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农村“土改”面临哪些难题？

　　主持人：

　　您看大家都期望对于国家进行新一轮的土地改革，但是对于新一轮的土地改革在有期盼的同时也有各种担忧，我们不妨来看一下，比如说新土改将会使得土地收益转向农民手中。就像刚才我们说的，现在有一些既得利益阶层，比如说一些地方政府，还有乡镇干部，他们会不会变换方式去阻挠这种新一轮的土改？

　　党国英：

　　如果说是我们假定要做新一轮的土改，有一定的政治高压，那我想我们这样一个体制，地方干部，他要阻挠可能不容易，特别是给出我们一个象征性的规定，比如说我们要实行永包制，不是三十年，这是一个强烈的信号，它表明国家要以更强大的国家权力去保护农民的利益，所以这个东西可能是中央和地方的博弈，我们高层的力量要足够大，要去医治多少年来一个力量比较强的东西，就是在多角色的关系当中我们要把力量的平衡关系有一个调整。

　　主持人：

　　这是一种担心，我们再来看，说新土改对各地农民而言，得益程度会不一样，比如说城乡结合部，那块的农民获得的土地级差收益就会比较高，那么怎么能够让新土改使得全体农民都获益，而不是产生新的鸿沟？

　　党国英：

　　是这样的，之所以讲郊区的农民可能获得收益比较大，它一定是指的耕地要转向建设用地，如果耕地没有转向建设用地，只是耕地，可能边缘的农区和城乡是差不多的，比如说大兴，它主要是种麦子，它不能搞建设用地，那个关系不大，关键就是郊区的地如果要变成建设用地的话，那么才发生了级差收益问题，当然农业当中我也不是说没有级差收益，但是很大的级差收益一定在建设用地问题当中发生，那么如果发生这样一个问题，我自己想，就是我们要有一个税收的调节，假定我们实行自由议价，我们半年的地征了，我们可以讨价还价，给你多少征地的补偿，或者说干脆我就是要把你这个地拿过来，我们买过来了，要给你付多少地价，如果很高的话怎么办，的确就是，差距非常大，应该有一个调节的办法。

　　主持人：

　　我们再来看，说新土改有可能使得部分农民失去土地唯一的屏障，所以怎么防止副作用的扩散，比如说会出现城市流民阶层，还有城市平民窟这样的问题，您觉得会出现吗？

　　党国英：

　　这个事情它是很多人担心的，我们可能坐在办公室想的话，好像这样的问题很容易发生，因为我们国家可以说这几十年没有这样做，在我们国家找不到一个经验来说明这个说法，它有没有道理，但是从别的国家来看，特别是我们观察日本的情况，我们担忧的事情刚好相反，不是很多农民把地给卖掉了，然后成了无地的流民进城，不是这样。相反的情况是什么，农民的地不愿意卖，甚至不愿意出租，他给规模经营造成一些困难，所以出现了相反的问题，日本当时立法的时候曾经担忧这个，就是防止土地占有的过分集中，两个集中化，结果后来出现的问题刚好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