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宁：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2)

　　管理浮动汇率加资本项目的基本封闭，是短至中期外汇政策的最优选择

　　中国经济的成功可能为发展与转型经济学提供了一个新的题目：什么是最好的发展经济的模型。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经济有很多特点。首先，以中国经济本身的规模，足以成为世界经济中一个大的板块。其次，中国是一个政治上统一的国家，一个稳定的社会是发展的必需条件。最后，中国可以在短时间内建设最先进的公路、港口、光纤通讯等硬基础设施，但很多社会、文化、人力资源、公共服务机构等软基础设施的建设却需要经过几代人的积累，目前还存在很大差距。

　　经济学的原理多数基于稳定平衡的假设，而非动态、发展的环境。而各种正统的汇率政策正是基于后者的假设。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外汇政策一定要达到两个目的，一是要服务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二是要尽量减少中国经济发展的风险。要实现这两大目标，目前管理浮动汇率加上资本项目的基本封闭，似乎是短至中期内最优的选择。

　　首先，外汇政策要绝对避免直接或间接导致金融危机，甚至社会动荡。中国发展的根本基础就在于社会稳定。中国在发展之初，金融体系极不健全，国内金融机构基本上没有市场化，很少的资金就可能冲击整个金融体系。如果在那个时候就开放资本项目，很容易造成金融危机。拉美国家在这点上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拉美整个近代金融史就是一个接一个的国家从一个金融危机走向另一个金融危机的历史。直到最近，随着中国银行改革取得阶段性成功，中国金融机构相对来讲健康了很多。但随着次级债危机的爆发，国际金融与货币体系进入了一个板块相对移 动的多地震时代。未来一些年内，只要世界金融体系的过渡未完成，高频率、大规模的金融危机在所难免。这次愈演愈烈的次债危机，使世界经济维持增长的希望主要集中在中国了，根本原因也就在于资本项目的封闭使中国的金融体系未被卷入风浪。而其他如欧洲经济，由于货币的传导作用，也不得不经受来自美洲大陆的金融风暴。

　　其次，中国经济的规模越来越大，内需在GDP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可能使中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相关性日益降低，在这一背景下，中国要保持宏观政策的自主性，就不宜执行可自由兑换的固定汇率。中国早期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来自竞争激烈的贸易，这就要求执行固定汇率或管理浮动汇率制度，来减少不确定性、降低贸易的成本。最终，解决这两个相互矛盾的目标的办法，就是管理浮动加不可自由兑换。但执行此种政策有很大的难度，因为管理者要确定什么是合适的汇率。要是这几年中国外汇政策有什么不理想之处的话，那就是对“正确”汇率水平的把握了。决策者可能过多地考虑了出口、尤其是由此创造的就业，而有些忽视了低估的人民币对国内货币政策的影响，造成了国内流动性过剩、经济偏热，进而导致了中国目前经济的第一大敌—通货膨胀。其实，高储蓄率之下，中国短期内已经不再依赖于国外资本，过高的贸易顺差与外汇储备也给中国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和低效率，甚至很多本应发生的产业调整都因此受到了阻碍。

　　最后，中国作为未来世界两大经济实体之一，外汇政策迟早要实行自由兑换和某种程度的管理浮动，但要想使中国的经济与金融体系能够免疫于开放外汇政策的副作用，必须有一些先决条件。当前，中国金融市场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但还有许多机制尚未建立，最简单的包括利率的市场化与债券市场的进一步健全，再有金融机构包括银行、券商等的市场化竞争力也必不可少。有了强大、健康的金融机构，才能维持未来世界经济与金融中心的正常运行。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旷日持久的衰退，与其低效、羸弱的金融机构是直接相关的。试想，在中国银行改革与股改完成前，有大量国际热钱涌进涌出，势必会造成更多的金融机构在改革前遭受不必要的冲击甚至破产，进而造成中国经济增长受到负面影响。

　　如同其他经济政策，任何外汇政策都有其两面性。权衡资本自由流动带来的高效率与可能频繁的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执行稳健的管理浮动汇率加上基本封闭的资本项目，可能仍是目前中国较为理想的选择。当前，中国还处在加紧建设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和健康、有竞争力的金融机构的阶段，一个相对平静的环境是非常有利的。这一点在国际金融市场处于裂变过程的多事之秋更加显现。与此同时，在当前的国内外宏观经济大环境下，使人民币达到合理的汇率对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改革至关重要，这就要求人民币加快升值的速度，以此作为重要的政策手段对付通胀、进行产业调整等。中国经济规模相对多数发展中国家，是能够构成规模效应的。其实，现阶段，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中国各个行业尚未完成经济的全国化，即本国经济的一体化。即使资本项目不开放，内需的提升拓展、金融体系效率的提升等就足以创造很多的增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