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宪忠：繁荣时期政府不作为的政策命题

　　俞宪忠，无党派, 博士研究生，山东滕州市人。现为济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和学术副院长，研究生导师。济南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山东省城市发展研究基地首席教授，西南财经大学兼职教授和研究生导师，美国剑桥学院兼职教授，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经济论坛经济管理首席研究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特邀研究员，山东省生产力学会理事，济南市理论工程人才。研究方向：主研市场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人口经济学。

　　8月6日-8月12日，新浪财经把一周的时间留给俞宪忠。----编者按

繁荣时期政府不作为的政策命题     8月9日  星期四

　　繁荣时期政府不作为的政策命题

　　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一个理论假说

　　内容提要：经济自由主义主张对经济周期进行全程不干预，国家干预主义主张对经济周期所有阶段实施全程干预。我们有充分而可靠的理由认为：当市场经济运行状态处在经济周期的衰退、萧条和复苏三个阶段时，政府要及时介入干预，并根据三个阶段的具体特点决定介入干预的力度和向度；当市场经济的运行状态处在经济周期的繁荣阶段时，政府则要袖手旁观，退出场外，不要介入干预，采取不作为的应对策略，但同时也要做好对经济衰退的充分准备。我们把这种介入干预模式称为繁荣高涨时期政府不作为的宏观政策命题。或者说是阶段性有限介入干预的一个宏观调控理论假说。繁荣时期政府不作为的政策命题或阶段性有限介入干预的理论假说，其实质在于自在自发的市场调节机制与自觉自为的政府宏观调控之间的最佳组合，一个极其具有运作价值的理论预期就是，将能够非常有效地削弱现代市场经济所特有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两者叠加的巨大负面效应，从而在长期中能够收到促进和保障国民经济高质量地可持续发展的理性预期效果。

　　关键词：市场经济 经济周期 国家政府 介入干预 政府不作为

　　一、关于宏观调控的一个理论假说

　　在古典的自由市场经济时代，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们均奉行自由竞争或自由放任主义(libertarianism)的理论主张和政策导向，他们都认为市场机制本身具有一种能够将国民资源加以有效充分利用的内在力量，因此，根本不需要或不必要政府对经济进行介入干预。在现代市场经济时代，货币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理论都认为，居民和厂商的私人行动完全能够对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作出足够的负相关反应，从而将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预期效果基本上完全抵消，因此，政府也根本不可能实现对经济介入干预的预期效果。上述两种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论主张和政策导向，实质上都根源于一个“政策无效性定理(policy ineffectiveness theorem)”，都力主对经济周期进行全程不干预，事实上是在置长期客观存在的市场失灵与不顾。英国工场手工业时期集大成的著名经济学家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在其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就把国家政府职能仅仅限定为国防、司法和教育 (斯密，1988)，那时的国家政府对私人厂商的经济活动基本上不进行干预，或者干预得很少。在1825年英国工业界爆发了第一次经济危机，1848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尤其是1929-1933年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性的最为严重的特大经济危机和1931年“罗斯福新政”的成功示范效应之后，有些经济学家就开始改弦易辙，放弃了自由竞争的理论主张和政策导向，纷纷主张国家干预主义(state interventionism)。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是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Jhon Maynard Kenes,1883-1946)，他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凯恩斯，1997)一书中，就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的经济危机“症状”，开出了一个充分运用赤字扩张性财政政策和积极相机选择性货币政策相结合，加大国家干预力度和扩大国家干预范围的政策“药方”，同时也被一些受危机危害颇深的主要发达国家政府在宏观经济管理方面所采用，并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由此开辟了一个国家干预主义的“凯恩斯时代(keynesian time)”。市场经济的发展从“凯恩斯时代”开始，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国家干预主义压倒了经济自由主义。在以后的历程中，尽管国际社会中经济自由主义的呼声一直不绝于耳，但极力主张国家干预主义的经济学家队伍却日益庞大，国家干预主义的呼声也远比经济自由主义的呼声而更为响亮。美国的三位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1943-)、阿克尔洛夫(Grorge .A.Akerlof,1940-)、斯彭斯 (A.Michael.Spence,1943-)，就因在信息不对称领域极力主张国家干预主义而荣获2001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严恒元，2001-10-13)。对于正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期并具有强大路径依赖性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国家干预主义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双重惯性力量就更是强大。

　　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都走向了两个极端，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因立足于政府失灵而过分地强调了经济自由的优点和国家干预的缺点。经济自由主义者认为：市场机制能够对经济干扰及时和灵敏地做出准确反应，从而能够使国民资源得到有效的充分利用，居民户和厂商的行动会抵消政府行动的效果。如果政府确实影响了经济的话，它更多的是使得问题恶化而不是更好，经济自由主义因此而主张对经济周期进行全程不干预。政策处方：政府不要再干把经济弄错的事情。政府作用的害处大于其好处；它对重大经济衰退负有责任。 “在货币主义者米尔顿-弗里德曼看来，货币当局是造成30年代大萧条的罪魁祸首。货币当局过多地紧缩了货币供给。货币主义者最近把1979年和1982年的下降归咎于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斯蒂格利茨，1997，P350)。“简而言之，作为一种保证企业良好经营的方法，投票机制不如利润动机可靠。” (曼昆，1999，P334)。而后者则因立足于市场失灵而过分地强调了国家干预的优点和经济自由的缺点。国家干预主义者认为：市场机制有很长时间的时滞，单凭市场机制的调节会存在长期的失业，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会抵消和减弱经济周期的内在冲击力量，因此，政府要对经济周期进行全程干预。但两者的一个共同之处在于，都力图用单一的理论主张和政策导向来覆盖市场经济运行的不同周期阶段，或者说，都是在用药方相同而剂量不同的处方来医治程度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经济病症。两种单一理论主张和政策导向的“单边主义”，都包含了不适应经济周期变化的明显缺陷。

　　市场经济发展史上多次出现的经济大幅衰退、长期停滞、资源配置浪费和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证明了国家介入干预的必要性。但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低效率、无效率和负效率，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干预主义所导致的经济滞胀(stagflation)，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政府过度介入干预所导致的政府失灵(Government Failure)。市场机制和国家干预的单一功能都不是完美的，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调节系统，既不是完美的市场机制和完美的国家干预之间的组合，又不是完美的市场机制和不完美的国家干预之间的组合，也不是不完美的市场机制和完美的国家干预之间的组合，而是不完美的市场机制和不完美的国家干预之间的组合。国家干预主义的全程干预模式的显著缺陷就是在不能有效地削弱内生性市场失灵的同时，又伴生和强化了现代市场经济所特有的外生性政府失灵。.因此，政府如何介入干预以及介入干预到什么程度，就成为长期以来困扰经济学家和宏观决策者的重大问题。“选择最优的政策工具组合因此而成为政策制定者的一项重要工作。 ”。(斯蒂格利茨，1997，P356) 现代市场经济是自由市场机制与国家政府力量相结合的混合经济(mixed economy)，政府之所以要介入干预经济活动，就是因为客观存在着从经济衰退(recession)到经济萧条(depression)到经济复苏(recovery)到繁荣(boom)再到经济衰退的市场经济运行周期。凯恩斯学派的国家干预主义实质是反周期理论，试图通过国家介入干预的外在力量来熨平市场经济的内在力量所引发的经济周期大幅波动，使市场经济的运行微波化，正如人工塑料大棚生产的反季节瓜果蔬菜是对自然季节生产的瓜果蔬菜的外在调节一样。在任何一个经济周期内，衰退和萧条时期所特有的经济挫折和过度失业等巨大负面效应，都是政府和公众所不愿看到的现象，也都是最为严重困扰并集中力量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而相反，恢复尤其是繁荣时期所特有的快速增长及充分就业等巨大正面效应，却正是政府和公众所期望的事情。因此，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国家干预的力度和向度，自然就会具有巨大差异，这也是相机抉择理论反周期的核心所在。

　　但是，迄今为止的一切国家干预主义的理论主张和政策导向，所明含或暗含的一个共同原则就是对经济周期所有阶段的全程干预，其不同的理论体系和政策组合间的内部差异，仅在于国家干预的力度、程度和向度的不同，并没有对某个阶段的干预和不干预的性质分野。我们认为，由于存在着市场失灵，国家干预是必要的，但必须介入干预得适度，过度介入干预则会导致政府失灵。何为适度介入干预，决不是对经济周期的一切阶段进行全程介入干预，而是有时介入干预，有时不介入干预，是否介入干预的根本标准在于资源配置效率的状况以及对理性预期需要的满足程度。当市场经济运行状态没有达到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的程度，不符合国家和公众的预期目标时，这时则表明资源配置状况需要帕累托改进(pareto improvement)，政府则要及时介入干预，并根据资源配置效率低于帕累托最优的程度，来决定介入干预的力度和向度，否则，则会引起市场失灵。当市场经济运行状态符合国家和公众的预期目标时，这时的资源配置效率达到了帕累托最优的程度，政府则要袖手旁观，不要介入干预，否则，则会导致政府失灵。概而言之就是：当市场经济运行状态处在经济周期的衰退、萧条和复苏三个阶段时，政府要及时介入干预，并根据三个阶段的具体特点决定介入干预的力度和向度；当市场经济的运行状态处在经济周期的繁荣阶段时，政府则要袖手旁观，不要介入干预，采取不作为的应对策略。我们把这种介入干预模式称为繁荣高涨时期政府不作为的宏观政策命题。或者说是阶段性有限介入干预的一个宏观调控理论假说。在经济周期的衰退、萧条和复苏三个阶段上，我们主张国家干预主义；在经济周期的繁荣阶段上，我们主张经济自由主义 。我们的理由是：

　　二、繁荣高涨时期政府不作为的理由

　　1. 政府对社会经济活动历来就有管理者的职能，进行适度的介入干预具有必要性。完全自由放任和政府全程干预都具有显著的缺陷，完全自由放任必定会导致市场失灵，国家政

　　府全程干预则会引起政府失灵，两者都会偏离帕累托最优。完全自由放任是政府渎职，政府该做的事情一点都没有做，政府全程干预是滥用职权，政府做了不该做的事情。政府支配和占用了大量国民稀缺资源，既有必要也有可能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宏观运行质量负责，应当做到有所作为，不应该无所作为。但政府在履行其职能时，由于可供支配的资源有限，既没必要也没可能对经济周期进行全程干预，又必须做到有所不为，不应当一切皆为。要想有所为必须有所不为，只有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政府在履行其职能时只能是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某种政策组合，既不可能做到完全有所为，也不可能完全有所不为。

　　2. 政府宏观调控的主要政策目标之一，就是保持国民资源得到高效率的充分利用，使国民经济在生产可能性曲线(production-possibility curve PPC)上运行，从而使国民经济获得可持续增长。衰退、萧条和复苏三个周期阶段的资源配置状态，均处在具有一定距离的生产可能性曲线的里边，国民经济没有获得高效率的最大产出，完全有必要通过政府的介入干预，将其产出点调整到生产可能性曲线上，从而实现帕累托改进和经济繁荣。当国民经济的运行处在繁荣阶段时，政府应当及时退出场外，因为国民经济已在生产可能性曲线上运行，国民经济获得了预期的最优增长，政府无论怎么介入干预，都不可能将其产出点移向生产可能性曲线的外边。已有的问题现已全部解决，不要再继续停留在场内干扰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否则，就是在没有问题的时候而人为地制造新的麻烦，无事生非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3. 政府的另一个主要政策目标就是实现充分就业。当国民经济的运行处在大幅衰退和长期萧条的经济周期阶段时，或者是处在初期复苏的经济周期阶段时，将会导致过度失业，实际失业率将会大大高于充分就业时的自然失业率，实际失业率高于自然失业率的程度表现为：衰退和停滞时最大，初期复苏时次之，并会引发不利于社会稳定的其他一系列问题，这正是政府和公众所要力图避免的事情，同时也是政府介入干预的最佳时机。相反，当国民经济处在繁荣的经济周期阶段时，有劳动能力而且又愿意工作的人都找到了符合自己意愿偏好(收益和兴趣等)的就业岗位，实现了充分就业，人力资源已经得到了充分利用，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目标已经实现，该方面的任务已经完成，应当及时地退出场外，不要继续介入干预。

　　4. 政府和公众一个重要的理性预期目标就是实现稳定而较快的经济增长。当国民经济处在衰退或萧条的经济周期阶段时，理性预期目标没有得到实现，这时就迫切需要政府通过较有力度的介入干预而启动和刺激经济。在复苏的经济周期阶段上，国民经济已经被启动和刺激起来，但经济增长速度还低于理性预期目标，仍然存在着一定的提升空间，仍旧需要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的介入干预。在繁荣的经济周期阶段上理性预期目标得到实现，这时的政府只是在经济通道上充当严格执法的交通警察角色，只要驾车的经济行为人不违背政府制定的交通法规，处在正常的行使状态，不违章和不撞车，不导致交通堵塞，政府就不要介入干预。正如孩子一切均好时，就不要对孩子进行管教，只有出现不良问题时，才进行父爱主义的管教一样。

　　5. 政府的宏观调控不应该坚持介入导向，而应该坚持稳健务实的问题导向，在任何经济周期阶段上只做有利无害的事情，而不做有害无利的事情。在经济衰退、萧条和复苏的三个经济周期阶段上，需要尽快解决的经济问题很多或较多，政府为解决问题而及时介入干预是完全必要的，这是在做有利无害的事情。如果在繁荣的经济周期阶段上进行介入干预，事实上是在干预已经进入理性预期状态的不存在问题的最优经济，很可能是在做有害无利的事情，很有可能会使好事情变成坏事情，弄不好则会使经济走势逆转，从而引致新的衰退和萧条。可以这样讲：当国民经济处在经济周期的繁荣阶段时，最好的政府就是不介入政府，最好的政策就是不干预政策。相反，当国民经济处在衰退、萧条和复苏的经济周期阶段时，最好的政府就是为启动和刺激经济增长而及时介入的政府，最好的政策就是为尽快实现充分就业而及时干预的政策。

　　6. 当国民经济处在繁荣的周期阶段时，根据传统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 curve)提供的解释，在肯定经济繁荣能够提供充分就业的正面效应的同时，也同时会伴随着通货膨胀(inflation)的负面效应，也即失业率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着交替性的负相关关系。但是，通货膨胀的出现只是一种可能，因为菲力普斯曲线存在的前提条件是短期(short run)中科学技术条件、产业结构状况、国民产出规模和潜在经济能力不变，但从长期(long run)看，在现代创新性的新知识经济体系中，经济的繁荣是以科技创新日新月异和高新经济产业群的急剧兴起为支撑系统的，由于投资乘数——加速原理的作用、生产能力的新生和扩张，供给和产出的增加、生产费用的不断降低，导致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很小，至多只是一种可能。现代的观点是：在短期内存在着通胀与失业之间的交替关系，“在长期，在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不存在值得一提的交替关系。在长期里，失业率基本上不取决于长期的通货膨胀率。”(多恩布什等，1997)， 即使出现通货膨胀也只是一个统计指数问题，也不会有太大的害处，人们担心的应该是衰退和萧条，而不是持续的繁荣。经济学家们习惯于将持续的经济繁荣称为“过热”，力主用政府介入干预的方式而对经济进行“降温”的惯用伎俩，实在不太恰当，害处多多。美国“格林斯潘时期”新经济的显著特征，就是新经济繁荣框架下低失业率与低通胀率并存；这就是明显的例证。中国经济二十余年来一直保持着令世界瞻目的高速增长，也基本上没有出现菲力普斯曲线提供的通货膨胀，这又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7. 即使菲利普斯曲线提供的传统解释是正确的，或者说确实存在着失业与通胀之间的交替关系，任何国家政府尤其是中国政府也应当首先选择繁荣时期的充分就业。因为繁荣时期的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正是我们所最需要的理性预期目标，如果相反，国民经济处在衰退和萧条状态，通货膨胀问题是解决了，但更严重的问题却出现了，大量的各种稀缺资源尤其是宝贵的人力资源处在无业的闲置状态，大量的失业人口到处游荡，将会引发一系列令人担心的社会问题。人的需要是至高无上的，中国首先是一个人口大国，尽快实现由计划经济“充分就业”到市场经济充分就业的社会转变，对于处在转型期的中国来说，其意义将极其重大，应该成为我们理智和首选的根本方略。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之所以较前明显减缓，失业人口渐增，社会问题多多，一个首选的理论解释就是对处在繁荣阶段的中国经济误认为“过热”(实则温度适宜)，而不适宜地采取了通货紧缩的政策。在应该让盛满开水的经济保温瓶自行保温的时候，却采取了不应该采取的拿掉瓶盖的人为“降温”措施。我们应该尽快地从传统凯恩斯主义全程介入干预的陷阱里走出来，奉行繁荣时期政府不作为的政策主张，采取阶段性有限介入干预的应对策略。

　　8. 政府既不能对某些经济状态和周期阶段进行过度的介入干预，也不能对所有的经济状态和周期阶段进行某些介入干预，更不能对所有的经济状态和所有的周期阶段进行过度的介入干预，而只能是(最好是)对某些经济状态和周期阶段进行某些适度的介入干预。世界上从来就没有绝对的事情，衰退、萧条和复苏三个阶段的干预效果是利大于弊，政府和公众会得到正收益，相反，繁荣时期的干预效果则是弊大于利，政府和公众只能得到负收益，这一点对所有领域和所有政策几乎都是通用的。根据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的选择原则，运用两利相权取其重和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原理，衰退、萧条和复苏三个经济周期阶段的政府应当是有所作为的政府，而繁荣时期的政府应当是不作为政府。

　　9. 繁荣阶段的显著特征就是能够实现及时和全部的市场出清(clearing market)。在这一阶段上，无论是消费需求还是投资需求都非常旺盛，信息较为充分，价格调节机制较为灵敏，资源配置效率处在帕累托最优分布状态。政府介入干预的目标在前期介入干预而现在不介入干预的情况下就由市场调节而自动实现，总量均衡已经形成。无论是新古典学派还是新凯恩斯主义，都力求做到如此。美国是一个自由竞争程度最高的国家也即政府介入干预得最少的国家，其生产始终是实际GDP或GNP总是贴近潜在产出或充分就业曲线，国民产出总是处在生产可能性曲线的最大边缘的附近。只有在这时，产业结构、就业水平、产出状况和资源配置效率(allocative efficiency)才能得到灵敏、快速、准确的动态调整，从而能够实现帕累托改进和帕累托最适度。

　　10. 市场经济系统运行的周期性特征，使得繁荣阶段具有一种自动走向衰退的“内在自然力”在起作用，如果政府将经济的持续繁荣误认为经济“过热”而需要“降温”，并通过介入干预的方式，采取通货紧缩的应对策略，将会使经济周期本身具有的“内在自然力(看不见的手)”与国家介入干预的“外在政府力(看得见的手)”结合在一起，加速度地将经济系统推向衰退和崩溃。市场经济系统内部在繁荣阶段自动内生的走向衰退的“内在自然力”这一内生变量的功能变化向度，与国家政府为给经济系统降温而介入干预的“外在政府力”这一外生变量的功能变化向度是相同的，两种性质相同的力量叠加在一起，将会带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共同交织的严重恶果。如果这时没有“外在政府力”这一外生变量的出现，将会使繁荣具有一定的可持续性或持续更长一些的时间。“外在政府力”应是促进和保持而不是阻止和削弱繁荣，也许正是国家政府的过度介入干预孕育了导致现代市场失灵的一个重要外生变量，譬如，滞胀问题就是如此。

　　11. 中国是一个长期奉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真正确立明确而权威的市场经济发展导向是在1992年底，仅仅才有不到十五的时间。在中国既有因市场经济不发达所导致的市场失灵，也更有因政府过度干预所造成的政府失灵，而且是政府失灵导致了市场失灵，中国经济的欠发达是两种失灵叠加的恶性互动所导致的必然后果。由于中国长期奉行计划经济而使中国并不缺乏政府介入干预，通常的情况是政府过度介入干预，市场化取向经济体制改革一个重要的成功通道，就是停止、减少和弱化某些方面和某些阶段的政府过度介入干预。也由于中国是一个刚刚进入小康社会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只有加快发展才是硬道理，而经济周期的繁荣阶段正是加快发展的最佳时期，不应当盲目模仿传统凯恩斯学派的政府全程介入干预的国家干预主义思路。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渡的历史进程中，只能停止、减少和弱化某些方面和某些阶段的政府过度介入干预，特别应当强调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宏观经济学家们应当致力于如何将厂商从政府的捆绑中解放出来，生产力、创造力、创新力只有从解放中才能得到发展。

　　三、政府适度介入和相机抉择的政策含义

　　从规范经济学的角度对市场经济运行周期的四个阶段进行价值判断，萧条是最坏，衰退是次坏，复苏是次优，繁荣是最优。政府对市场经济运行进行介入干预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在进行反周期运作，旨在熨平由市场经济系统内在具有的“自然破坏力”所导致的经济大幅波动，使国民经济在保持较高速度增长的基础上实现可持续性的微波化运行。因此，政府对市场经济系统实施介入干预的反周期运作，在对象上所要“反”的决不是每个经济周期四个阶段的全过程，而是没有实现资源配置帕累托最优分布的衰退、萧条、复苏这三个特殊阶段，在目的上所要“反”的是衰退和萧条(复苏阶段具有二重性)，而决不是繁荣，恰恰相反，繁荣正是国家和公众所要力图建构和达到的最优状态。在经济周期的衰退、萧条、复苏的这三个阶段，政府可以把渴望喝水的经济这匹马牵到繁荣的河边，让其自由自在地畅饮繁荣的河水，至于何时离开繁荣的河边，则取决于马胃本身的自然生理容量。国家干预性质很强的财政政策是把马牵到河边，不仅强制其饮水，而且马还没有饮足水就把马强制性地赶离河边，而市场经济性质很强的货币政策则是把马牵到河边，让其自愿饮水和自愿离开，饮多长时间由马自己决定。根据帕累托定律(pareto law)的经验性论证，无论各个国家的平均收入水平如何，收入分配的格局都具有相同性，这一定律所提供的政策含义是，“由于收入分配格局的不变性，要想改变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状态是困难的，只有通过提高整个国家的国民收入，才能使一国贫困阶层的收入提高。” 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利于各种投资，从而有利于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为防止通货膨胀的出现，可以再配之以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并有利于政府开支的减少和私人税负的减轻。因此，我们主张宽货币紧财政的政策搭配，这一点与当前流行的理论主张和政策导向不太吻合。政府对经济周期进行相机抉择性的适度介入干预(或称之为阶段性有限介入干预)的基本内涵，主要包含下述几个方面：

　　首先是国家政府是否介入干预的阶段选择。在经济周期的衰退、萧条、复苏这三个阶段，政府要及时介入干预。由于这三个阶段存在的问题很多，对此加以解决的要求也很迫切，政府应采取大有作为的积极性应对策略。这时的资源配置效率需要进行帕累托改进，没有实现充分就业，供求关系没有调整到均衡状态，市场没有出清，通过国家政府的介入干预，充分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可以使经济尽快步入繁荣的良性发展阶段。在繁荣阶段已经没有了再将事情做得更好的任何潜在空间，根本不可能将处在生产可能性曲线上的实际产出点移到生产可能性曲线的外边，相反，却客观地存在着由于政府介入干预而将事情做坏的很大潜在空间，看得见的手完全有可能将处在生产可能性曲线上的实际产出点移到远离生产可能性曲线的里边。这时的国家政府不要有任何的介入干预，国家政府要采取有所不为或不作为的应对策略，但同时要对已经持续了一段时期的较高速度增长的经济系统，做好由于经济系统本身的“内在自然力”的作用而使经济走向衰退时进行介入干预的准备。

　　其次是国家政府介入干预的成本选择。在经济周期的衰退、萧条和复苏阶段上，没有实现充分就业，人们面临的严重问题是实际就业率大大低于充分就业率，而实际失业率则大大高于自然失业率，政府在这时进行介入干预，只要不伤害市场机制的正常调节作用，“外在政府力”对经济的撬动效应就会与“内在市场力”的反弹效应一起，较快地将经济推向繁荣，会得到正效益，而且经济成本低经济效益高。在经济周期的繁荣阶段，已经实现了充分就业，国民资源已经得到充分利用，实际就业率等于充分就业率，而实际失业率则等于自然失业率，即使出现了通货膨胀，如果政府继续介入干预，则已经没有多少正效益可以获得，如果弄不好，加速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则很大，这纯粹是资源配置的浪费，只能得到负效益，而且经济效益低经济成本高。概而言之，“通货膨胀的成本明显地低于失业的成本。在失业的情况下，潜在的产出得不到实现，正因为如此，减少失业才明显地合人心意。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不存在明显的产出损失。” (多恩布什等，1997，P16)结论只能是政府在繁荣阶段应及时地退出场外。

　　再次是国家政府介入干预的力度选择。就干预力度而言，对衰退和萧条两个阶段的介入干预力度最大，因为这时的资源配置状况表现为低效率、无效率和负效率，就象对待不会走路或生病的孩子一样，需要进行全力以赴的呵护和照顾，这时的政府是大有作为的政府。对复苏阶段的介入干预力度次之，因为这时的经济已走出低谷，孩子正在健康的成长，给以必要的辅助和监护即可，这时的政府是小有作为的政府。对繁荣阶段的介入干预力度为零，这时的政府应该是不作为政府 ，因为，这时的经济处在人们期望的良性发展的帕累托最优分布状态，就象对待已长大成人而且健康强壮的青年人一样，最好是不要介入干预，以便让其自由充分的全面发展，使经济能够较长时期地在生产可能性曲线上可持续性运行，以便能够获得接近潜在产出的最大产出，从而能够实现国民经济馅饼的最大化，坐收渔人之利。

　　复次是国家政府介入干预的向度选择。在经济大幅衰退的周期阶段上，由于问题极其严重，国家政府介入干预的政策向度必须与日益萎缩和疲软的经济形势的实际走向相反，对经济走势弱化采取介入干预强化的逆向介入的反衰退应对策略，以便尽快扭转经济运行的恶性化态势。在经济萧条的周期阶段上，日益恶化或不断劣化的经济态势已被阻止，大幅衰退的经济列车已经停住，但这时的实际产出处在远离生产可能性曲线的里边，为了尽快将经济列车朝着良性发展的方向启动起来，政府必须采取全力启动的应对策略。在经济复苏的周期阶段上，经济形势日益好转，但经济增长速度较慢，尚未实现充分就业，政府必须采取顺向推进的应对策略。在经济繁荣的周期阶段上，由于经济处在充分就业和最大产出的最佳状态，政府应当退出场外，最好放弃介入干预，采取袖手旁观的应对策略，以不变应万变，静观其变，放虎归山，不要作为。

　　最后是政府介入干预的目标选择。经济周期的衰退阶段是投资大幅减少的阶段，经济周期的萧条阶段是投资低水平停止的阶段，经济周期的复苏阶段是投资启动的阶段，为了实现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单靠时滞性很强的市场机制的内在调节力量，无法较快地实现宏观预期目标，这三个阶段都需要政府的介入干预。而经济周期的繁荣阶段既正是市场需求旺盛和投资最为强劲的阶段，也正是经济快速增长和实现充分就业的阶段，政府宏观调控的预期目标已经达到，不再需要政府的介入干预，政府应当尽快摆脱前三个阶段介入干预的惯性力量，迅速撤出场外。否则，正向的继续介入干预势必导致通货膨胀，负向的继续介入干预势必导致经济衰退的快些到来。这时的政府“牧羊人”已经把私人厂商的“羊群”赶到了“水清草肥的牧场”上，就不要再将“羊群”赶来赶去，现在需要的是让“羊群”自由自在地“吃草”，政府“牧羊人”站在“牧场”旁边即可，只要经济衰退的“狼群”没有出现，政府“牧羊人”就不要进入“牧场”进行介入干预。“当经济远离充分就业，稳定政策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且必定起作用。然而，当经济接近充分就业时，企图稳定经济的政策却易出差错。” (多恩布什等，1997，P374)。即使宏观决策者的决策是理性和正确的，但也由于宏观决策者的认识时滞、决策时滞、行动时滞和效果时滞，“稳定政策实际上可能使经济不稳定。” (多恩布什等，1997，P385)。如果宏观决策者的决策是错误的，则必定会导致经济运行的更大波动和更大麻烦。

　　图-1表示在市场经济周期的繁荣阶段政府介入干预空间和力度为零，政府的介

　　入干预空间及其力度，从繁荣的0处到复苏A到衰退B+C到萧条D+E+F，政府介入干预力度依次加大到G，萧条阶段介入干预的空间和力度最大。倒过来看，则是介入干预空间和力度依次减小，到了繁荣阶段减至为零。在繁荣阶段政府没有介入干预的运作空间，政府介入干预的全部运作空间ABCDEF，都分布在从复苏阶段到衰退阶段再到萧条阶段的三个时段上。

图-1政府阶段性适度有限介入示意图 (介入干预程度)

　　政府既不能对某些周期阶段进行过度介入干预，也不能对所有周期阶段进行全程介入干预，更不能对一切周期阶段均进行过度介入干预，而只能对某些周期阶段进行适度介入干预。概而言之，国家政府职能在应对经济周期政策策略方面，只能采取衰退、萧条、复苏三个阶段有力度、向度等差别的适度介入干预与繁荣阶段不介入干预的复合应对策略，也就是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政策组合。国家政府在繁荣时期奉行不作为的基本政策原则，从更深、更高和更大的意义上说，将会起到大有作为的政策效果。繁荣时期政府不作为的政策命题或阶段性有限介入干预的理论假说，其实质在于自在自发的市场调节机制与自觉自为的政府宏观调控之间的最佳组合，一个极其具有运作价值的理论预期就是，将能够非常有效地削弱现代市场经济所特有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两者叠加的巨大负面效应，从而在长期中能够收到促进和保障国民经济高质量地可持续发展的理性预期效果。“以标榜‘自由主义’而选上美国总统的克林顿，在竞选连任时的口号是‘要使政府变小’。” (高希均等，2000，P101)，他也的确创造了一个充分就业与低通胀率并存的“非菲利普斯曲线”的新经济时代。中国政府也应当及时地收缩和停止在经济繁荣阶段的介入干预职能，尽快消除全程过度介入干预的计划经济传统惯性，以便给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提供一个广阔的发展空间，尽快地创造出一个小政府大经济的经济快速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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