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森根：走进一个真实的拉丁美洲

　　-　张森根

　　由33个国家和12个未独立地区构成的拉丁美洲，不仅是我国能源、矿物和农产品进口的重要地区，也是我国进行对外投资、开展多种形式双边经济合作的重要对象。为了推行“走出去”战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进了迷人而陌生的拉丁美洲，“拉美热”已成为近年来中国对外政治与经贸关系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

　　拉美与中国，“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拉美这个在前进道路上充满着复杂性和多样性的地区——它既年轻又古老，既富有又贫穷，既有巨大发展潜力又经常陷于困境，既有独立性又有依附性——我们对它究竟了解了多少？为了走进一个比较真实的拉丁美洲，我们不妨从廓清当前国内常见的三个认识误区入手。

　　误区之一：拉美是新自由主义的重灾区

　　纵观近百年来拉美社会经济的发展模式，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1870～1930年，初级产品出口导向阶段；1930～1980年，进口替代工业化内向增长阶段； 1980(有的国家从70年代中期算起)至今，向出口导向和新型发展模式过渡的转型阶段。一般而言，与这三种发展模式相对应的理论根基和思想渊源分别可概括为古典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拉美经济的发展轨迹也大致可以描述为“开放— 封闭—再开放”。

　　的确，拉美的现代化之路并不平坦，挫折与失败令许多国家付出了沉重代价。早在19世纪初，拉美曾经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区之一，人均国民实际总产值达250美元(按1960年价格计算)，超过北美(239美元)。由于拉美和北美在19世纪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一个世纪过后，我们看到了一个贫富悬殊的美洲大陆——到20世纪初，拉美的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12.5%，这一数字在1995年更下降到12%。近10年间，拉美地区的GDP总量大约为美国的1/5。由此可见，拉美经过近百年的奋斗，其人均收入和经济总量与美国的差距依然如故。不仅如此，随着亚洲发展中国家的迅速崛起，拉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已明显下降，从 1960年约占全球GDP的8%，跌落至2005年只占5.5%左右。1991年巴西的GDP (4058亿美元)超过中国(3712亿美元)，至2005年，中国的GDP(22289亿美元)却大大超过了巴西(7941亿美元)。2005年，中国的GDP占全球总量的5.02%,已接近整个拉美在全球总量中的比重,而巴西的GDP在全球总量中只占1.79%。

　　拉美的落伍，相当程度上应归咎于其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弊端。在推行以初级产品(包括热带和温带农产品、畜产品和矿物)为基础的出口导向模式时，除了阿根廷和智利，大多数国家并未因出口扩张而带来多少经济增长，加之劳动市场扭曲和基础设施落后，几十年间始终形成不了有效的国内市场。这一僵硬的经济发展模式到 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几乎陷于瘫痪。进入进口替代阶段(上世纪50年代是推行这一模式的高涨时期)之后，尽管拉美的工业化水平和经济实力有了相当程度的提高，但进口替代的发展模式过分强调国家的保护功能，致使拉美的经济结构长期处于十分落后的状态。1960年前后，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对耐用消费品的进口关税分别高达328%、266%和147%。而高成本的国内制造业又无法解决本地市场狭小、资金短缺和就业率低下等一系列瓶颈问题。到60年代下半期，这三个国家开始把进口替代同出口替代结合起来，力图摸索新的发展模式，但同样遭到了失败。这种被学者们称为“国家干预主义”、“民众主义”(又称拉美经委会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阻碍拉美经济发展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直到1982年拉美爆发债务危机才彻底崩溃。

　　如果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如智利)或80年代初(如墨西哥)算起，拉美的调整与改革至今大约已有30年。所幸的是，拉美在2004年前后终于摆脱了发展模式转型所带来的阵痛，经济逐步走出低迷、徘徊的局面。到2006年，拉美经济已连续3年保持 4%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债务危机之后20年间的平均增长率；经济持续稳定，国际收支改善，外贸和经常项目继续保持顺差，通胀率保持低水平，债务负担减缓。通过发展模式的转换，拉美各国正在走上一条新的发展道路。

　　对近30年来拉美经济发展道路上出现的波折，学者们持有不同看法。一种意见认为，这些现象证明了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失败，进而指出拉美是“新自由主义的重灾区”。

　　拉美转换的新模式，是不是就一定是“新自由主义模式”，还有待观察，至少各国的情况并不一致，不能一概而论。近30年拉美经济转型中遇到的问题以及付出的巨大代价，根本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封闭型的进口替代模式持续了整整半个世纪，开放型的新模式要冲破受旧模式所豢养的既得利益集团和习惯势力的百般阻碍，难度自然很大。二是由于庞大的债务负担使各国的经济调整与改革步履维艰。在旧的模式下，由于资金短缺，拉美国家都在走“负债发展”之路。20世纪80年代初爆发的石油危机，使拉美各国背上了沉重的外债负担。到1983年，巴西一国的外债已近1000亿美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负债国。拉美许多国家不得不通过借新债来偿还旧债和填补国际收支赤字。截至 2005年，拉美外债总额高达7200亿美元，相当于全地区GDP的38%。由此观之，拉美经济这30年中出现的问题，更大程度上是进口替代模式的陈腐性和顽固性所导致的后果，而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改革本身。

　　早在20世纪80年代，拉美的结构主义学派就开始修正自己的主张，采纳了开放市场、减少干预等观点，从而形成了“新结构主义”学派。新自由主义、新结构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社会改良主义、经济民族主义、经济实用主义等理论对拉美国家从以国家为主导的经济模式转向自由市场经济，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即便是最早施实新自由主义的国家智利，自90年代起也对新自主主义的经济政策(如“快速自由化”、弱化国家作用等)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实际上已扬弃了新自由主义的典型做法。

　　智利皮诺切特军政府(1973～1990)、阿根廷梅内姆政府(1989～1999)、秘鲁藤森政府(1990～2001)和委内瑞拉佩雷斯政府(1989～1993)等实施的经济政策属于典型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墨西哥福克斯政府之前的历届革命制度党政府则从来不认为自己奉行了新自由主义改革，如萨利纳斯政府(1988～1994)和塞迪略政府(1994～ 2000)，尽管这两位总统是彻头彻尾的亲美派，但他们均认为墨西哥的改革属于“社会自由主义”或“新民族主义”。巴西的卡多佐总统(1995～2003年在职)是巴西社会民主党创始人之一，以主张“依附性发展论”、“脱钩论”著称，其继任者卢拉总统是巴西劳工党领导人，这两位都是拉美响当当的左翼斗士。巴西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市场化改革带有许多新结构主义内容，无论如何是不能定性为新自由主义改革的。

　　综上所述，称拉美是“新自由主义重灾区”是不切合实际的。首先，拉美各国经济改革并不全属于新自由主义的。其次，对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各国的影响，也应一分为二地加以分析。虽然新自由主义在梅内姆政府时期的阿根廷惨遭失败，但它在智利的实践却获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新自由主义在墨西哥和秘鲁的实践也应是毁誉参半。正确的看法应当是，20世纪80年代至 90年代拉美各国推行的经济调整与改革并非完全由新自由主义所主导，将这场改革称为经济市场化改革更符合实际。

　　误区之二：左派政府统治的人口已占拉美总人口的3/4，拉美刮起了“红色风暴”、正在进行“第二次独立战争”，国内一些媒体甚至还据此提出了 “社会主义全球化”的夸张论调

　　2005～2006年，拉美17个国家相继举行全国性选举或政府换届，其中委内瑞拉、巴西、智利、厄瓜多尔、秘鲁、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7国在2006年已先后由左派政府掌权，加上此前已经当政的玻利维亚、阿根廷、乌拉圭、巴拿马和牙买加左翼政府，拉美目前一共有12个国家由左派政府执政。

　　众所周知，左、右派(或左、右翼)的称谓，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历来有特定的含义。当前拉美的新左派同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老左派判然不同。当年的左派分两支力量：一支是温和的改革派，如智利的阿连德，主张以和平的方式改变旧体制，用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渐进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另一支是激进的左派，主张以暴力革命手段推翻旧政府，彻底粉碎现存的政治经济体制。在激进左派的影响下，当时18个拉美国家出现了52支主张武装起义的游击队。这些激进左派往往有拉美共产党或拉美共产党(马列)的背景，意识形态一元化，笃信马列主义，明确声称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从政治信仰和意识渊源分析，当前拉美的新左派都属于民族主义、民众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范围，强调意识形态多元化。有的虽然打出了社会主义旗号，但均已放弃武装斗争，主张在现存的政治、经济格局中通过选举上台执政，进而徐图改革 ，走社会和平演变道路。在可预计的未来，拉美不可能出现第二个像古巴那样的国家。

　　左派和右派轮番执政是拉美各国政治舞台上的常见现象，有人把它称为“钟摆规律”。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从智利人民阵线的塞尔达政府(1938～1941)、巴西的瓦加斯政府(1951～1954)等算起，直到1959年古巴革命成功，这一阶段也属于拉美历史上左派和中左派纷纷上台执政的时期。当时拉美20个独立国家中属于右派军人执政的只留下4个。但到1961～1964年期间，先后有9个拉美国家爆发10次军事政变，连素有民主传统的乌拉圭和智利都出现了“军人威权主义”政府。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军人还政于民和民主化浪潮掀起为止，这一阶段属于右派掌权时期。但在亇别国家也有左派和中左派掌权的，如阿连德的“智利社会主义”和伯纳姆的“圭亚那合作社会主义”。右派军人当政时期，虽然实行专制统治，压制民众，以牺牲政治民主来追求经济增长，但同时又积级倡导发展经济和主张工业化，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军人独裁政权已有所不同。当前拉美左派和中左派纷纷上台执政，是20世纪80 年代拉美政治民主化浪潮的必然结果。“钟摆”又从 右边转到了左边。

　　当前拉美的左派或中左政府，都是依法通过选举方式和平上台掌权的。它们谴责新自由主义，但也主张要顺应全球化大潮，同时加强国家的自我保护意识，趋利避害，维护自身的利益。在国内政策方面，它们关注社会发展问题，把减少和消除贫困作为重大目标。这是左派和中派的底线。这条底线，实际上同拉美所谓的右派并没有多大差异。墨西哥国家行动党的福克斯和哥伦比亚现任总统乌里韦都是公认的右派，但在国内政策上也同样注重社会分配的公平和消除贫困。随着20世纪90年代拉美政治民主化成果的深化，左派、中左派和右派之间在政策上的趋同性愈来愈明显，双方在意识形态上的对抗性和差异性也正在减弱。右派不太右，左派不太左；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些言词表现得十分激烈的左派，一旦上台执政，一般不会轻易挑战现存的民主政治体制和市场经济规则。

　　实际上，在拉美目前执政的12个左派政府中，属于激进改革派的只有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两个，其他10个均属于稳健改革派，或曰中左派。不仅如此，在左派执政的12个国家中，右派或中右派的势力依然不弱，有的还在议会中占居多数席位。如左派治国无方，右派仍有可能取而代之。拉美的左派政府又多数是联合政府，有的是左左联盟，有的是左中联盟，它们之间在意识形态、政策取向方面时有争论和分歧，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要取得统一方针也非易事。此外，左派中央政府在联邦制的国体下(如巴西、阿根廷和委内瑞拉)，往往决定不了地方政府的施政方案，而许多地方的州政府恰恰在右派和中右派的手里。从整个拉美地区看，墨西哥、哥伦比亚等十来个国家仍是右派或中右派当政。因此，称拉美3/4 的人口已被左派统治是不准确的。

　　从本质上看，当前拉美左派执政的现象仍可视为民族主义和民众主义浪潮的结果。

　　这些左派(包括激进改革派在内)与通常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相去甚远，同“社会主义全球化”更是完全扯不上。当然，左派、中左派纷纷执政，说明拉美各国在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冲击下正在积极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也说明拉美各国原来积累的社会矛盾在民主政治条件下需要有人来化解，这在大选过程中有利于一贯主张社会正义与公平的左派和中左派脱颖而出，也说明拉美经济社会发展正朝着积极方向变化着。

　　误区之三：国内一些媒体对中国与拉美双边关系的现状和发展前景、中国在拉美的地位和影响力等方面的报导和评论有时言过其实

　　近年来中国与拉美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领域里的交往出现了长足进展，以和平发展、互利双赢为基础的中拉关系日益巩固，拉美已成为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目的地。但是我们应当看到，由于历史和地缘政治等原因，拉美在当前国际战略格局中处于较特殊和敏感的地位。针对中拉关系的迅速发展，美国国会近年先后举行了6次关于中国在西半球影响的听证会。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时常以中拉关系加快发展为题，大肆散布“中国威胁论”。我国如何处理与拉美左派政府的关系以及如何推动中拉经贸关系，涉及到我国对外关系的大格局，在宣传上一定要保持理性的头脑。

　　首先要明确的是，中拉交往的加深并不意味着中国有意挑战美国在拉美的特殊利益和价值观。目前中拉关系的深度、广度与美拉双边关系不可相提并论。以经贸领域来说，拉美外资的56%、出口的55%和进口的43%，都同美国有关。美国一直是拉美的主要贸易伙伴、主要投资国和主要债权国，拉美经济生活离不开美国。尽管这几年中拉贸易发展迅猛，2005年突破500亿美元，2006年突破600亿美元，但双边贸易总额至今仅占拉美贸易总额的4%左右，大体上只及美拉贸易的1/10。

　　我国在推行“走出去”战略时，针对拉美地区要特别树立“挑战甚于机会”的意识，既要知难而进，又要具备临深履薄的审慎态度。

　　首先，中拉关系的推进，不仅要考虑到我国“走出去”的战略设想，而且要顾及美拉关系和中美关系的现状，一定要用多视角的尺度处理好这种三角关系。也就是说，中拉关系的发展不要给中美关系和美拉关系的现状造成难以预期的不良后果。此外,拉美国家大都是区域性经济一体化组织成员国：一边是美国已同墨西哥、中美洲各国、加勒比国家、秘鲁和哥伦比亚组成了强大的经济联盟，在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框架内继续寻求双边关系的深化和发展；另一边是由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和委内瑞拉5国组成的南方共同市场正在不断扩大。拉美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明显出现了两个势均力敌的阵营。对拉美问题的复杂性，中国企业在“走出去”时必须予以足够的重视。

　　其次，既要看到中拉同属发展中国家，有许多共同点和共同利益，经济上应当相互补充、相互合作，又要看到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下彼此之间的竞争和角逐。以中拉贸易结构来看，我国从拉美进口的商品将近2/3是燃料、矿物和农产品等初级产品，而对拉美的出口90%是制成品。理论上而言，自然资源出口为主的国家或生产部门难以形成强大的经济活力和技术创新能力，因此拉美对中国的资源出口是否能够得到拉美政府或企业的长期认同值得考虑。值得注意的是，在中拉双边贸易中，拉美各国过去通常是顺差方，但2006年中国却成为顺差方。例如，2006年头11个月，中国对墨西哥的出口额为80.8亿美元，从墨西哥的进口额为23.3亿美元，中国顺差57.5 亿美元，无怪乎墨西哥对中国商品的反倾销制裁是最严厉的，其征收的反倾销税为 100%～600%，有时甚至高达1105%。另一拉美大国巴西也不断出手针对中国商品采取反倾销、反补贴等歧视措施。面对中拉贸易结构的差异和频频出现的贸易摩擦，我国的相关部门和企业应该认真研究，尽快制定出积极稳妥的应对之策，确保中拉关系在合作与竞争中和谐发展，实现双边和多边互利共赢。-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