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宪忠：中国人口流动的动因分析

　　俞宪忠

　　内容提要 中国是当今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开放进程必定导致大规模的中国人口流动，中国人口流动的主要动因是比较收益差别撬动、人口增长惯性促动、市场化进程推动、工业化浪潮启动、城市化进程发动、国有企业改革振动、私营经济崛起涌动、产业结构优化调动、信息交通进步带动、生活水平提高鼓动、全球开放外力拉动。建构竞争有序和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加快社会转型的民主化进程，促进中国人口的有序化合理流动，将会是国民资源配置优化和保障中国人口可持续发展、经济可持续增长及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创新路径，也是全面贯彻以民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和核心诉求。

　　关键词 比较利益差别； 人口增长惯性； 市场化进程； 工业化浪潮； 城市化进程

　　中国是当今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欠发达首先是人口的欠发达，从实证分析和价值判断的视角，我们完全可以认定人口现代化在发展秩序方面具有绝对优先的价值和意义。中国改革开放的核心内容是还权于民和还利于民，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开放进程必定导致大规模的中国人口流动。以人为本的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构件是以民为本，顺应改革开放的内在要求，给予全体国民同等的国民待遇，使全体国民具有较为充分的自由选择和自由流动权利，以自由促进中国人口流动，以流动促进中国人口发展，有利于以人力资源配置优化促进其它资源配置优化，有利于中国人口可持续发展、经济可持续增长和社会可持续全面进步。199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教授认为：“扩展自由被看成既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又是发展的主要手段。消除使人们几乎不能有选择、而且几乎没有机会来发挥其理性主体的作用的各种类型的不自由，构成了发展。” 科学解析中国人口流动的动力系统，搜寻人口流动的动因所在，有利于搭建中国人口、经济和社会和谐发展和协调运行的科学发展框架。

　　一、比较收益差别撬动

　　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奋斗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 马克思还认为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也还仅仅是谋生的手段。也就是说，劳动是手段，谋生是目的，人们是为了谋生而劳动，通过劳动而谋生。理性地说，我们决不能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思想境界、觉悟标准和意识形态，去强制要求和硬性衡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上劳动还仅仅是谋生手段的人们。否则，我们就会因违背决定人们社会行动的内在利益规律而掉入一个“发展的陷阱”。1978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认为,“人类有许多自私的方面，他们力求保护自己的利益。从另一方面看这是非常有用的，人们自我照顾，从而变得更有成效。自我照顾的同时，亦在某种程度上照顾了其他人。我们应当尽量利用人类的这种动机，而这种动机亦使得中国在20年前开始的私营经济帮助复苏了

中国经济。” 无论是从个体的角度还是从整体的角度，对人类行为进行科学考察，我们将会发现，每个人都是理性人，其行为的终极动力都是在追求幸福和快乐，绝对没有人追求难受和痛苦，完全可以这样说，“寻欢作乐”是人生的本质。因此，人们都是在经过了理性思考之后而选择了一定的行为取向并采取特定的行为强度，其理性思考的基点就是依据相对充分信息而对某种行为所能获得的预期收益判断。只有某种行为能够带来某种收益，才能首先保障其生存需要，如果其收益在满足了生存需要之后还能有剩余，他或她就能获得某种程度的发展。人们是否采取某种行为，完全取决于某种行为是否能够带来某种预期收益；人们对某种行为的劳动强度或勤奋程度也完全正相关地取决于预期收益的大小，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大利大干、小利小干、无利不干”。这种利益的大小有无正相关地决定人们社会行动取向和行为强度的规律，就是利益规律。由于利益是通过各种复杂程度的劳动支出而收获的，因此，利益也叫做收益，利益规律也叫做收益规律，这个规律也是人们的社会行动律。于1970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殊荣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Paul·A·Samuelson)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历史的经济解释是他们的能经久存在的贡献之一。肤浅的分析往往指出意识形态左右人们行为的方式，┅┅马克思指出了处于我们价值观念背后并决定它的经济利益的作用。”

　　在通常的情况下，绝大多数人总是将正相关地决定人们社会行动取向和行为强度的“利益”仅仅理解为物资利益或经济利益，对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来说，尤其如此。这种对利益的理解不能说是错误的，但可以说是不完整的，这种理解仅仅能够解释处于生存状态的人们行动的动机，而对于处于享受和发展状态的人们行动的动机仅仅提供了部分的解释，却不能提供全部的解释，这是对利益给出的极其狭窄的定义。事实上，当人们处在较为贫困的生存和温饱状态的时候，享受和发展需要的其它利益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这时的利益只能是指物资利益或经济利益，目前发展中国家的绝大多数的人们就处于这种状态。而当人们的生存需要满足之后，用于享受和发展需要的其它利益就摆在了人们面前，利益的内涵就会更加丰富，利益的外延就会更加宽泛，利益的档次就会得到提升。这一阶段的利益除了包括物资利益之外，还包括安全保障、环境质量、交通便利、文化娱乐、休闲设施、信息获取、发展前景、开放程度、心情舒畅、个人价值、社会地位、文化氛围、荣誉名声、外界认同、爱情友谊等很多内容，说到底，这些内容也是“有利”和“有益”于人们享受和发展的东西，也是能够用来满足人们生存和发展需要的利益或好处。当我们给定一种利益的时候，人们的社会行为选择就取决于其它利益的状况，著名的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就是对这种现象的高度概括和科学解读。我们在研究现代社会人们的社会行动动机或人口流动动因的时候，所使用的利益概念决不是仅仅指向物资利益或经济利益的狭义利益概念，而是指向包括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等非经济利益或所有利益在内的广义利益概念，或者说是总收益。无论流动者是否具有理论素养，在其流动之前都总是首先考虑他或她会为流动付出什么和付出多少，他或她会损失多少收益，这就是流动的成本。流动成本包括由直接损失构成的显性成本或会计成本和由间接损失构成的隐性成本或机会成本，会计学家与经济学家的一个根本区别，就是会计学家仅计算会计成本而不考虑机会成本，经济学家则在计算会计成本的同时也考虑机会成本。流动者支付流动成本是为了获得流动收益，只要流动收益大于流动成本，就会有流动行为发生，或者说，只要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存在着现实或潜在的获利机会，人口就会流动，这是流动人口流动的铁律。

　　从人均的意义上讲，中国目前还是一个欠发达程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依据中国的社会发展战略预期，也只是到2050年才能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因此，在影响中国人口社会行动和人口流动的利益因素中，物资利益或经济利益占的比重较大。但是，由于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获得了较高速度的持续增长，社会进步明显提速，已经迈进了小康社会的门槛，正处在社会转型期，享受和发展需要的利益日益凸显，已经成为影响中国人口流动的重要因素。从广义利益观的角度审视中国当前和今后相当一段历史时期的比较利益差别，最突出地表现在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方面。在创新日益提速的知识经济时代本应拉大的脑体差别反而有所缩小，而原本就比较显著的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则日益拉大。截止到2002年末，虽然从1997年至2002年五年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但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97年的5160元增加到2002年的7703元，年均增长8.6%。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由1997年的2090元增加到2476元，年均仅增长3.8%。城镇居民收入增长为农村居民的近2.3倍。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锡文透露，2001年城市居民收入是农村居民收入的2.9倍，到2002年增加到3.1倍。 这还仅仅是就有形而又可便于货币化统计的收入比较而言的，而大量隐形而又不便于货币化统计的收益差别(如各种福利保障、环境质量、交通便利、文化娱乐、休闲设施、信息获取和节假收入等)则大得多。此外，上述数据还仅仅是城镇居民收入的平均值，而城市居民收入又远大于乡镇居民收入。若把上述两项因素考虑进去，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收入差别则更大，远不是2.3倍。中国小城镇的比较收益也远低于大中城市，西部地区的比较收益也远低于东部地区，内地的比较收益也远低于沿海地区。上述比较收益差别还存在着日益拉大的趋势。正是由于这种比较收益的存在及其日益拉大的社会撬动，才使得中国人口流动的基本流向是从农村到城市、从西部到东部、从内地到沿海，而且其流速日益提高，其流量也日益扩大。

　　二、人口增长惯性促动

　　在整个社会系统运行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人口流、物资流、货币流、信息流和能量流五种基本的社会运动流量，其中，人口流或人流是对社会系统运行质量具有主导和决定作用的社会流量。流动人口的规模大小与一个国家的人口基数(人口存量)和增长惯性(人口增量)高度相关，在流动人口比例给定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的流动人口规模正相关地取决于一个国家的人口基数(人口存量)；在流动人口比例和国家人口基数给定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的流动人口又正相关地取决于人口增长惯性(人口增量)。中国是当今世界上人口基数最大或人口存量最多的国家，2002年末，中国的人口基数或人口存量已经达到128453万人，中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虽然从1990年的10.06 ‰ 下降到 2002年的6.45 ‰，但仍然比2001年净增加了826万人。 如此大的人口存量和人口增量，当今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与中国相比，根据联合国及中国政府的预测，到2050年时，中国的人口规模至少会达到16亿。无论是现在还是今后50年的将来，我们都完全可以说，由于中国的人口存量和人口增量无人敢望其项背，中国真是一个大国，这是中国特色之中最大的特色。撇开导致人口流动的其它变量不说，单就这一点，中国就会在长期里成为世界上流动人口最多的国家。

　　流动人口的主体或主要构成部分是劳动力人口，非劳动力人口流动主要是由劳动力人口流动引起的衍生性流动。根据国际上通用的一般定义，劳动力人口是指总人口中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主要是一定劳动年龄以上的人口，这里为16岁及以上人口。中国自从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以来，在总人口增长减缓的基础上，劳动力人口呈现较快增长态势。根据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提供的资料计算，2000年中国劳动力人口达到93766万人，比1990年的79586万人增加了14180万人，增长了17.8%，年均增长1.6%，劳动力人口增长快于总人口增长。但由于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表现为剩余劳动力，以及“城镇化”进程提速等原因，导致城镇非农化的劳动力人口大量增加，从事农业的农村劳动力人口反而有所减少。2000年的中国农村劳动力人口为56996万人，比1990年的农村劳动力人口57038万人减少了42万人，下降了0.07%。2000年城镇劳动力人口为36769万人，比1990的城镇劳动力14221万人增长了63%，年均增长4.8%。在劳动力人口增长的同时，由于经济改革深化、隐形失业人口显形化、青壮年在校学生增加、离退休人数增多和社会人口老龄化等原因，衡量一国劳动力市场活动水平的重要指标劳动力参与率即经济活动人口占总劳动力人口的比重则有所下降。根据“五普”资料计算，2000年的经济活动人口是73124万人，比1990年的64458万人增加了8666万人，增长了13.4%，年均增长1.2%。中国从1990年以来的劳动力参与率一直呈下降趋势，1990年为81%，1996年为78.5%，2000年为78%，即只有78%的劳动力人口参与了与生产和劳务相关的经济活动。相对于经济活动人口而言，剩余的非经济活动人口主要为在校学生、失业人口、家务劳动者、离退休人员和丧失劳动能力人员，这是制度变迁提速、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和社会发展转型的必然结果，但同时也显露出还没有完全走上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根据“五普”资料测算，中国的劳动力人口在2000----2010年间.将会进一步增长，2010年的中国劳动力人口将达到10.6亿人，比2000年增加1.2亿人，增长13%，年均增长1.2%，就业压力将进一步增大。只有从2035年开始，中国劳动力人口才有可能开始呈缓慢减少趋势。 由于劳动力人口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里继续增长，流动人口将会继续增加，人口流动将会逐步强化，在今后30余年的时间里就业压力将不会得到缓解，这是制定中国社会发展战略时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

　　三、市场化进程推动

　　市场与市场经济是不同层次的经济范畴，虽然有市场经济必定有市场，但有市场却并不一定有市场经济。在原始社会末期的两次社会大分工之后，就有了简单商品经济的交易关系和市场存在，但由于自给自足性的自然经济占居社会经济生活的主导地位，简单商品经济的市场关系仅处于社会经济活动的从属地位，也就从根本和整体上不存在市场化问题。与之相适应，社会人口以农村人口的形态存在，劳动力也没有成为商品，不存在市场化的劳动力流动。如果说有什么人口流动的话，那也是由于战争动乱和自然灾害引起的逃难性迁移行为，而不是经济学上所讲的寻求收益最大化性质的正常意义上的社会流动。计划经济就其本性而言，它否定劳动者的劳动力产权主体地位，在计划经济框架下包括劳动力在内的一切产品和一切生产要素都不是商品，一切社会经济活动都必须服从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性计划安排，国民资源配置必须按照依据国家计划进行，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以及劳动者就业和再就业与市场体系无关，不存在市场机制引导的劳动力流动。计划经济赖以存在的产权制度是公有制，公有制经济本质上是绝对充分就业经济。公有制经济的充分就业与市场经济的充分就业不同，市场经济的充分就业是存在自然失业率的充分就业，是一种效率性的就业制度，而计划经济的充分就业却是每个有劳动能力的人都由国家政府分配一份工作，事实上是一种非效率就业。一个人从进入劳动年龄直到退休，都由政府安排超稳定性的就业岗位，除非国家计划发生重大变化或劳动者违纪犯法，否则，其工作岗位一生都不会发生变化。

　　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认为：“有这样的倾向，人们想当然地认为记录的高失业水平是资源使用无效率的证明，反之也然。这一观点严重错误。低失业水平可能是一种强制征员经济的信号，这种经济无效率地使用其资源，引诱工人为其价值不如闲暇的商品牺牲闲暇，他们错误地相信其实际工资将高于证实的工资。或者低自然失业率可能反映了阻碍变化的制度安排。高度静态的刚性经济可能给每个人一个固定的位置，而一个有活力的高度进步的经济提供了不断变化的机会并培育了灵活性，它可能会有高的自然失业率。” 200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认为：“在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经济中，几乎没有工作流动性。一个人在年轻时被分配到一家企业，常常一直工作到退休。如果赶上运气不好你被分配去从事一项你不喜欢的工作，那么这种烦恼会困扰你的一生。在斯大林时期，苏联政府命令数千人到苏联的边远地区工作。一些从莫斯科来的工人被分配到波罗的海共和国，另外一些人被分配到苏联的远东地区。在政府控制着劳动市场的情况下，个人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你不能拒绝接受命令。对劳动市场的控制为政府进行大量的政治控制提供了条件。┅┅然而，作为补偿这种制度也有某些优点。尽管可能存在着很高的‘隐蔽性’失业，但几乎没有存在失业的证据。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如果一个厂商发现它不再需要某一工人时，它就会辞退他。竞争迫使厂商这样做。当市场运转良好时，被一家企业解雇的工人会在另一个需要他的地方找到工作。这种对劳动连续不断的再配置是经济效率的本质所在。然而，在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经济中，由于企业不会因经营亏损而受到处罚，企业没有解雇工人的激励。企业没有将利润最大化的激励，但有很强烈的避免‘引起麻烦’的动力。解雇工人被认为会引起麻烦。对于这种制度而言，在工作保障方面的收益是以经济效率的损失为代价的。┅┅社会主义具有更稳定的工作保障，但具有更低的效率。” 事实上，计划经济从根本上排斥市场经济，社会人口几乎没有任何可能在市场机制的引导下按照自己的意愿偏好进行正常的社会流动。

　　与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不同，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交易性的流动经济，包括劳动力在内的一切生产要素都因市场交易而处在流动之中，人口流动是提高和优化资源配置效率的根本途径，因失业而引起的劳动力流动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常态。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曼昆(N.Gregory Mankiw)认为：“甚至在整个经济运行良好时，也总有一些没有工作的工人。换句话说，失业率总不会降为零；相反，失业率围绕自然失业率波动。” 中国政府已经抛弃了计划经济的发展模式，正在奉行市场经济的发展取向，坚定不移地沿着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前进，并已经初步建立起了市场经济体制，正在致力于深化改革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这种市场化的伟大制度变迁，必定导致较大频率的社会人口流动和较大规模的社会流动人口。原来在计划经济制度下因非效率性的过度就业而累积的大量潜在失业人口，在市场经济框架下必定会表现为相应规模的显性失业人口。这部分失业人口会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下进行社会流动，从而会形成大量的社会流动人口。由于中国只是初步建构起了市场经济的发展框架，潜在失业人口表现为相应规模的显性失业人口的过程也处在初期阶段，事实上还没有完全显示出来。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化，显性失业人口将会逐步增加，流动人口的规模也会逐步放大，社会人口的流动性也会趋于强化，并会使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得到帕累托改进。

　　四、工业化浪潮启动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每一次重大的历史变迁前夕，都必定有为时代所需要的影响历史进程的重大思想解放运动，就象暴雨到来之前的狂飙、闪电和雷鸣一样。思想解放是理论创新的舆论先导，理论创新则是思想解放的系统总结，在理论创新的强力引领和科学设计下，进行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从而使资源配置效率在新的制度框架下得以优化，科学发现、技术发明、生产力发展、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等一系列的社会发展变量才得以孕育出来。在欧洲的工业革命之前，首先是发生了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和法国的启蒙运动，并孕育了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理论，与之相适应，经济上的市场经济制度和政治上的民主制度也建立了起来，从上层建筑到经济基础再到物资技术基础的整个社会系统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一个最为显著的变化就是由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所引起的科技创新，这就是工业革命(产业革命或科技革命)。工业革命要求资源配置发生变革，要求国民资源由以狭小规模的农民家庭为基本载体的农业性分散配置，转变为以大规模的厂商为基本载体的城市化集中配置；要求以农业为主的资源利用方式转化为以工业为主的资源利用方式；要求农业人口或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社会人口结构，转变为工业人口或城市人口占绝大多数的社会人口结构；要求大规模的农业劳动力经过培训后往城市的厂商集中，以满足工业扩张对大量劳动力的需求；要求通过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机制使人力资源不断得到优化性的配置和再配置；要求城市和乡村之间、城市和城市之间、各种产业之间相互开放；要求搭建以劳动力市场为主体的竞争有序和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要求全社会范围内公正平等和富有效率的人口流动等。总之，工业革命导致了以工业为主导的社会发展趋向，这就是从17世纪末开始的工业化进程，同时也使工业化进程成为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支撑系统和标志性内容。目前，一个国家是否实现工业化，国际上通行的标准是农业产值占GDP的15%以下，农业就业人口占全部就业人口的20%以下，城镇人口占全部人口的60%以上。

　　中国作为一个欠发达程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目前还没有实现工业化，还仅仅处在工业化进程的中间阶段，从静态上分析，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农业国，从动态上分析，还是一个正在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过度的国家。虽然2002年末农业增加值占GDP的14.5%，工业增加值占GDP的45%，但城镇人口仅占全国总人口的39.1%，农业从业人员占全国从业人员的比重高达50%，在农业中就业的人口比重居高不下。中国要在没有基本实现工业化的国情基础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205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就必须通过新型工业化道路而加快工业化进程，将大量的人均产出低农业人口转移到人均产出高的工业领域，使农业从业人员的比重大幅降低，工业和服务业从业人员的比重大幅提高。只有如此，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才能得到加速推进，中国所特有的人力资源优势才能得到充分发挥。这种工业化进程不仅意味着GDP的工业化，同时也意味着人口就业的工业化，意味着人口产业分布的结构性变迁，意味着从农业到工业的大规模的社会人口流动，工业化提速就意味着人口流量的增加和人口流速的提高。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有责任有义务为这种人口变迁提供制度安排，为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提供创新保障，使中国绝大多数人口都能享受现代新型工业文明，这是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根本利益所在，更是国家政府执政为民的根本体现。

　　五、城市化进程发动

　　从世界历史上看，在工业革命以前有城市但没有城市化进程，只有农耕文明的演进和繁荣。真正而显著的城市化发展进程启动于市场制度的创新以及由其引起的工业革命的发生，是由于市场化的制度创新孵化出工业革命的科技创新，市场化之母与工业化之父在良性互动历史推进中，催生出对人口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城市化进程。市场经济制度取代自然经济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制度创新工程，市场经济制度因市场交易性所特有的资源组织力和供求粘合力，导致了资源配置的聚合效应，工业革命启动的工业化进程所特有的内在发展张力，导致了资源配置的规模效应，聚合效应与规模效应的有机结合就构成了城市化进程。或者说，市场化的聚合效应+工业化的规模效应=城市化进程，也可以形象地表述为：市场化之母+工业化之父=城市化之子，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表述为：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现代化是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三者之间良性互动的复合状态。

　　中国社会发展在历史上既远离于起源于西欧的市场化进程，又远离于由市场化进程诱发的工业化进程，也就自然远离于由市场化之母与工业化之父联合孕育的城市化进程。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本应在及时建构和加快完善市场制度的开放式发展框架下，充分利用市场体系的组织力量和市场机制的调节力量，才能有效地启动工业化进程和推进城市化进程。但是，新中国在所有制改造的过程中首先消灭了市场经济的多元产权基础，不允许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存在和发展，用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取代了能够实现资源配置最优的市场经济。在缺乏市场化基础和市场制度创新的情况下，大跃进式地开始了加速推进工业化进程，虽然工业化进程在短期内获得了较快的发展，而且也理应由工业化进程加速城市化进程。但由于从根本上缺乏市场化基础和市场制度创新，也由于“反右”和“文革”的政治干扰，导致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一波三折，历经坎坷，改革开放了25年，迄今也只是处在工业化进程的中间阶段。大跃进式的工业化进程也本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城市化进程，但由于工业化进程的市场化基础的内在缺陷以及工业化进程受阻，更由于中国所特有的极其不平等的二元户籍制度的重大约束，使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与城市化进程相分离，在城乡割裂发展的情况下，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严重滞后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在1978年以前，不仅没有取得显著进展，而且还有很长时间的城市化逆转。到2002年末，包括乡镇驻地的非农化人口在内的“城镇化人口”也仅有39.1%，远远低于当今世界各国50%的城市化水平。可以说，无市场化+畸形工业化=无城市化，也可以说，无市场化+畸形工业化+无城市化=社会发展陷阱。中国从1978年开始奉行市场化的改革开放模式，1992年开始明确确立市场化的发展路径，2001年底又明确确立了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这种市场化制度深化创新与新型工业化加速推进的有机整合，必定导致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演进。城市化进程包括人口城市化和城市质量提高两大基本内容，对中国来说，首先和主要是人口城市化。原因之一在于城市化水平不等于并低于城镇化水平，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远低于本来就很低的39.1%的城镇化水平；原因之二在于只有加快人口城市化进程，才能尽快消除中国人口城乡二元结构之间长期内生的社会不平等，使中国绝大多数人口都能享受同等的国民待遇和城市文明。社会人口往城市集中的城市化进程，必定导致大规模的社会人口流动，这将是中国社会进步的主旋律，也是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新出现的重要发展变量。

　　六、其他因素牵动

　　比较收益差别撬动是中国人口流动的内在根本动因，人口增长惯性促动是中国人口流动的现实基础，市场化进程的推动是中国人口流动的基本组织力量，工业化浪潮的启动是中国人口流动的物资技术基础，城市化进程的发动是中国人口流动的强力引擎。上述五大因素的综合作用，必定导致中国人口大规模的社会流动以及由此引起的中国人口分布格局的重大变动。由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构成的现代化浪潮，从社会主体上看，同时也就是传统社会人口分布变为现代社会人口分布的社会人口流动浪潮，这是任何国家和地区现代化浪潮进程中所必定隐含关于人口变迁的基本内容。当这一现代化浪潮发生在现代中国的时候，又与中国日益拉大的比较收益和巨大的人口增长惯性有机地亲和在一起，高度集权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压抑和积蓄人口流动能量，就会象突然间打开的历史闸门一样，定会得到历史性的宣泄和释放，从而会在21世纪头20年这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机遇期期间，形成中国社会发展史上从未有过的社会人口流动的伟大历史景观。除了上述导致中国人口大规模社会流动的五大内生因素之外，下述因素也会对大规模的中国人口流动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1. 国有企业改革振动。中国的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当中一直居于主导地位，为了支持和保障国有企业的发展，中央政府一方面用城乡二元结构制度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既保障了农副产品对城市居民的充分供应，又通过农业对国有工业的低价格原材料支撑即价格剪刀差的方式积累国有工业发展的所需资金；另一方面又对城市劳动力采取“过度充分就业”的政策，凡是处在劳动力年龄段的城市人口，均由政府安排到国有企业当中去工作，人人都有一个工作岗位。实际上是用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人人有工作但人人低收入和经济低效率的经济发展模式，来替代现代市场经济(所谓的资本主义经济)的部分人有工作但工作者高收入和经济高效率的经济发展模式，事实上也是用集权式计划经济“过度充分就业”的短期政治优越性来置换分权式市场经济“相对充分就业”的长期经济高效率。在传统计划经济“过度充分就业”的经济发展模式下，通常是一个人的工作几个人干，不仅因为城乡二元就业制度分割和人多地少导致农业领域中存在着大量的潜在失业人口，城市国有企业中也存在相当规模的隐形失业人口。从表层看因人人都有工作而没有失业人口，但从深层的资源配置效率分析，国有经济中的相当一部分人需要从国有企业的就业岗位上剥离出来而成为暂时失业人口，这部分人潜在失业人口的过度就业已经妨碍了经济效率的提高，堵塞了资源配置效率实行帕累托改进的创新路径。在人口数量上：非效率性的人人都有一份工作=效率性就业人口+效率性显形失业人口；在经济效率上：计划经济的“过度充分就业”< 市场经济的相对充分就业；在可持续发展上：计划经济的“过度充分就业”< 市场经济的相对充分就业。在发展就是硬道理和效率优先的社会发展架构下，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化，国有企业正在进行由计划型到市场型的社会转型，国有企业中长期累积的大量潜在失业人口正在逐步显形化，这部分人口将会膨胀中国的流动人口大军。

　　2. 私营经济崛起涌动。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因产权明晰而富有效率的私营经济以不可遏制的内生力量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中国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愈是广化和深化，私营经济发展就会愈是能够获得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私营经济发展需要从各种正规和非正规的劳动力市场上雇佣劳动力，从而引起劳动力在不同所有制、不同产业和不同区域之间的社会流动。私营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农业经济系统中的大量潜在过剩劳动力，据测算，中国目前起码有1.5亿的过剩劳动力需要转移到其它领域去安置；二是国有经济系统中的大量潜在过剩劳动力；三是每年新增的劳动力，根据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提供的资料计算，2000年中国劳动力人口达到93766万人，比1990年的79586万人增加了14180万人，增长了17.8%，年均增长1.6%，而且劳动力人口增长快于总人口增长。中国劳动力人口在2000----2010年间.将会继续增长，2010年的中国劳动力人口将达到10.6亿人，比2000年增加1.2亿人，增长13%，年均增长1.2%，就业压力将进一步增大。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从农业集体经济和国有经济等公有制经济系统中分离出来的大量过剩劳动力，有超过50%的部分被私营经济所吸纳，每年新增的绝大部分劳动力也是只有在私营经济体系中才能搜寻到就业机会。中国私营经济已被实践证明为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GDP可持续增长、就业机会可持续创造、可持续吸纳过剩劳动力的极其重要的潜力无限的社会发展平台。中国入世后，与国有经济比较，私营经济将会获得质量更高的制度环境和效率更高的发展，社会各界对私营经济将会给予更高程度的社会认同，在私营经济体系中就业的劳动力比重将会进一步提升，由此引起的流动人口将会进一步增加。

　　3. 产业结构优化调动。中国作为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方面存在显著的缺陷。主要表现在第一产业比重太大，第二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太小，远远落后于当今世界上的发达国家。中国迄今仍然是一个农业国，工业化还没有实现，服务业的发展就更是落后于发达国家。中国的GDP三次产业构成，无论是与当今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比较，还是与世界平均水平比较，都处在非常落后的状态。截止到200年，当今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GDP三次产业构成(%)，日本为 1.5 、32.1、66.4，加拿大为2.5、32.8、64.7，德国为1.2、31.2、67.6，英国为1.0、28.8、70.2，法国为2.9、26.1、70.9，意大利为2.9、29.5、67.6；全世界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GDP三次产业平均构成(%)依次为5.0 、31.2 、63.8；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依次为11.6、35.2、53.5；中国依次为 15.9、50.9、33.2。 就产业技术含量而言，农业和工业中的钢铁工业、冶金工业、机械制造业、纺织业等技术含量低的传统产业所占比重过高，技术含量高的计算机产业和信息产业等高新技术产业很不发达，技术水平和技术结构很不适应全球一体化框架下新技术革命所带来的重大机遇和严峻挑战。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尽快实现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伟大复兴，中国必须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用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来提升国民经济的整体运行质量和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一方面会将第一产业的大量原有劳动力转移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将传统产业的大量原有劳动力转移到新兴产业，使劳动力就业的存量结构得以优化；另一方面每年新增的大量劳动力将会有愈来愈大的比例部分在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和新兴产业中就业，使劳动力就业的增量结构得以优化。可以肯定，中国的产业结构必须尽快得到优化调整，而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又必然引起劳动力在产业间、城乡间和区域间的社会流动。

　　4. 信息交通进步带动。信息的充分性、透明性和可获得性以及交通条件的便捷性，对社会人口流动程度有着直接的影响。规律性的情况是，在其它条件给定的情况下，信息愈是具有充分性、透明性和可获得性，人们就愈是能够在不同产业和不同地区之间进行流动成本和流动收益差别的比较，从而能够有效率地决定是否流动和流向何处，信息条件与人口流动正相关；在其它条件给定的情况下，空间距离成为决定流动成本和流动收益的重要因素，交通条件的改善会使空间距离变得相对缩短，交通条件愈是发达，愈是具有便捷性，只要存在流动的比较成本和比较收益差别，人们就会愈是趋向于流动，交通条件也与人口流动正相关。可以说，信息条件和交通条件的改进都是社会人口流动的促进变量。当今的人类社会正处在信息时代，人类社会发展正遭受者信息浪潮的强烈冲击，信息技术(IT)的创新速率日益加快，标志信息技术(IT)创新速率的摩尔定律，已经由18个月缩短为12个月。人们利用现代化的网络技术，在转瞬之间就可以搜寻到全世界的各种相关信息，对自己的行为作出决策。信息时代孕育的“地球村”概念也已经被全世界的人们所广泛认同和普遍接受，由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所支撑的全球化浪潮正在强烈冲击着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信息正在改变、主宰并决定着人们的社会生活。由于历次科技革命的先进技术支撑，海陆空的交通条件也得到了极大改善，日益开放的“地球村”各个居民户家庭之间的流动已经成为极其便捷的事情。虽然中国还没有实现信息和交通的现代化，但中国社会发展已经被纳入了全球一体化和WTO的开放框架，中国2003年的高速公路里程仅次于最为发达的美国，居全世界第二位。全球化的中国网络用户已达7000万家，也居世界第二位。即使影响人口流动的其它因素不变，单就信息和交通条件的改善而言，也会极大地促进中国人口流动。

　　5. 生活水平提高鼓动。中国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开放，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注入了新的活力，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为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可持续提高提供了坚实的支撑系统。由于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的原因，中国经济从1993----2002年期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为9.5%，是当今世界上经济增长率最高和可持续性最强的国家。中国GDP总量(美元)1978年为世界第10位，1980年为世界第11位，1990年为世界第11位，1995年为世界第8位，1999年为世界第7位，2000年为世界第6位，2001年为世界第6位。2001年中国产量居世界第一位的主要工农业产品是谷物、肉类、棉花、花生、油菜籽、水果、钢材、煤炭、水泥、化肥、电视机。虽然中国的人文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因人口基数大和增长惯性强等原因，与1990年相比其国际相对水平有所降低(在1990年160个国家和地区的比较中为第79位；在1995年174个国家和地区的比较中为第106位；在1999年162个国家和地区的比较中为第87位；在2000年173个国家和地区的比较中为第96位。)，但由于经济在较高增长率水平上的长期可持续增长，中国人文发展指数的绝对水平却得到了显著提升，纵向比较的相对水平也得到了很大提高，中国2000年的人文发展指数为0.726, 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可持续性的显著提高，在脱贫和温饱的基础上已经提前迈入了小康社会的门槛，开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历史跨越。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主要表现为恩格尔系数大幅降低，消费模式由家庭范围内稳定性的纯粹物资性消费，正在逐步转化为家庭范围之外流动性的精神消费、文化消费和环境消费(如旅游等)，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在中国得到了显著的实证和验证。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使消费行为具有了显著的流动性特征，需求行为的改变导致人口流动性的强化，流动人口数量明显增加，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期间，这一特点将会更加明显。

　　6. 全球开放外力拉动。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在本质上都是封闭性的经济系统，相反，市场经济在本质上却是流动性的开放经济系统。在自由市场经济时代就形成了世界市场，国际供求关系波动就开始影响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随着自由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演变，世界各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日趋成熟和完善，尤其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关贸总协定(GATT)和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建立及运行，世界经济运行体系中已经形成了被国际社会所公认的现代市场经济游戏规则----WTO规则。当今国际社会中的各个国家和地区均奉行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WTO规则的关键支点就是公正、透明、平等、开放，尤其是开放精神在WTO规则体系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WTO规则中的自由贸易原则、不歧视原则、国民待遇原则、非限制关税配额原则、透明度原则以及相应的磋商谈判机制，无处不在地体现了公正、透明和平等的开放精神。由于全球开放度的日益提升，全球一体化时代已经来临，全球一体化的实质在于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加深，在现代化浪潮的强力冲击下谁也离不开谁，由人力资源主导的各种资源在全球一体化框架下，得到更富有效率的优化配置。中国作为GATT和WTO的原始缔约国，在经历了长期艰苦的双边和多边的谈判之后，已经于2001年12月11日正式成为了WTO的成员国，中国作为“市场经济国家”已经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公认，中国将通过对国际社会给予比以往更高开放度的创新路径，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和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在全球一体化的开放框架下，国际性的人口流动如出国

留学、旅游观光、劳务输出、国际贸易、国际合作和国际交流将会日益增强。正如原始社会末期起始于部落之间的商品交换诱致了部落内部的商品生产一样，在国际间人口流动的增强的同时，各国国内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内部的人口流动，必定会在国际外力的拉动下而得以强化。中国国内人口流动增强和国际人口流动增加的两种变量加总在一起，中国未来的流动人口规模将会进一步膨胀和扩张。

　　作者简介：俞宪忠，男(1956.12-)，山东省滕州人，无党派，博士研究生，济南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学术副院长，研究生导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主持人，西南面财经大学兼职教授和研究生导师，美国剑桥学院兼职教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特邀研究员，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经济论坛经济管理首席研究员，山东省城市发展研究基地首席教授，山东省生产力学会理事，济南市理论工程人才。

　　研究方向：主研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人口经济学、人力资源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