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宪忠：发展经济 制度比科技更重要

　　济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俞宪忠博士

　　中国是当代世界上经济总量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从1978年迄今，中国经济已经持续而高速地增长了近30年的时间，已经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发展成就，不仅超越了新加坡、香港和台湾二战后经济高速增长的持续时间，而且追平了二战后日本经济连续高速增长29年的世界纪录。但是，按照经济周期或商业循环理论，经济持续增长一个或长或短的时间之后，肯定会出现一个衰退和停滞的强制性调整阶段，任何经济都不可能出现无限期的持续增长，有可能出现的倒是长期的经济停滞。于是，大多数经济学家们都在考虑和研究：中国经济到底还能持续高速增长多长时间？有的说可能5年或10年，也有的说可能为20年或30年。我们在此并不讨论中国经济到底还能持续多长时间，而是讨论比这一问题更为重要的决定可否持续增长的根本因素——科技与制度。

　　无论是政治家还是企业家，或者是经济学家还是国民大众，倾向的看法是认为科技将是决定中国未来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首要决定因素，这也是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重要命题的通常理解。的确，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一个国家是一个自主创新型的国家，并能够在一些关键的科技领域处于国际领先水平，肯定会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支撑，没有人会对这一点发生怀疑。正因如此，我们提出并确立了科教兴国和建构自主创新型国家的重要发展战略。

　　但是，科学技术发展依赖于特定的制度发展框架，无论是科学发展还是技术发明，都有着特定的制度结构支撑，科技兴国战略的确立和实施，必须以国兴科教的制度创新为前提。如果没有一个可供有效激励科技创新的好制度如专利制度等，如果人才成长缺乏充分有效的激励制度环境，如果科技产业化和市场化存在着制度障碍，如果产权边界因不清晰而被模糊虚置，如果在稀缺资源配置领域中计划取代了市场，如果做官比创新能够使一个人的生命更精彩，如果政府超越竞争而成为社会“发展”的惟一权威，如果┅┅那么科技兴国和自主创新就会成为猴年马月的乌托邦。无论是从时序联系还是从因果关系，我们发现，制度安排有着不可替代的特定功能，没有好的制度安排，只会发生坏事情，而不会出现好事情，从而形成一个低水平的劣性均衡，也就是会走进一个发展陷阱。

　　从世界范围看，现代化浪潮发端于工业革命或产业革命，但产业革命发生的时代背景，就是在此之前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而资产阶级革命出现的最终成因，则在于启蒙运动和文艺复兴运动等思想解放浪潮。思想解放——软制度酝酿了资产阶级革命，而资产阶级革命则废除了封建专制制度，导致了政治民主制度——硬制度的出现和形成，在此之后才有了此起彼伏的现代化创新浪潮。原先一些统一的民族国家，因某些历史原因，被分割成了几部分，非常有趣的是，所有采取计划经济制度安排的国家或地区，其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均远不如采取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或地区，其发展差异非常之大，并有着持续扩大的发展趋势。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大陆与台湾、香港和澳门，统一之前的东德和西德，如今的朝 鲜和韩国，均概莫能外。可以肯定,工业革命以来此起彼伏的现代化浪潮,首先是制度变迁浪潮，其次才是科技创新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