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纲：央行将落实从紧货币政策加强流动性管理

　　记者：那么造成我国流动性偏多的根源何在？

　　易纲：我同意你刚才提到的流动性过剩是我国阶段性经济现象的观点，因为，国际收支大幅顺差是造成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偏多的源头。2004～2006年，我国贸易顺差分别达321亿美元、1020亿美元和1774亿美元，2007年贸易顺差已达到2622亿美元。目前我国贸易顺差占GDP比重超过8%。同时我国每年FDI流入均在600亿美元以上，是全球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之一。在国际收支持续顺差情况下，为维护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央行只能被动购汇，通过外汇占款渠道不断向银行体系投放大量流动性。

　　从深层次看，国际收支失衡反映出我国储蓄率过高、消费率偏低的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经济增长不平衡。我国最终消费占GDP比重已从上世纪80年代超过62%下降到2006年50%的历史低位。与此同时，我国储蓄率持续攀升，尤其是政府和企业储蓄增长过快。初步估算，1992～2006年政府储蓄占总储蓄的比重由13.5%上升至19.3%，企业储蓄占比由33.6%升至42.2%，分别上升5.8个和8.6个百分点。我国经济结构失衡既与发展阶段、人口等因素有关，也受长期以来为鼓励出口和增长所形成的外资、外贸、产业、财政等政策导向的影响。低消费、高储蓄、高投资的经济发展方式加剧了对外需的依赖；“奖入限出”、“宽进严出”等政策导向鼓励了资本流入，而国内对外投资却起步较晚。这些因素共同形成国际收支双顺差和流动性的长期累积。

　　记者：近几年来，人民银行在管理流动性方面主要采取了哪些举措？您认为当前流动性管理的难点和今后的重点在何处？

　　易纲：早在2003年4月，针对经济周期性变化及出现的苗头性问题，根据国务院部署，人民银行及时调整货币政策操作，启动央行票据收回银行体系流动性，加强预调。目前，大规模对冲流动性已近五个年头，对冲手段也从最初主要依赖国债吞吐及再贷款控制，发展到存款准备金、公开市场操作等多种工具搭配协调运用。例如，2007年年初以来，人民银行在加大央行票据发行力度、以特别国债开展正回购操作的同时，先后十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共5.5个百分点，对冲了由新增外汇占款投放的绝大部分流动性。考虑到经济发展、就业增长和扩大消费都需要一定的新增流动性，对冲比例是基本适合的。

　　通过加大对冲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货币信贷过快增长总体上得到抑制。在外汇储备年均增长40%和GDP增长超过10%的情况下，M2和贷款增速分别保持在年均17%和16%左右。M2和贷款占GDP的比重都呈现出稳中趋降的态势。这可能已是我们在多种制约条件下所能实现的较好结果。可以说，如果不采取对冲操作，信贷膨胀和经济过热可能已经发生了。

　　当前流动性管理面临的主要困难是结构调整相对滞后。近两年来，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的措施，比如，提高居民收入，优化财税结构，调整和规范外资、外贸和产业政策。这些措施已经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总的看，当前我国贸易顺差仍呈较快增长势头，低消费、高储蓄的结构性失衡仍在加剧。

　　下一阶段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从紧货币政策，进一步加强流动性管理。与许多曾经历长期对冲的经济体相比，结合考察央票等占GDP的比例，再比较中外及我国历史上存款准备率的走势，我认为我国继续对冲流动性尚有空间。存款准备金工具主动性强，有利于实现流动性的深度冻结，仍可作为常规工具加以运用。公开市场操作则具有灵活性高的特点。财政发行特别国债购汇与央行发行票据一样都是通过债务发行的方式购买外汇，可以丰富流动性管理工具组合。

　　但必须看到，仅仅依靠货币政策进行对冲效果毕竟有限，无法根本解决结构失衡下流动性不断生成的问题，并非治本和长久之策。若流动性偏多的形势继续发展、国际收支失衡矛盾持续累积，则通货膨胀终究会显现，对国民经济的平稳和可持续发展将造成极其不利的影响。

　　记者：您曾指出货币政策对冲是在打阻击战，为的是赢得时间进行结构改革。请您谈谈结构改革的含义以及当前我国推进经济结构改革的着力点。

　　易纲：要从根本上解决流动性偏多问题，必须从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入手，加快实施以扩大消费内需的一揽子结构性政策为主、汇率为辅的战略，促进国际收支趋于平衡。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货币政策对冲是在打阻击战，目的是给治本的结构改革赢得时间。我们必须在这有限的宝贵时间内取得结构改革的新突破。

　　所谓结构改革，其要义正是消除造成经济不平衡增长、扭曲市场机制、阻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机制性因素。与过去的一些理解不同，结构改革并非直接控制投资结构——这应由市场来决定。我认为，当前我国结构改革可以从消费内需、财税体制、社会保障、资源价格、土地制度等方面着力。应充分利用经济持续较快增长、财政收入大幅增加的有利时机，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加快向公共财政转型，增加公共消费性开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稳定居民消费预期。调整和规范外贸、外资和产业政策，优化收入分布结构，继续推进要素价格改革，从而增加消费，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里我还想进一步谈谈以下几点：

　　首先，当前是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的天赐良机。我国曾有两大财政隐性赤字，即银行巨额坏账和社保欠账。随着工行、中行、建行、交行成功改制上市以及农信社改革取得进展，金融体系不良资产大部分得到消化。社保欠账问题更加凸显。当前我国税收状况良好、股市活跃，应抓住这些有利时机，用划拨国有股的方式建立起养老金个人账户。这在收入分配效应上要明显有利于低收入群体，从而可以促进消费。这一方法可能比俄罗斯和东欧民营化的分配方法要好，因为它更有利于公司治理结构的改善。

　　第二，要积极推进资源价格改革。两害相权取其轻。资源价格机制市场化改革可以消除行为扭曲，减少资源浪费，促进节能减排，但也会增大短期通胀压力。不改革虽能暂时缓解名义通胀，但总体损失更大。为了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下决心进一步理顺资源价格。

　　第三，实行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制度。以物业税为例，十六届三中、五中全会均提出要稳步推行物业税。这有利于稳定地方政府收入来源，匹配财权与事权，激励政府转变职能，使地方政府不搞工业也能收到税，并有积极性搞社会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物业税征收的基本原则应是中央作决策、省人大通过法规、征收和管理在县市。目前应加快推进试点工作。

　　第四，有序推进中国特色城镇化。城镇化是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支撑，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这就要求进一步完善土地制度。要在保护耕地的前提下科学规划城镇化用地。同时，应在土地资源配置中引入市场机制，维护农民土地权益。通过统筹兼顾，更有效地利用好土地。实际上，非农产业更高的效益可以使我们通过贸易“进口”土地，大豆进口就是一个例子。此外，要注意维护房地产业健康发展。文化娱乐等领域的消费扩大需较长过程，而房地产业将长期充当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的重要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