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昕：医改只能从全民医疗保险进行突破

　　本报记者 张沉 特约记者 张苗 北京报道

　　顾昕，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研究员。在医改进程中他一直被媒体称为“市场派”，在日前接受本报采访时，他表示，医疗改革只能从医疗保险进行突破，“没什么可争的”。

　　经济观察报：在医疗改革争论中，很多人说你是“市场派”，你怎么看？

　　顾昕：首先，我对这个标签不反感。至于在某些人那里，“市场”是一个污名，那么我只能认为他们要么别有用心，要么缺乏思考。但我认为，贴标签是简单化的做法，更为精致、更为正确的理解是，在市场化条件下，政府应当正确行使其公共政策的职能。

　　在医疗领域，我固然重视市场的作用，但同时相当强调“政府主导”。简单地说，是市场和社会能完成的事情，就要由市场和社会来完成，政府最好少插手。在医疗领域，医疗保险就是市场和社会都不能充分做好的事情，需要政府来主导。医疗服务却是市场和社会能做好的，目前我们医疗服务做得不好，恰恰是政府管制得太多、垄断太多造成的。

　　经济观察报：7月23日，国务院启动了全国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工作，这对于正在进行的

医疗改革有什么意义？

　　顾昕：这意味着“全民医保”的目标有望实现了，医疗保险走上了正确轨道。“全民医保”就是全民医疗保障体系，目前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实现。一是通过医疗保险进行筹资，政府进行一定的补助、个人需要出钱参保，然后参保人购买服务；另外一种方式是通过建立某种公费

医疗体制，由政府来买单，现在被称为国民基本卫生保健制度。这种制度简单地说就是 “小病”公费医疗，民众生了“小病”到社区卫生医疗机构看病，大体上免费(自付30%)，“大病”依然要参加医疗保险。这种方式最大的弊病是，把一个完整的医疗体系“四分五裂”。

　　医疗说白了是

医院提供服务，病人消费服务。而病人在看某些病时，即使在没有过度医疗的情况下，花费也是巨大的，因此要有保险机制分散个体风险，让医疗费用在生病时和不生病时分开，在健康人和病人之间分开。同时，有了医疗保险机构，民众可以把钱汇集在这里，保险机构可以成为拥有强大购买力的“团购者”，因此可以监督和引导医疗服务机构的服务行为。基于以上两点，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只能从医疗保险进行突破，这没有什么可争的。

　　经济观察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是否会面临什么问题？

　　顾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是自愿性的公立医疗保险制度，它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参保人的逆向选择，也就是说身体健康的人不愿意参保。如果有病的人都十分踊跃参加，而那些健康的年轻人不愿意参加的局面。会造成保险支付能力差，风险分担能力减弱。

　　经济观察报：这次国家人均最低补助40元，中国是否有足够的财力支付这笔开支？

　　顾昕：城市里具体有多少人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精确的数字有待有关政府部门统计和公布。我根据现有的统计数字估计大约有4亿人左右。每人补助40元，每年财政要拿出大约160亿元。财政还要给部分困难人群支付豁免的个人或家庭参保费，即医疗救助的开支，这取决于目标定位人群多少和该地区缴费水平高低。我曾经为民政部做过一个课题，计算了城镇医疗救助所需的公共财政支出规模。假定我们保障所有低保人群实际医疗支出的80%，那么各级财政每年支出总额大约在120亿元。以上两项加起来不到300亿元，中国政府每年财政支出在30000到40000亿之间，所以说财政承受能力应该不是问题。

　　经济观察报：“全民医保”能改变“看病贵、看病难”的现状吗？

　　顾昕：解决“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恐怕不是三五年内能实现的。按补助40元计算，个人缴费就算是高一点，达到300元的水平，整个筹资水平也是相当低的。我国城市人均医疗保障现金支出2005年就达到了600元。在大约340元这样低水平筹资的情况下，参保者自付的比例仍然很高，大概还要占到40%-50%。对于医疗服务机构而言，一半收入来自病人，另一半收入来自保险机构的支付。

　　在这样的情形下，医疗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通过提供过度医疗服务来获得更高收入的激励机制，还没有被打破。所以“低水平起步”的原则固然不错，但是过低的人均筹资水平必然导致低水平保障，无法形成对医疗机构的集体性购买机制。只有形成对医疗服务机构的集体性购买机制，过度医疗问题才能有望得到解决。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