主持人:
这是一种担心,我们再来看,说新土改对各地农民而言,得益程度会不一样,比如说城乡结合部,那块的农民获得的土地级差收益就会比较高,那么怎么能够让新土改使得全体农民都获益,而不是产生新的鸿沟?
党国英:
是这样的,之所以讲郊区的农民可能获得收益比较大,它一定是指的耕地要转向建设用地,如果耕地没有转向建设用地,只是耕地,可能边缘的农区和城乡是差不多的,比如说大兴,它主要是种麦子,它不能搞建设用地,那个关系不大,关键就是郊区的地如果要变成建设用地的话,那么才发生了级差收益问题,当然农业当中我也不是说没有级差收益,但是很大的级差收益一定在建设用地问题当中发生,那么如果发生这样一个问题,我自己想,就是我们要有一个税收的调节,假定我们实行自由议价,我们半年的地征了,我们可以讨价还价,给你多少征地的补偿,或者说干脆我就是要把你这个地拿过来,我们买过来了,要给你付多少地价,如果很高的话怎么办,的确就是,差距非常大,应该有一个调节的办法。
主持人:
我们再来看,说新土改有可能使得部分农民失去土地唯一的屏障,所以怎么防止副作用的扩散,比如说会出现城市流民阶层,还有城市平民窟这样的问题,您觉得会出现吗?
党国英:
这个事情它是很多人担心的,我们可能坐在办公室想的话,好像这样的问题很容易发生,因为我们国家可以说这几十年没有这样做,在我们国家找不到一个经验来说明这个说法,它有没有道理,但是从别的国家来看,特别是我们观察日本的情况,我们担忧的事情刚好相反,不是很多农民把地给卖掉了,然后成了无地的流民进城,不是这样。相反的情况是什么,农民的地不愿意卖,甚至不愿意出租,他给规模经营造成一些困难,所以出现了相反的问题,日本当时立法的时候曾经担忧这个,就是防止土地占有的过分集中,两个集中化,结果后来出现的问题刚好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