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尚全：坚持解放思想 推动体制创新

　　-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　高尚全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党的十七大高度评价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地位，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系统回顾和总结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对继续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具有重要意义。下面我就解放思想和体制创新问题谈一些体会。

　　解放思想是改革开放成功的重要法宝

　　中国改革前最突出的体制特征是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三位一体，高度集中。同时，在实际运行中，政治处于统摄地位，“政治挂帅”、“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并且“以阶级斗争为纲”。由于这种体制是按照特定的意识形态建立的，因而如果没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变化，任何改革都是难以设想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78年中国开启了大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

　　这次思想解放运动以“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核心，通过广泛深入的讨论，社会各界基本形成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共识。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 1978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会议出现了多年不见的生动活泼局面，恢复党内民主、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成为主流，就一系列重大问题展开了一个多月的热烈讨论，完成了为其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充分准备。 因此，有充分理由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取得了纠正“文化大革命”以及此前的一些重大错误，确立全党工作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着重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等重大成果，这次思想解放运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会议深刻汲取历史教训，强调必须坚决保障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重申在思想政治生活中坚持“三不主义”原则，从而保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至于流于一般口号，而是真正成为党的思想路线，也为冲破传统意识形态束缚，探索改革理论和实践提供了现实的可能空间。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的“闸门”，改革的必要性主要是来自于对计划经济体制弊端的认识，改革走向何方、改革如何深化等问题应该说当时并不明确。这种不明确主要不是由于对我们今天所说的市场经济理论不了解，而是传统意识形态的束缚。特别是把计划经济、单一公有制与社会主义直接划等号的传统理论影响，使得改革开放的具体进程不断面临 “姓资”、“姓社”之类的挑战。因此，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初以前，我国虽然引入了商品经济概念和市场机制，但在实际上并没有放弃“计划经济为主”的指导思想。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必然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这次思想解放是以邓小平1992年南方视察讲话为标志展开的。 通过这次思想解放，评价改革开放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深入人心，“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的理念成为共识，为党的十四大确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奠定了思想基础。此后，大规模的改革开放突飞猛进，初步形成了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

　　改革开放30年思想解放与实践的互动过程表明，解放思想是改革开放成功的重要法宝。同时也表明，思想解放是一个伴随实践发展的动态过程，实践总是不断提出新的问题，要求人们不断解放思想，进行新的探索。历史已经证明，轻率地宣布某种判断的“唯一”正确是危险的，无限丰富的实践发展才是理论的最终裁判者。人类实践过程是无止境的，思想解放也应该是无止境的。

　　解放思想是新时期体制创新的必然要求

　　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确立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之后，市场化和对外开放的迅速推进，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变迁。当社会“沉浸”在市场经济胜利的同时，社会利益的分化也在加快，价值观念的冲突开始呈现出较为复杂的局面，改革理论实际上已经面临着新的挑战。经济市场化过程中权力介入过于“深入”，导致了腐败寻租；国有企业模拟私人企业经营和不规范改制，以及国内和国外私人资本的迅速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出现了过分占有劳动和损害职工基本权利等现象；行政性垄断集团和国际资本集团与国内民营经济的不平等竞争，制约了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改革不仅面临着在已经初步形成市场经济体制基础上继续完善的艰巨任务，而且面临着在经济社会开放条件下如何应对新挑战的问题。中国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市场的重要部分，经济改革不再如以往封闭或半封闭状态那样主要涉及国内经济关系的调整，国际因素的影响在日益增加。国有资本、民间资本、境外(或国外)资本之间的关系处理，资本与劳动之间关系的平衡，乃至城乡公民身份(权利)的平等等问题，都不得不考虑到全球市场化的背景。如果说前期市场化中权力介入导致的财富分配不公已经引起了社会心理失衡，那么人们有理由担心权力与境外(或国外)资本的“结合”，将进一步加剧这种失衡。从上个世纪80年代社会普遍“欢迎”对外开放，到90年代大规模对外开放后民族主义情绪的滋生发展，虽然不排除部分非理性和商业炒作因素，但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心理失衡。

　　如何看待现实中存在的这些问题与矛盾，需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我认为主要是由于改革与发展的不平衡产生的。首先，改革的不平衡使得一些传统体制中深层次矛盾累积起来，逐步显现，如缺乏有效的权力监督与制约、政府直接干预微观领域过多、行政性垄断等。其次，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中出现社会利益分化是必然现象，而通过体制创新形成完善的利益调节机制是滞后的。再者，政府职能转变相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是滞后的，制约了公共职能有效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些不平衡，有些是社会发展与转型的特殊阶段的产物，如城乡二元结构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变迁，有些是经济社会转型中新旧体制摩擦带来的，有些则与思想不够解放、不适应急剧变化的要求有关。我国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新体制转变是一个复杂的渐进过程，更是一个没有成功先例的可资借鉴的艰难探索过程，是一个不断进行体制创新、不断解决问题的前进过程。不能因为现实中存在一些问题和矛盾就否定整个改革开放，甚至主张回到原先的老路上去。近年来互联网上经常可以看到这类主张，这是开历史倒车。这也说明，与旧体制相联系的过时的传统思想观念依然有一定市场，这些思想观念不仅无助于现实问题的解决，而且会对体制创新构成干扰。要继续推进体制创新，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

　　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提出了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发展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蓝图。这是总结近30年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并针对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现实问题提出来的，体现了发展观与改革观的统一，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创新的精神。特别是党的十七大提出了若干新的提法和理念，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现实指导意义，如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等等。要把这些理念贯彻到社会发展的实践中，我们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开阔视野，站在新时期的历史起点的高度上，深刻领会其丰富的理论内涵，并以此为体制创新的“灵魂”。尤其是坚持 “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实际上确立了发展与改革的最终归宿和根本标志。人类社会的进步本质上是人的解放、自由和发展，发展不是单纯的GDP增长，改革也不是为了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GDP增长虽然是发展不可或缺的物质前提，但只有在普遍促进人的发展情况下，才体现了发展的本质规定；市场经济是人类文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但市场经济只有在促进平等竞争、摆脱资本和权力的垄断“奴役”，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真正成为“人”的发展的必由之路。

　　政府转型是当前体制创新的关键

　　在新的发展阶段，政府职能及其运行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决定性体制因素和关键。如果说前期以企业为中心的改革成功地塑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为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奠定了体制条件，那么，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必然要求改革的重心转向政府体制。

　　对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而言，政府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的核心问题是重塑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与上个世纪80年代强调“完善”政府计划经济体制，发挥市场调节的“补充”作用不同，向市场经济转轨意味着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调整必须转向“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政府来补充”的思路。如果不确立这样一个基本思路，政府的职能转变就难以实现，并且制约各项改革的深入展开，阻碍市场经济体制的最终形成。经过30年来的改革，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政府职能转变相互促进，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但经济运行中政府主导的特征依然十分突出，由此也导致了经济社会发展若干方面的不协调。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固然有传统体制惯性和利益格局变动等因素的影响，但更重要的因素可能在思想理念方面。就当前的现实而言，可能有几个基本理念需要继续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