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宪忠：发展经济 制度比科技更重要(2)

　　就新中国而言，1978年之前采取了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制度，彻底拒绝和强烈排斥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导致了稀缺资源配置的无效率、低效率或负效率，不仅经济增速迟缓和发展停滞，还导致了1959-1961年的三年巨大灾难，政府雄心勃勃的赶超英美计划也泡了汤，国民大众陷入了长期贫困的劣性发展陷阱。起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首先受益于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思想解放，继而开始了一系列市场化的持续性制度创新，终于有了我们过去所绝对不敢想象的今天的发展局面。首先是赋予中国农民从事农业经营的管理自主权，政府没花一分钱而且还节省了很多的“三农”管制费用，就导致了农业产出的持续大幅增长，从而彻底废除了长期的政府计划票证供应，并开始出现农产品适度过剩；从1984年起，中国改革开放从农村转向城市，从农村局部扩展到全国各行各业，奉行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趋向，从1992年起明确奉行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向，并于2001年12月11日加入WTO。这一系列的制度变迁在很大程度上解放和发展了被计划经济所长期压抑的发展潜力，彻底告别了短缺型的计划经济，迎来了产品过剩的市场经济，以至于需要启动内需和扩大出口。可以认定,这30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过程,首先是取决于制度持续创新，其次才是得益于科技进步。

　　还有很多相关的大量事实可供我们实证：正是由于软制度思想解放和硬制度自由市场，才有可能调动人积极向上和奋发有为的创新热情，才有可能导致一系列的科学发展和技术发明，科技成果才有可能被产业化和市场化，经济产出才有可能大幅增长，社会才有可能和谐进步，人民生活才有可能幸福安康。因为好的制度通常是民主与自由相和谐、公平与效率相统一、激励与约束相兼容、权力与责任相协调、动力与预期相互动、贡献与收益相匹配、个人与社会相认同等诸多显著特征。因而好制度就是好的游戏规则，能够推动高质量、高水平和高效率的一切游戏活动，从而使游戏活动更具有公平正义和发展价值，也就具有了可持续发展的意义。

　　我们由此得出的重要结论就是：制度是科技之母，制度远比科技而更为重要，制度更是第一生产力，制度安排是社会进步的基础工程，经济发展应奉行制度创新优先战略，中国经济未来可持续发展的程度强弱和期限长短，首先是靠制度，其次才靠科技，重视制度创新永远不会犯大错误，并能够获取稳定递增的长期超额汇报，从而导致一个社会的长期持续繁荣。

　　作者简介：俞宪忠： 管理学博士，济南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济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美国剑桥学院和西南财经大学等四所大学兼职教授，山东省城市发展研究基地首席教授，山东省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主研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人口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