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宪忠：充分就业状态及其发展陷阱

　　俞宪忠，无党派, 博士研究生，山东滕州市人。现为济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和学术副院长，研究生导师。济南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山东省城市发展研究基地首席教授，西南财经大学兼职教授和研究生导师，美国剑桥学院兼职教授，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经济论坛经济管理首席研究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特邀研究员，山东省生产力学会理事，济南市理论工程人才。研究方向：主研市场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人口经济学。

　　8月6日-8月12日，新浪财经把一周的时间留给俞宪忠。----编者按

充分就业状态及其发展陷阱     8月8日  星期三

　　摘 要 市场供求规律调节和市场经济所特有的人口规律发挥作用的必然结果，就是供过于求的劳动力作为失业人口而存在，这是一切市场经济的常态。不断寻找就业机会的失业人口流动就更必然是一切市场经济的常态，也是市场经济高效率运行的根本原因所在。充分就业作为当今世界各国普遍追求的最优发展状态，具有巨大的人本主义的发展意义和发展价值。入世后并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的现代中国，仍然存在传统非效率就业的巨大路径依赖性，必须尽快走出“国有经济”、“乡镇企业”和“三农”这三大“充分就业陷阱”。

　　关键词 市场经济 人力资源 充分就业 自愿失业 人口流动 就业陷阱

　　人力资源在任何社会都是第一资源，任何社会发展都首先取决于人力资源配置效率高低。人力资源配置效率高低的根本标志就是就业或失业程度，就业与人力资源配置效率正相关，失业与人力资源配置效率负相关，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口学家和政治学家们把充分就业(Full Employment)视为人力资源与其它资源配置效率的最优状态。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当人力资源充分就业时，其它一切非人力资源也同时得到最有效率的利用，整个国民经济的实际产出接近或等于潜在产出，经济产出状态处在生产可能性曲线(production-possibility curve PPC)的最大边缘，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处在经济周期的繁荣阶段。由于充分就业状态以及由此表征的整体经济运行状态处在人们期望的最优状态，实现充分就业就成为社会发展的重大关键问题，政府就有责任有义务在充分就业领域大有作为，充分就业就成为政府职能结构中最重要的构成要件，也是任何国家政府宏观调控的首选目标。1978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教授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认为：“市场经济的目的并不是要使一些人饿死，而是生产出更多、更好的商品和服务。如果失业人士没有人照顾，政府就得负起照顾的责任。”[1]

　　一、主流经济学对充分就业的理解

　　在工业革命以前的自然经济体系中，人口发展模式是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高出生率被高死亡率所抵消，人口规模长期处于超稳定状态。自然经济体系中的经济缓慢发展与人口缓慢增长之间互为解释变量，一方面是经济缓慢发展导致人口缓慢增长，主要原因在于缺乏食物供应和医疗保障，经济不发展压迫了人口不发展，导致人口数量少和人口质量低；另一方面人口不发展又导致经济不发展，人口是一切生产力要素中最重要最关键的主体性要素，数量少和质量低的人口压迫了生产力发展，刺激人口增长是前工业社会世界各国加快经济增长和提升国家实力的首选对策。在工业革命以来的市场经济体系中，由于资源配置模式的根本改变，制度创新和和科技创新速率的加快，社会经济获得了长期的高速增长，在人口质量得到显著提升的同时，人口数量也获得了“爆炸式”扩张。人口发展模式是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劳动力具有无限供给的特征，导致劳动供给与劳动需求发生失衡，劳动供给长期超过劳动需求，出现了大量的失业人口，并给社会发展带来了若干的动荡和冲击，生产力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压迫了人口发展。人们对过去从未有过而现今又长期存在的大量失业人口最初是感到困惑，尔后是感到深深的不安，经济学家、人口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家和社会各界的人们，几乎比关注任何其它问题都更为关注失业人口或过剩人口问题。因为失业导致人力资源配置的浪费，使一部分人群无业可就，失业人口在经济、政治和心理等方面都受到伤害，他们的就业权利被无情的市场机制所剥夺，有可能给社会发展带来某些动荡、冲突、摩擦、骚乱和不安。因此，实现人力资源优化配置的充分就业，消除和弱化劳动力市场失灵，对现代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于1970年荣获第二届诺贝尔经济学奖殊荣的第一个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保罗·A·萨缪尔森(Paul.A.Samuelson 1915--)认为：“充分就业( Full employment)----一个有多重含义的术语。历史上曾被用于描述不存在(或仅存在最少量)非自愿失业情况下的就业水平。今天，经济学家用最低可持续失业率{Lowest sustainable rate of unemployment(LSUR)}概念来描述可以长期持续的最高的就业水平。”[2](P11)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1883—1946)把失业分为摩擦失业、自愿失业和非自愿失业三种失业类别，把充分就业定义为消灭了非自愿失业的就业状态。现代经济学家通常把失业分为由于经济周期的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周期性失业和由于结构性变动原因引起的结构性失业，把充分就业理解为消灭了周期性失业的就业状态。我们可以把充分就业理解为：

　　第一，充分就业是指凡是愿意并有能力工作的人都得到了一个较为满意的就业岗位，与之相对应，失业是指愿意并有能力工作的人没有得到就业岗位，失业是想得到就业岗位而被动地失去了就业机会，那些有工作能力而又不愿意工作的人不被视为是真正严格意义上的失业，因而通常叫做自愿失业，那些处在法定劳动年龄段两端(如18岁——60岁)之外的人口也不认为是失业人口。

　　第二，充分就业者在工作岗位上能够做到有效率的工作，人力资源能够得到优化配置，也就是通常说的几个人的工作几个人干，如果两个人的工作三个人干，也被认为是有一个人失业，这就是经济学家通常说的“隐形失业人口”或“潜在过剩人口”。

　　第三，充分就业并不是人人都有就业岗位，在充分就业状态下仍然存在一定数量的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即因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劳动年龄和需求偏好变化而引起的职业转换过程中的暂时性失业，这种失业具有一定的自然合理性，属于劳动力人口的正常流动，是优化人力资源配置的动态调整过程，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需要，充分就业被认为是人力资源有效率配置的优化状态。

　　第四，充分就业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事实上都被认为是存在自然失业率的就业状态，自然失业率是长期均衡的失业率或充分就业的失业率，这时的经济运行周期处在高涨或繁荣阶段，失业补助、社会救济、福利开支、社会保障、生活水平、心理状况、人口规模、运行质态、社会认同等等，都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状态。

　　第五，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自然失业率的具体数值，各国政府可以依据具体情况来确定本国特定时期是否实现了充分就业。以美国这个现代市场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为例，20世纪50-60年代的自然失业率为3.5—4.5%，即95.5—96.5%的劳动力人口就业率就是充分就业状态；20世纪70年代的自然失业率为4.5—5.5%，即94.5—95.5%的劳动力人口就业率就是充分就业状态；20世纪80年代的自然失业率为5.5—6.5%，即93.5—94.5%的劳动力人口就业率就是充分就业状态。[3](P190)[4]

　　第六，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中实际失业率若大大高于自然失业率，则表明有效需求不足和市场疲软，经济运行质量有待改进和提升，实际失业率接近或等于零则不可能，至于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存在的实际失业率接近或等于零的情形，实际上是客观存在的失业人口或过剩人口在非效率性过度就业状态下被“阴形失业人口”或“潜在过剩人口”所掩盖，不仅在事实上没能解决失业人口问题，反而又长期损失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应有效率，以此为标志的政治优越性也缺乏可持续性。

　　二、失业人口流动是市场经济的常态

　　市场经济是流动性的效率经济，并不象计划经济那样每个劳动力都会从政府计划那里得到一个就业岗位，也不会在得到就业机会以后终生固定在某一个就业岗位上。市场经济奉行的是人力资本与其它资本高度匹配的效率性就业，劳动力的就业和再就业只有通过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运作才能得以完成。由于人口的增长惯性和生命特征，劳动力人口一旦被“生产”出来就是必须给予高度人文关怀和法律保障的长期存在的社会人群，而不能象其它物资产品那样一旦被证明为没有市场需求的废次品，或者是遇到严重供过于求的经济危机就可以销毁，因此，除高级专门人才市场以外，一般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总是供过于求。市场供求规律调节和市场经济所特有的人口规律发挥作用的必然结果，就是供过于求的劳动力作为失业人口而存在，这是一切市场经济的常态。失业人口又必定处于不断寻找就业岗位的流动性状态，失业人口流动就更必然是一切市场经济的常态，也是市场经济高效率运行的根本原因所在。

　　“在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经济中，几乎没有工作流动性。一个人在年轻时被分配到一家企业，常常一直工作到退休。如果赶上运气不好你被分配去从事一项你不喜欢的工作，那么这种烦恼会困扰你的一生。┅┅在政府控制着劳动市场的情况下，个人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你不能拒绝接受命令。对劳动市场的控制为政府进行大量的政治控制提供了条件。┅┅然而，作为补偿这种制度也有某些优点。尽管可能存在着很高的“隐蔽性”失业，但几乎没有存在失业的证据。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如果一个厂商发现它不在需要某一工人时，它就会辞退他。竞争迫使厂商这样做。当市场运转良好时，被一家企业解雇的工人会在另一个需要他的地方找到工作。这种对劳动连续不断的再配置是经济效率的本质所在。然而，在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经济中，由于企业不会因经营亏损而受到处罚，企业没有解雇工人的激励。企业没有将利润最大化的激励，但有很强烈的避免“引起麻烦”的动力。解雇工人被认为会引起麻烦。对于这种制度而言，在工作保障方面的收益是以经济效率的损失为代价的。┅┅社会主义具有更稳定的工作保障，但具有更低的效率。”[4](P370)

　　中国是一个当今世界上基数规模最大和增长惯性较强人口大国，人口数量多、增长惯性强、人口质量低和人口结构失衡，被公认为现代中国人口的显著表征。这是现代中国一切国情当中最大的国情，也是中国一切特色当中最大的特色。传统计划经济框架下以巨大效率损失为成本代价的非效率性过度就业，严重阻抗了中国人口发展、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历史已经证明，计划经济制度是中国的“发展陷阱”，中国必须尽快完成从传统计划经济到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革命”。由传统计划经济到现代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过程，同时也就是长期累积的大量原有隐型失业人口日益显型化的社会表征过程，我们完全有必要用现代市场经济常态的观点看待和对待失业人口问题。充分就业状态并不排斥适度规模的失业人口存在，与自然失业率相一致的适度失业人口是现代市场经济高效率运行的根本解释变量，在某种意义上说，适度规模的失业人口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效率性强力引擎。

　　三、充分就业的人本意义和发展价值

　　充分就业既是微观居民户家庭实现收入最大化所追求的理性预期，也是宏观政府调控的首要政策目标。充分就业的重大工具意义和终极目的价值在于：

　　首先是权利保证。在充分就业状态下，每个劳动者都找到了他或她所期望找到的就业岗位，劳动者在就业岗位上实在地证明了自身所拥有的自主决策、自愿选择、自由流动、自动就业和自我发展的真实权利，劳动者的可行能力得到了体现、证明和运用，其自身的内在需求偏好获得了满足，有可能实现符合个人意愿的全面发展。

　　其次是经济支撑。在充分就业状态下，劳动者个人有了可靠的工作保障，找到了稳定可靠的收入来源，居民户家庭能够实现收入最大化，有可能实现个人或居民户家庭在各个方面的最大化发展，劳动者一旦因失去就业机会而处于失业状态，也将同时失去个人和家庭发展的经济支撑。

　　再次是精神满足。充分就业状态下的劳动者在找到就业岗位的同时，也找到了自己的社会归属，自身将不再处于社会游离状态，不再被社会所抛弃和边缘，其心理将不再因失业而被扭曲，原有的失业心理也会得到及时矫正，对未来将不再徘徊、彷徨和迷惘，就业者有了自己期望的社会定位，证明了自己的社会价值，其精神需求会得到满足。

　　第四是和谐发展。充分就业状态下包括人力资源在内的所有社会资源都得到了最优化配置，实际经济产出GDP接近或等于潜在产出，经济运行曲线处在生产可能性曲线的的边缘附近，经济周期处在繁荣和高涨阶段，国民经济蛋糕已经做到最大，即使收入分配比例保持不变，个人家庭收入和政府财政收入也都会获得相应增长，人口发展、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处在动态和谐的健康运行状态。

　　第五是消解冲突。充分就业状态证明了政府决策和政府政策的公正性及有效性，政府宏观调控的政策目标已经实现，社会公众对政府机构的满意度得到提升，政治支持率会得到提高，政府也能够用不断增长的财政收入支撑社会全面发展，有劳动能力并愿意工作的劳动力人口都各就其业，社会发展过程中潜藏的某些动荡、冲突、摩擦和骚乱等不稳定因素得到及时消解，既不会出现纵向的政府与公众之间的社会剧烈摩擦，也不会出现横向的社会各阶层或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巨大矛盾冲突。

　　正是由于充分就业状态既满足了微观层面的公众需要，又满足了宏观层面的政府需要，是政府和公众理性预期目标的最佳耦合状态，因此，社会各界持各种不同政见的人们可以反对一切，但惟独没有人反对充分就业。充分就业作为当今世界各国普遍追求的最优发展状态，归根结底是首先并最终有利于人的发展，充分就业具有巨大的人本主义发展意义和民本主义发展价值。充分就业首先有利于人口发展，其最大受益者是社会公众，只有中国绝大多数人口首先获得可持续发展，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和中国社会可持续进步才能从根本上获得可持续性的动力支撑。如果只有官僚阶层获得最优发展，城市人口获得次优发展，而占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不能获得发展，城乡人口在二元结构状态下割裂“发展”，中国将会出现可持续性的有增长而无发展的“恶增长现象”。

　　四、“充分就业陷阱”

　　首先是“国有经济陷阱”。长期以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人们一直把国有经济作为中国经济的主导成分，把实现充分就业的主要空间落脚为国有经济发展，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必须依赖国有经济，把中国经济发展首先视为国有经济发展。于是在理论上充分肯定国有经济的重要性，在实践上把各种资源向国有经济集中，国有经济享有其它非国有经济可望而不可及的政策优惠，政府决策长期向国有经济倾斜，国有经济长期垄断着各种重要资源和市场份额，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之间存在极其严重的不公平竞争。国有经济只有在与其它国家比较时其产权才具有清晰性，能够明确认定为归中国政府所有，就国内范围而言，国有经济的产权虚置，产权边界不清晰，理论上是人人都有一份国有资产的产权，事实上谁都不拥有国有资产,国有经济的产权安排违背了科斯定理(Coase's Law)的效率要求。国有经济的后台“老板”是政府，管制性政府的低效率决定了国有经济的低效率，政府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经常“吹黑哨”，破坏了有效率的市场经济游戏规则。国有企业负责人实质上是具体负责国有资产运作的政府官员，完全是由政府任命而不是由市场产生，既缺乏激励也缺乏约束，国有经济是有工厂和商店但没有企业，有厂长和经理但没有企业家。国有经济的产权制度安排、资产运作方式和代理人产生机制都决定了国有经济的低效率，国有经济基础上根本不可能建构任何意义上的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并必然导致政治上的权力寻租和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在就业问题上，国有经济运行的非效率安排决定了人力资源配置的非效率就业，两个人的效率岗位被非效率地安排为三个人或四个人甚至更多人员就业，导致非效率的资源配置结果。当国有经济因低效率、无效率或负效率而不得不倒闭破产时，政府不是借助于市场化的效率手段，而是运用行政力量强制地进行人员分流，将破产企业的人员安排到其它尚未破产的国有企业，必将导致依次连续推倒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依靠国有经济振兴中国经济和实现充分就业，都必定是中国人口发展、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巨大陷阱。事实证明，国有经济占用了70%以上的资源，但只产出了30%的GDP，政府无法用行政手段进行分流安排的大量国有企业下岗人员以及每年新增的劳动力人口，也主要依靠非国有经济尤其是私营经济进行吸纳。极其明智的选择就是尽快走出计划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国有经济主导的资源安排模式，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尤其是私营经济，只有如此，才有可能尽快走出国有经济主导的理论误区和发展陷阱，才能真正摆脱对传统发展路径的过度依赖。

　　其次是“乡镇企业陷阱”。乡镇企业的发明专利权属于中国，也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大特色。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为中国经济增长和安排劳动力就业作出了突出贡献。正因如此，几乎中国社会各界的所有人士，都异口同声地赞美乡镇企业，为乡镇企业歌功颂德，并把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作为今后中国经济发展和实现充分就业的主要创新路径之一。事实上，乡镇企业的产生和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经济发展和农业过剩劳动力安排不得已而为之的特殊产物。中国改革始于农村的联产计酬承包制度，农业经济改革的初步成功使中国农民深刻感受到了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魅力，积累了市场化发展非农产业的经济条件和某些经验，同时也产生了用市场化手段发展非农经济的致富欲望和运作空间；乡镇政府不再拥有对农户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权，需要用市场化的手段寻求其它发展路径，以增强乡镇实力、经济财力和领导政绩，优化与县区政府以及与其它乡镇的博弈能力；城市中长期奉行国有经济垄断，各种稀缺资源、政府决策倾向和主要市场份额几乎都被国有企业独占，缺乏城市化的发展空间；二元户籍制度使城乡割裂发展，二元经济结构产生了巨大的路径依赖性，城市不对农村开放，农民享受不到同等的国民待遇；农民的劳动力成本低廉，农业土地管理制度存在非市场化的显著缺陷，粗放型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素质和科技含量要求低下，也没有产品质量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严格要求等。由上述各种原因导致在20世纪后20年中国乡镇企业在农村的快速发展，形成了中国人口发展、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一大独特历史景观。于是很多人就依据这种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特殊历史现象作出判断，今后中国经济发展和充分就业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乡镇企业发展，也因此而倡导和主张“城镇化”尤其是“小城镇化”的理论主张及政策导向。在中国政府于2001年12月11日入世后，乡镇企业必然内含的诸多弊端日益凸显，乡镇企业存在着土地资源严重浪费、缺乏严格劳动保护、科技含量低下，经济粗放增长、环境保护恶化、阻抗城市化进程，延续二元格局等(在作者的其它文章中另有专述)。将乡镇企业这一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特殊历史现象加以长期化、普遍化和战略化，实在是理论上的极大误区和发展上的巨大陷阱，将会使中国人口发展、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付出极大代价。我们的结论是：在20世纪的后20年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是正确的，那是一个乡镇企业的正面效应时代；如果在21世纪再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则是错误的，这是一个乡镇企业的负面效应时代。

　　再次是“三农陷阱”。中国农业人口迄今仍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中国人口增长也主要是农村人口增长，农村中存在大量的潜在过剩人口。从表面上看，他们还有地可种和有活可干，还可以依靠农业经济活动而维持生计，还没有成为无地可种和无活可干的显型失业人口。但从经济效率要求的人地匹配比例分析，中国人多地少，大量的农业劳动力已不为农业所需要，起码有15000——20000万农业劳动力在事实上已经成为潜在过剩劳动力或隐型失业人口。如何使农业中存在的隐型失业人口由非效率就业转化为效率性就业，已经成为中国人口发展、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一个重大问题。能否在农村中通过发展农业经济而使过剩的中国农民实现效率性就业，已经引起了中国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经济发展是实现充分就业的关键所在，这是人所共知的道理，但我们不能就依此而认为通过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可以在农业领域中就地消化吸收一部分过剩农业劳动力。我们认为，土地是从事农业经济活动最基本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土地是有限的，土地具有高度的稀缺性，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现代化进程中，用于农业经济活动的土地只会减少，绝对不会增加，维持动态平衡也极其困难。中国首先是一个人口大国，农村人口在2050年以前将会以其特有的惯性而持续增长，人多地少已是不争的客观事实，中国的人地矛盾已经比较尖锐，随着农业耕地日益减少和农业人口日益增加，中国的人地矛盾将会日趋尖锐。我们据此而认为，依靠大力发展农业经济的办法无法解决农村过剩人口的就业问题。中国农业需要采用先进技术和规模经营，中国农业需要产业化的发展路径，中国农业需要实现现代化，即使农业劳动力人口不再增加，农业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有效需求也会逐步减少。经济发展是实现充分就业的根本创新路径，中国农业需要发展，农业发展对劳动力需求减少，这三种表述都是正确的。因此，农业发展只能增加农业过剩人口而不会减少农业过剩人口，大力发展农业经济是在“三农”框架内解决充分就业问题的“发展陷阱”，是一条充分就业的死胡同。靠发展经济而实现充分就业的正确命题，只有在全国一盘棋的意义上理解才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只有依靠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才能有效地解决农村过剩人口问题，具体的说，只有靠发展工业经济、城市经济和服务经济等发展路径，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只有靠在城市中发展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方法，才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才能将中国“三农”问题彻底“沉没”，舍此别无它途。

　　参考文献：

　　[1] 经济学消息报社编：《追踪诺贝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专访录》[M]，中国计划出版社1998年出版P145。

　　[2] (美)萨缪尔森、诺德豪斯著：《经济学》[M]，萧琛 等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中文版P11。

　　[3] 梁小民等主编：《经济学大辞典》[M]，团结出版社1994年出版P190。

　　[4] (美)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s)著《经济学》[M]， 姚开健等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7年中文版P3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