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宁：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

　　作者： 张宁

　　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外汇政策一定要达到两个目的，一是要服务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二是要尽量减少中国经济发展的风险。要实现这两大目标，目前管理浮动汇率加上资本项目的基本封闭，似乎是短至中期内最优的选择。

　　相对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和重心东移，国际金融市场与货币体系的发展相对滞后，还不能完全适应并服务于新经济格局的要求(详见本专栏2008年1月号)。笔者相信，国际货币体系将从现在的以美元为主导过渡到以美元和人民币为主导的多元体系，这个过程可能要花20年的时间。在这个动荡的过渡过程中，资本项目的封闭和可控下的逐步开放、人民币暂时不执行自由兑换的政策，可能会帮助中国经济停泊于相对安全的避风港，免于经常遭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但在这个过程之后，中国要成为世界金融中心之一、人民币要跻身世界两大主要货币之列，不论是从金融市场的软、硬基础设施，还是人才与金融机构的发展，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人民币汇率虽然不由市场整日交易来决定，但最好尽量靠近经济基本面的要求，至少不能长时间地背离。

　　中国的汇率制度选择影响深远，需慎重考虑

　　经济学的传统主流观点认为，外汇的自由兑换会提高经济和贸易的运行效率，资金的自由进出便于更充分地进行全社会、甚至全世界范围内的资源有效配置。自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解体后，一个国家的外汇政策往往可以选择固定汇率、浮动汇率、管理浮动制度、货币局制度等，但其中无一不带有明显的先天缺陷。有浮动汇率的支持者借用丘吉尔对民主制度的名言评论这一制度：“它是所有汇率制度中最差的一个，除去其他所有制度之外。”

　　对很多国家，尤其是相对较小的国家，汇率制度永远都是一个痛苦的次最差抉择。要减小出口与进口产品价格的不确定性，最好使用固定利率，但由此却会失去运用货币政策调整的空间，同时，若有宏观经济弱点暴露、积累还容易造成金融危机。若选择浮动利率，市场的交易与投机经常会将汇率长时间推离基本面，使国家经济面对无端的成本。尤其是近些年来，国际市场连续不断地面对频率越来越高、规模越来越大的各种金融危机：从上世纪90年代日本旷日持久的经济危机、墨西哥和东南亚的金融危机，到后来的互联网泡沫，直到今天的次级债危机。即使一个国家一直执行正确的货币政策，也经常会由于其他国家和市场出现问题而被传染上危机的种种症状。这可能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最大的成本之一。

　　上一次经济大规模全球化发生在20世纪初，它最终因为1929年开始的金融危机的蔓延戛然而止。此后，各国金融体系相继坍塌，政府纷纷执行了极端的贸易保护、资本控制等措施，在德国、日本，纳粹、军国主义甚至趁机而起，并最终间接地导致了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因此，一个国家，尤其是已经在世界经济生活中举足轻重的国家，如中国，其对汇率政策的选择远不止影响全球的贸易和资金的流动，其更深远的社会与政治意义更不止限于中国，而会波及整个世界。

　　如同在其他经济改革领域采取的渐进模式，中国的外汇政策几十年来也一直相对稳定，甚至可以说是保守。但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也不是没有进行自由兑换的探索。事实上，若没有十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人民币可能已经在1999年实现自由兑换了。但当时在新兴市场一个个失陷的危机中，中国成为了金融市场防线最后的长城，亚洲货币的贬值最终止于中国。世界金融界无不为此庆幸，同时对中国存感激之情。但是，中国经济随后却进入了数年的相对低速增长与通货紧缩之中。直到近几年，随着QFII及QDII政策的逐步实施，中国的资本项目才局部、逐步试验性地开放。但是，不论是QFII还是QDII的实施，都有帮助解决其他问题的用意：QFII是因为当时国内股市处于熊市，需要引入新鲜资金；而QDII则是为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而疏导资金外流之举。其实，资本项目开放、人民币自由兑换与否的意义本身，远远大于其他的政策目标，需要慎重地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