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利：主流经济学的叛逆者

　　如果把主流经济学比作一种宗教，赫尔曼·戴利（Herman Daly）无异于一名异教徒。19世纪70年代以来，新古典学派所开创的“关于效用和自利的经济学”，在经济学中占据了主流地位。在很多大学和研究生院里，经济学已经被更多地当作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而不是一门社会科学。一个明显的事实是，经济过程和物质环境之间存在的持续相互影响，已不在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之内。但值得庆幸的是，主流经济学的机械教条并没有被所有经济学家信奉，以戴利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不懈探索着生态与经济的相互关系。

　　1967年，29岁的戴利从范德比尔特大学经济学博士毕业，作为福特基金会访问教授来到巴西塞阿拉州立大学，帮助培养经济学研究生。在这个巴西东北部地区，不断膨胀的人口几乎吞噬了一切可用自然资源。这里的生活经历使戴利开始将经济理论与环保主义联系起来，并注定了生态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理论成为其终身研究方向。

　　可持续发展观

　　1987年国际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首次在报告中使用可持续发展概念，并将其定义为“在不牺牲未来几代人需要的情况下，满足我们这代人的需要”。WCED的定义尽管内容不是空泛的，但对什么是发展没有做出明确的界定，仅仅告诉我们可持续发展的结果应该是什么。此后，可持续发展研究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热门话题。学者们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出发，提出了迥然相异的多种定义，但大多缺乏明确的内涵。戴利风趣地说“可持续发展是一个人人喜欢但没有人能明确其含义的词。”那么，什么是可持续发展呢？戴利在区分了增长与发展的不同实质的基础上，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经济增长一般定义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可以将它划分为数量性的物质组成(资源流量增长)和质量性的非物质组成(资源效率改进)。当人类的经济规模相对于既定的、非增长的、封闭的生态系统来说很小的时候（如农业社会），资源流量增长是主要的，而资源效率改进居于次要地位。当人类的经济规模相对于生态系统来说很大的时候，继续维持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就不再是合理的选择。这时，人类的经济规模已经超越了由环境再生和吸收能力决定的生态系统承载能力，必然导致环境危机的出现，人类的持续生存和发展将难以为继。此时，人类必须停止物质资源流量的继续增长，用质量性改进(发展)的经济范式来代替数量性扩张(增长)的经济范式作为未来进步的道路。“增长这个硬核必须放在坚硬的生物物理事实之上，然后用道德的锤子砸碎。关注后代、关注次人类和目前财富分配中的不公平，则提供了这把道德铁锤。”基于此，可持续发展只有在被理解成“没有增长的发展时-即在地球生态系统生成和吸收能力许可的范围内，一个由物质-能量产生所支持的持续稳定的物质经济基础和质量改善”，对经济才有意义。

　　在该分析的基础上，戴利1990年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三个操作性原则，认为只要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够遵循这三个原则，那么就会实现可持续发展，即：（1）所有可再生性资源的开采利用水平应当小于等于种群生长率，即利用水平不应超过再生能力。（2）污染物的排放水平应当低于自然界的净化能力。（3）将不可再生性资源开发利用获得的收益区分为收入部分和资本保留部分，作为资本保留的部分用来投资于可再生的替代性资源，以便不可再生性资源耗尽时有足够的资源替代使用，从而维持人类的持久生存。

　　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基础

　　可持续发展研究看似轰轰烈烈、如火如荼，但繁荣无法掩饰其致命缺陷，那便是没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学基础。由于找不到相应的经济学落脚点、立足点和出发点，可持续发展研究更多地停留在对现状的描述、对数据的罗列、对未来的担忧以及理想的、空泛的、应然性的政策分析上，最终导致了可持续发展理念与人类行为（经济行为和社会行为）之间的不可避免而又令人心痛的断裂。

　　主流经济学的先天不足决定了无法胜任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经济学基础。经济学是研究如何将稀缺的资源有效地配置给相互竞争的用途的科学，自从莱昂内尔·罗宾斯的《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一书于1935年问世以来，这个定义就一直占据统治地位。对这一学科来说 ，稀缺性是出发点，但这一点对稀缺性本身来说似乎并不是一件幸事。在戴利看来，稀缺可以区分为相对稀缺和绝对稀缺。前者指的是自然资源相对于人类的无限欲望所表现出来的稀少性和不足，后者是就自然资源本身所具有的自然物理属性所表现出来的稀少性和不足。虽然也有生产可能性曲线、效用可能性边缘等限制性条件，但在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模型中稀缺性更多的是指相对稀缺性而不是绝对稀缺性，即资源是稀缺的但并不会枯竭。简而言之，主流经济学只关心如何最大化、高效率地配置和利用现有稀缺性资源，而不从源头上关心是否永远有足够的稀缺性资源可供配置和利用，更不会面向未来前瞻性地去关心我们子孙后代的资源配置问题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针对主流经济学在环境问题上的传统缺失， 1996年戴利出版了集学术生涯大成的《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在著作中，戴利建立了一种与主流经济发展观俨然有别的新理论框架-宏观环境经济学，对包括国民账户消费、贫穷、人口、国际贸易乃至宗教伦理等在内的发展问题进行了一系列追本溯源的再思考。学术界认为其是对主流经济学发起哥白尼式革命的最卓越的倡导者。

　　根据戴利的观点，经济系统中存在三个根本性的经济问题-配置（效率）、分配（公平）和规模（可持续性）。“经济学家们已经意识到高效配置和公平分配是两个独立的目标，同时他们也大体上认同最好用价格来反映效率，而用收入分配政策来反映公平。最佳规模是第三个独立的政策目标，同时也需要第三种政策手段。”那么，什么是规模？什么样的规模是最佳的呢？“规模”这一术语是“人口乘以人均资源使用量而得出的生态系统中人类生存的物理规模或尺寸”的缩写。主流经济学范式将经济系统视为一个独立的系统，可以不依赖除它以外的任何东西而无限膨胀。因此，经济规模越大越好。然而，在现实世界中，经济系统作为生态系统的子系统，必然受到环境再生和吸收能力的约束。经济系统相对于生态系统必然存在一个最佳规模，既不超越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同时又能够为人类生存带来持久的、最大化的福利。

　　生态系统的再生能力和吸收能力共同决定了规模具有最大值，然而最大的规模并不一定是最佳规模。根据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对于企业来说，在其可能的最大规模之前，往往存在着一个最优规模，此时，企业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而最大规模则可能是反经济的。微观的配置问题类似于将既定重量最合理地分配在一条船上。尽管重量被合理地分配，但仍存在船究竟可以承受多大净重的问题。这一绝对最佳载重量在海事制度中被称为装载线。当水位标志达到装载线时船就达到了安全承重能力的极限。当然若重量分配不当，水位线就会提前达到装载线。当然，即使重量被合理分配，如果载重过大，以最佳方式分配重量的船也仍将沉没。戴利指出，微观经济学给予的启示是，扩大所研究行为的规模直至边际成本恰好等于边际收益，这就是给最佳规模下定义的条件。戴利将经济的最佳规模形象的比喻为“经济装载线”，宏观环境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适当的定义和计量社会整体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进而“设计出经济装载线，用以确定重量即经济的绝对规模，使经济之船不在生物圈中沉没”。

　　针对传统发展模式导致的生态危机，戴利提出了稳态经济思想，实质是将资源流量控制在生态可持续的范围内，然后提高经济系统的效率，“而来源于技术知识的改善或是对目标的更深理解，由既定流量规模构成的使用中的性能改善，被称之为发展。所以，稳态经济能够发展，却不能增长”。

　　激进的改革派

　　一直以来，戴利的生态经济理论与主流经济学迥然相异，他本人也被视为经济学界的一个奥德赛式人物。1988年至1994年，戴利一度作为一名高级经济学家在世界银行环境部工作。虽然戴利成功地使世行在政策和项目中关注环境问题，但他的生态经济理论却一直难以说服同僚。最终，因不满官僚作风和陈腐方针，戴利离开了世行，转就于美国马里兰大学公共事务学院任教。这标志着戴利从最初的信仰者演进为激进的改革派，与整个新古典经济学分道扬镳。

　　戴利就像一个在荒野之中大声疾呼的无名英雄。虽然难以被主流经济学界所接受，但却鼓舞和带动了新一代经济学家和环境论者。他播下的思想种子，必将在未来生根发芽，成长为茂密辽阔的森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