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宪忠：水环境优先和兼顾水资源

　　——关于水发展秩序的一个新型战略发展框架

　　俞宪忠

　　内容提要 水既是母体性的重要战略环境，还是父体性的重要战略资源，其双重特征和叠加功用决定了水对人类的生存发展具有至高无上的战略性。我们有充分的论据而认为，在水的双重特性中水环境比水资源更加重要，在水发展序列中水环境发展重于水资源发展。中国决策层已经在水资源方面提出了建构“节水型”社会的发展要求，但还没有从水环境的视角确立建构“洁水型”社会的发展战略。21世纪的现代水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必须在洁水优先和兼顾节水的发展理念引领下，建构洁水与节水相结合的社会发展模式，寻求21世纪中国新型的水利科学发展道路。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建构起能够切实保障中国水利安全的战略发展框架。

　　关键词 水环境 水资源 可持续发展 水科学发展观 洁水 节水

　　众所周知，水具有资源与环境的双重特性，因此而成为一切生命之源。在此视角下我们已经充分注意到，在水资源方面中国已经提出了建立“节水型”社会的发展要求，但在水环境领域还尚未确立建构起“洁水型”社会的发展战略。如果仅仅在量上“节水”而不在质上“洁水”，那么，节省下来的水就完全可能是越来越多且有害的污水，包括人在内的一切具有重要发展价值的生物都将面临灭顶之灾。因此，在水环境优先和兼顾水资源的新型战略框架下，建构“节水”与“洁水”相结合的社会发展模式，将会对中国和世界的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大的发展意义。

　　一、“增长的极限”与可持续发展

　　在工业革命以前的漫长岁月里，人类作为自然之子与自然和谐相处。但自从工业革命以来，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陡然变得紧张起来，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遭遇到人类自身的巨大发展所带来的严重挑战。从18世纪开始的历次工业革命所提供的科学技术条件，在导致了经济迅速增长和人口持续膨胀同时，也引发了阻抗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资源持续短缺和环境持续恶化。科技持续进步→经济持续增长→人口持续膨胀→资源持续短缺→环境持续恶化，这一演进链条完全有可能把人类指向不可持续的“发展陷阱”，这就是“发展的异化”，也可以称之为“发展的悖论”，也就是人类过去和现在的发展，反而日益限制和约束着人类未来的发展。如果不能及时地建构新的发展理念，并在此引领下重构新的发展路径，人类发展就会面临前所未有的灾难和危险。有些发展经济学家因此而甚至认为发展中国家除了人口、贫穷和污染，好象什么都没有，似乎掉进了一个人口增长、经济贫困和环境污染三者之间恶性循环的“劣性均衡陷阱”。有人说GDP和GNP就是国内总污染(Gross Domestic Pollution)和国民总污染(Gross National Pollution)，有人说将来人们有可能为一滴水而战，还有人说人类将来剩下的最后一滴水就是人类的眼泪。这些似乎危言耸听而实际是在预警的说法，标志着全世界的有志之士们都愈来愈高度关注环境污染的巨大潜在隐患。1971年著名学者泰勒的《世界末日》、1972年麦多斯的《增长的极限》、1987年世界环发大会的《我们共同的未来》、1992年的《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1994年国际人发大会的《行动纲领》等重要文献里，都充满了对环境污染的高度忧虑和改善环境的积极探索，都在试图搜寻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和谐创新路径。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纷纷开展了全球范围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研究，仅全球发展战略模型就有十多个。第一个较为成熟的全球发展模型是由著名的全球发展战略研究机构罗马俱乐部委托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米都斯为首的研究小组提出的“增长的极限”模型。这个研究小组由7个国家的17名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青年研究者组成。他们花费了21个月的时间，耗资25万美元，终于在1972年3月提出了作为罗马俱乐部“人类困境”研究计划的著名“增长的极限”模型。“增长的极限”模型将世界看作是一个由5个子系统构成的大系统。5个子系统是：人口状况、自然资源、工业资本、农业投资、环境污染。“增长的极限”模型利用1900——1970年的有关统计数据说明，人口与资本的发展趋势呈指数规律增长，而自然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具有有限性，这种趋势倘若任其发展而不加控制的话，那么，人类前景则将不堪设想。该模型对此指出：如果在世界人口、工业发展、环境污染、粮食生产、资源消耗这些方面按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我们生存的这个地球的增长极限有朝一日将在今后100年中发生(2072年之前)。为了避免人类陷入不可持续发展的这一困境，该模型提出人类必须在1975年停止人口增长，到1990年停止工业投资增长，以达到“零度增长”下的“全球均衡”。[1]该研究小组认为，只有如此，才能保障人类在未来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汪纪戎女士在2005年6月2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回答关于中国水污染治理情况时说；“我同你们一样，对水环境的污染治理很不满意。中国是在经济快速增长情况下出现了一些环境问题。中国环境问题的出现是压缩型的，发达国家在一百多年里面陆续出现的环境问题，中国在二十多年里集中出现，这是中国要必须面对的。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是不会停的。现在要应对环境问题，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发展的观念，需要改变的是发展的方式，需要评价的是我们发展的结果。”[2]资源和环境对人口发展具有硬约束特性，而水恰恰就同时具有环境和资源的双重功能。因为，水既是人类发展所必须消耗的战略资源，同时又是人类发展不可或缺的生态环境。如果地球上没有了水，或者仅有污水，一切生命都将会面临灭顶之灾。

　　二、水科学发展观与水环境资源

　　由于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传统发展观对人类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严重威胁，于是人们纷纷开始探索新的科学发展观,发展观出现了新的历史变迁。作者对目前流行的“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这一流行观点持有不同看法。首先，以人为本是一种很模糊的发展概念 。模糊的科学定义是既清晰又不清晰，以人为本概念的清晰之处，就是不以物为本。但其不清晰之处在于是以多数人为本还是以少数人为本。因此，以人为本内在地涵括了以少数官僚阶层为本的可能性。与之相比较，以民为本的发展概念可能更好一些。其次，以人为本的发展概念有可能认为“征服自然”具有合理性，从而把生态环境置于极其次要的从属地位，有可能在发展过程中为满足人的短期需要而一味追求经济的GDP增长和忽视环境承载能力及生态要求，并最终导致不全面、不健康、不协调和不可持续。概而言之，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以人为本就同时暗含了以自然为末的发展命题，就会极其自然地将自然置于非常次要的发展位置，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国际上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就是在满足我们这一代需要的同时而不对满足后代的条件构成威胁，因此，这一定义非常强调纵向代际公平。我们认为这一定义有其纵向方面的进步性，但也有其明显缺陷，这种定义还缺乏人口、资源与环境三者之间的横向协调和全面健康，真正的科学发展观应该是把纵向代际公平与横向健康协调有机结合和高度统一起来。我们因此而认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要求是人口适度规模、资源循环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良性互动和长期均衡。或者说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构成要件就是人口、资源、环境，适度人口规模+资源循环利用+生态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这种新的科学发展观更为强调长期可持续性的环境资源变量，把 发展置于更为健康协调和坚实全面的可靠基础上，使发展观具有纵向保证和横向保障的多重纬度。

　　在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架构和实际运用中，水环境资源是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发展变量，这是能够解释人类发展质态并决定发展能否实现纵向可持续性和横向健康协调的根本解释变量。因为水是生命之源和国家命脉，水对人类发展和国家安全具有高度的战略性。没有水环境资源就没有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物，如果因为人类缺乏理性的过度发展或畸形增长而使水环境资源出现严重问题，不仅人类发展所需要的水质严重污染，而且水量也出现严重短缺，水环境资源在质与量两个方面都出现威胁人类发展的严重问题，那么，人类就会走进了一个非科学的发展陷阱。事实上，这方面的严重问题已经在全世界具有普遍性和危机型，并在发展中国家尤为突出。一方面出现了全球性的水环境污染持续加剧，另一方面又形成了世界性的水资源持续短缺，由此导致了一种违背人类预期愿望的非科学发展态势。我们迫切需要一种有利于人类发展和中国在21世纪安全崛起的水科学发展观，彻底摆脱先污染后治理、边污染边治理、大污染小治理的传统发展观，建构一种与新型工业化道路相匹配的水环境优先的新型水科学发展观。只有如此，才能确保中国在21世纪的水安全与人水之间的和谐发展。

　　根据世界资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WRI)2000年10月21日公布的一份报告，在发展中国家，90%以上的污水未经处理就直接排入河流或湖泊，由于以上原因，每年有5百万人死于如霍乱等水源性疾病。“目前全世界的淡水资源仅占其总水量的2.5%，其中70%以上被冻结在南极和北极的冰盖中，加上难以利用的高山冰川和永冻积雪，有87%的淡水资源难以利用。人类真正能够利用的淡水资源是江河湖泊和地下水中的一部分，约占地球总水量的0.26%。目前全世界有80个国家和地区严重缺水，我国是全球13个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扣除难以利用的洪水泾流和散布在偏远地区的地下水资源后，我国现实可利用的淡水资源量则更少，仅为11000亿立方米左右，人均可利用水资源量约为900立方米，并且其分布极不均衡。我国人均占有水量超过国际公认的严重缺水警戒线。”[3]中国不仅是一个淡水资源持续严重短缺的国家，而且还更是一个淡水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和加剧的国家，中国在21世纪的发展首先面临严重的水威胁，因而特别并优先需要水安全，中国比任何其他国家和地区都更需要人水之间的和谐发展境界和发展状态。

　　三、水环境优先兼顾水资源的发展秩序

　　水与其它地下矿产资源相比较的显著特点，就是水既是环境又是资源，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三大要素——人口、资源与环境中，水具有环境与资源的双重特征和叠加功用，因此被称为水环境资源。水作为环境，它能够被人类以生存之母的形式每时每刻加以依存利用，没有水尤其是没有淡水，就没有所有生物，就更没有人类；水作为资源，它能够以人类生存之父的形态对人类社会给予基础支撑，从而能够被人类加以开发利用。因此，水既是母体性的重要战略环境，还是父体性的重要战略资源，水环境资源对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具有至高无上的战略性。

　　在工业革命以来关于水的科学发展史中，人们首先是把水视为资源而不是看作环境，适应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需求而对“水资源”加以大规模的经济性开发利用，使水表现为“国民经济的命脉”，仅仅从经济的角度来理解水，并总是力图把水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对水资源定义目前尚无统一的理论表达，英国《大百科全书》对水资源的定义是 ：“水资源为自然界全部所有形态(包括气态、液态和固态)的水体”。联合国《水资源评价——国家评价手册》对水资源的定义是：“可资利用或有可能被利用的水源，具有足够数量和可用质量，并能在某一地点为满足某种用途而被利用”。原苏联水文学家O·A·斯宾列格在《水与人类》一书中将水资源定义为：“水资源为某一地区的地表和地下水储量。”中国《大百科全书》将水资源定义为：“地球表面可供人类利用的水。”[4]而后随着人口规模持续膨胀、工业化进程持续提速和GNP或GDP的持续增长，水资源供给短缺问题日益凸显和持续加剧，尤其是由于对水资源大规模地经济性过度开发利用而导致的水污染加剧，主要由水决定的人类生存发展的自然环境和生态支撑问题，便被提到了议事日程。全世界的人们都开始认真考虑生态与生计、温饱与环保的相互关系问题，都在重新反思和理性审视人类已经走过的传统发展道路和增长模式，这时人们需要把生产、生活、生态问题加以统筹认知和全面判断，需要对过去、现在和未来进行发展连接，于是在“水资源”的基础上就又有了“水环境”的科学表述。“水环境”的概念首先出现于科学研究领域，而后又被应用于决策过程，“水环境”的出现和应用，从根本上标志着“水科学”体系的真正形成，也昭示着人类对水认识的一个新时代的到来。《环境科学原理》对水环境的定义是：“水环境一般是指河流、湖泊、沼泽、水库、地下水、冰川、海洋等地表贮水体中的水本身及水体中的悬浮物、溶解物质、底泥，甚至还包括水生生物等。从自然地理的角度看，水环境系指地表水覆盖地段的自然综合体。”[5]相关文献表明，尽管水资源的定义尚未统一，但有国内外多种理论表述。而对于水环境的理论定义却很少，因此，对水环境的认识还有待深化和拓宽。

　　无论是水环境还是水资源，都不仅关乎到人类生存，而且更关系到人类发展，自然就产生了“水环境”与“水资源”的发展排序问题，也就是说，就“水环境”与“水资源”两者对人类生存发展的相关系数和重要程度而言，我们需要确认哪一个更重要一些，在人类的生存发展序列表上，哪一个更具有优先价值和领先意义。

　　首先，从已有的各种定义分析，水环境的内涵比水资源的内涵更为丰富，水环境的外延也比水资源的外延更为宽广。也就是说，水环境在外延上涵括水资源，水资源仅仅是水环境的一个构成部分。其次，水环境不仅决定水资源的发展情势和功能质态，而且还决定了除资源性水体外的其它动植物的多样性和可持续性，这些动植物的多样性和可持续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类的命运。再次，水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水质问题，而水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却属于水量问题，如果水质不出现问题，那么，所有的水资源就皆为洁净水，有利于为人类的生存发展提供强力支撑和根本保障。如果水质被严重污染，那么，所有的水就成为不能支撑人类生存发展的污水，这时的“水利”就会变为“水害”。第四，如果仅仅把水视为资源，而不首先视为环境，人类就完全有可能无视水环境要求，而单纯地把水资源优势开发为经济优势，而且人们也善于这样做。根据行为科学的演进规律告诉我们，在传统工业化道路上行走了很长时间的人们，由于路径依赖性和惯性冲动的缘故，从“水资源道路”转到“水环境道路”的改弦易辙，也具有较大难度，如果不能及时走上水环境型的发展道路，水污染和水威胁就不能得到有效克服。第五，如果水资源出现短缺，影响的可能只是人类发展问题；而如果水环境出现污染问题，那么，其影响就不仅仅是发展问题，而主要是生存问题，而且完全有可能给人类带来灭顶之灾。第六，节水只是涉及陆地淡水资源的节省问题，而洁水则是包括海水在内的所有水保护问题。

　　虽然水资源也是极端重要的，但与水环境相比较而言，水环境会比水资源显得更加重要。作者无意否定水资源的重要性，而是在水环境与水资源之间的理性比较中，认为水环境的重要程度要优于水资源的重要程度。我们因此而必须尽快建构起有利于人类永续发展的新的现代水科学发展观，这种发展观真实地表达了长期被严重忽视的水环境发展诉求，其核心要义在于奉行水环境优先和兼顾水资源的发展理念，根本要旨是坚持和制定水环境优先和兼顾水资源的发展战略。这种水发展理念和发展战略，必定会根本改变我们的发展思路，重新优化我们的发展模式，创新选择我们的发展路径，彻底提升我们的发展评价，再次重新唤起人们的水环境发展意识，将水环境发展置于一切发展序列的优先位置，把水环境承载容量作为我们最大化的发展边界。

　　四、洁水与节水有机结合的发展模式

　　中国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科技含量低、经济效益差、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高的传统工业化发展道路上，中国经济从1978年起持续了28年的高速增长，并在经济总量和综合国力等方面取得了许多伟大成就。但是这些经济增长成就是以巨大的环境污染为发展代价的，中国走了一条先污染后治理和边污染边治理的传统发展道路。在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水环境方面，付出了极其昂贵的巨大污染代价，其GDP或GNP真实有效的增长程度，也就自然打了很大折扣。中国不仅是当今世界上水资源极其短缺并持续加剧的发展中国家，而且更是一个水环境污染极其严重并持续劣化的国家，可以这样说，中国在事实上走了一条“有经济增长而无环境发展”的发展道路，在很大程度上走进了一个自掘的“发展陷阱”。由于水资源持续短缺的严重程度已经构成了经济可持续增长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约束瓶颈，中国决策层已经注意到建构“节水型”社会的重要性，水利部部长汪恕诚在2003年也提出了建设节水型社会的工作要点，这无疑是中国水利事业发展的重大历史转折。

　　作为水的资源特性无疑要求在“水量”方面建构节水型社会，这是保障中国水资源安全的重要支撑。但是，由于水具有环境与资源的双重特性，而且在发展序列中水环境发展重于水资源发展，水环境权重大于水资源权重，因此，仅仅认识到必须建构节水型社会，还不是保障中国水利安全的充分条件。中国水安全不仅应当包括水资源安全，而且还更应当包括水环境安全，确切地说，中国水安全首先是水环境安全，首先是要实现人水和谐发展，人与水的关系首先是人与环境的关系，这种关系几乎可以等同于鱼水关系。水环境资源的双重特性以及水环境优先发展的内在要求，还必须同时甚至优先建构“洁水型”社会，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建构起能够切实保障中国水利安全的社会发展框架。洁水是水环境发展的必然要求，节水是水资源发展的惟一路径。洁水与节水是中国水利事业的“车之两轮”或“鸟之两翼”。21世纪的现代水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必须在洁水优先和兼顾节水的发展理念引领下，建构洁水型社会与节水型社会相结合的社会发展模式，寻求21世纪中国新型的水利科学发展道路。(原载《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7年第4期。)

　　参考文献：

　　[1] 李啸尘 主编：《新人力资源管理：知本理论卷》第一卷[M]，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00，P330-332。

　　[2] 中新社北京2005年6月2日的最新电讯报道。

　　[3] 据新华社北京2004年3月21日记者姚润丰电讯报道。

　　[4] 窦贻俭、李春华编著：《环境科学原理》[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P51。

　　[5] 窦贻俭、李春华编著：《环境科学原理》[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P50。

　　作者简介：俞宪忠：男，汉族，1956.12生，山东省滕州人，济南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副院长，研究生导师，河海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