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锡军：美国减速 中国打滑(2)

　　支玲琳：金融大鳄索罗斯说，现在我们所面临的，是60年来最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尽管听来有些耸人听闻，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化解眼前这场危机不易。很多人甚至担心，接下来会不会上演全球版的亚洲金融危机。

　　赵锡军：我认为还不至于那么严重。上世纪70年代，人们的恐慌心理也很严重，市场也是笼罩在一片凄风苦雨中，当时的美国深陷越战泥淖，经济陷入通胀和停滞，加上美元危机、石油危机，当时的尼克松总统甚至不得不对传统国际金融秩序作出大调整———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虽然我们并不清楚次按危机会如何发展，但是当年情景，似乎并不比今天要来得轻松。在那个时候，索罗斯可能还在东欧的匈牙利吧，或者还在英国读书呢。但那段时间对于美国人来说，是一段比较痛苦的回忆。

　　当然，说到亚洲金融危机，我认为还是有一些共同表征的，但是毕竟过了十年，国际经济环境、金融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十年后的今天，首先金融一体化越来越加强了，欧洲形成了统一市场，有了共同的货币，亚洲也在不断讲求互相之间的合作。而全球金融体系通过市场不断加强联系，跨市场跨国资金流动也规模越来越大，风险传导也就变得更加容易。加之现在的金融风险控制还是局限于各市场本身，客观上也导致跨市场风险传导无法控制。第二，也是很关键的一点，金融机构的全球化和业务综合化不断加强。现在的金融机构越来越不局限于某一个国家，而是在全球各地寻找投资机会。所以才会出现，美国的金融产品全球各地的金融机构都去购买，但是如果出了问题，就会影响到全球的金融机构。因为今天的金融机构不仅是产品的始创者、服务者、提供者，还是推销者和购买者，既是始作俑者，亦是受害者。这样一来，金融机构就形成了一个自我消化、自我买卖的自循环体系。这样一来，就导致风险会不断地滞留在系统内部，无法化解。这也是为什么花旗、摩根大通、美林这些超级金融机构尽管有着世界上最好的风险控制系统，但却无法控制风险的根本原因所在。

　　支玲琳：的确，最近内地A股的大跌，令人不由得担心，美国经济的“流感”会不会也传染中国。您认为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有可能独善其身吗？

　　赵锡军：这里面可以分为正常的影响和非正常的影响。正常的影响可以分为两个渠道，一个是通过实体经济，比如贸易往来或投资往来表现出来。但是贸易往来不可能一下子发生反映。比如，前年下半年美国次按揭贷款问题已经露出苗头，但是影响到家具、建筑材料、装修材料的对美出口直到去年八月份才反映出来。另外一个影响，就是心理影响，担心风险会否扩散，会否传导到自己。这种担心会影响到投资者的决策判断，可能在心理层面会产生影响。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市场示范效应”，尽管美国的资金流动与我们并没有直接关联，但投资者出于心理暗示，会不自觉地作出决策跟风行为。

　　当然，还会有一些非正常的影响，可能有些人会故意夸大正常影响的作用来诱导投资者。对于成熟市场来讲，专业投资者大多有判断能力，但是对于一些新兴市场而言，尤其是一些金融市场发展时间比较短的，投资人可能不一定有辨别能力，很有可能就“中套”了。于是在一些夸大的市场消息影响下，会作出比较剧烈的反应，这就属于“非正常”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很可能会在内地市场有所表现。

　　至于美中经济的关联度，我想很难用一句话说清楚。布什总统前一段时间说，美中之间有点类似“利益相关者”。但是，至于如何影响、怎样影响，是不是已经到了“同饮一江水”的程度，我想可能还远远没有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