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宪忠：社会科学是生产力之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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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宪忠，无党派, 博士研究生，山东滕州市人。现为济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和学术副院长，研究生导师。济南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山东省城市发展研究基地首席教授，西南财经大学兼职教授和研究生导师，美国剑桥学院兼职教授，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经济论坛经济管理首席研究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特邀研究员，山东省生产力学会理事，济南市理论工程人才。研究方向：主研市场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人口经济学。

　　8月6日-8月12日，新浪财经把一周的时间留给俞宪忠。----编者按

社会科学是生产力之母     8月7日  星期二

　　摘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命题和普适论断，并不仅仅指向自然科学，而更要同时涵括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一样，均与生产力具有极高的相关度，并对生产力状态具有相同甚至更强的解释力。社会科学是生产力之母，自然科学是生产力之父。社会各界长期以来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所作的完全自然科学化的偏狭认知和错误理解，既不符合经典作家的原本旨意和生产力发展的真实轨迹，又背离了现代化浪潮和知识经济的内在要求。因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良性互动而共同构成的社会生产力是生产力发展的第一规律。社会生产力或第一生产力的内在结构和基本模型是：FPF = f ( Sst ， Nst )。

　　关键词：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 第一生产力 社会生产力 物质生产力

　　引 言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既是一个十分精确的事实判断和经验描述，更是极其重要的科学命题和普适论断。这一命题对生产力发展的真实轨迹作出了重要而准确的科学表述，更吻合产业革命和现代化浪潮以来生产力急剧提升的真实情景。社会各界对这一重大命题的认知判断虽稍有差异，但其趋同性和一致性的理解是把这一命题的科学内涵和外延仅仅局限于自然科学，舍弃了社会科学的科学性质和第一生产力功能。在理论上我们对此不敢苟同，在实践上将祸患无穷。

　　一、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误解

　　经典作家们对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文明演进过程中的内在驱动力量均给予了高度重视。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当中也包括科学[2]，马克思概括的决定劳动生产率高低的五个因素中就有三个与社会科学有关：劳动者的劳动技能和熟练程度就与教育制度高度相关；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及其在工艺上的应用程度就与人才和专利制度高度相关；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本身就是社会性的分工协作等管理制度[3]。恩格斯认为科学是人类历史进步的杠杆[4]，培根认为知识就是力量[5]。邓小平就更是高度涵括地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6]，并明确指出：“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7]。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命题的科学性，已经无可置疑，但对这一命题的认知判断，现在已经形成了很大的盲点和误区。在理论研究层面上的表现是把“科学技术”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仅仅理解和认定为自然科学及其延伸形态的工程技术，在实践运作层面上的表现是仅仅重视和促进自然领域中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概而言之，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基本层面上均把社会科学拒斥和舍弃在科学技术的范畴之外，从根本上否定了社会科学同生产力之间直接而高度的相关性，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命题作了完全自然科学化的偏狭认知和错误理解。

　　许多国人包括相当多数的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之所以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命题发生误解和误导，并进入误区和误作，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形成第一生产力的盲点和盲区，使社会科学与第一生产力之间失去了其内在固有的高强度的必然联系，主要是由于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经济原因，长期的物质贫穷和经济落后，使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不能满足温饱的生物饥寒状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物资决定精神，穷久了和穷极了的国人们自然就产生出穷急了和穷怕了的精神理念及思维定势，在行为选择模式上自然就偏重于解决物质匮乏和经济需要。而自然科学最突出、最显著、最重要和最直接的功能效应，就是通过对自然界物质资源的掠夺和加工而生产和供给物质产品，从而满足人们生物属性方面的经济需求。其次是政治原因。建国以来很长时间里，中国建构起了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管理模式，极左理论盛行，政治运动迭起，对外封闭，对内禁锢，思想僵化，权利就是真理，政治就是一切。在这种特殊国情和社会环境下，不可能进行独立、真正和活跃的社会科学研究，既没有广阔的学术研究空间，更没有社会科学存在的必要。人们仅知道政治权力，但不知道社会科学；仅知道文件精神，但不知道社会科学研究；仅知道自然科学研究和研究自然科学，但不知道社会科学研究和研究社会科学；仅知道物质文明，但不知道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学术权威机构即中国社会科学院，也是在十年内乱之后才建构起来的。目前的中国科学院和科学技术部也不包括社会科学，应更名为中国自然科学院和自然科学技术部。中国的三院(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中，也只有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设有院士，而中国社会科学院则迄今仍不设院士，尽管社会科学界的呼声很高，但仍不能得到公正同等的“国民待遇”。中国社会科学奖中也没有规范和权威的国家奖，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也为此深感困惑和渺茫，社会科学的地位之低，足可窥见一斑。即使要改变这种不科学的长期严重扭曲状态，社会各领域各层面因思维定势和政治惯性等路径依赖而衍生的各种社会阻力惯性也非一般。

　　由于上述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原因，在长期中奉行重经济轻精神、重客观轻主观、重物质轻人文、重自然科学轻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至上的功利主义盛行。只关注人的生物属性，而忽视人的社会属性，陷入了一个轻视社会科学与贫穷落后之间恶性循环的劣性均衡陷阱。人们只知道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而对愚昧就更不是社会主义则缺乏科学解读和深刻认知。即使对贫穷的理解也只仅限于物质层面，并不知道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人文理性和创新思维的匮乏是更可怕的贫穷。于是乎，社会科学成为自然科学的奴婢，似乎是真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实在是对科学精神的亵渎和对社会科学的无知。把第一生产力仅仅理解为自然科学技术，是对第一生产力所作的完全功利化并极其有害的肤浅理解，其理论档次也只是处在工业革命的初级阶段。

　　中国因社会科学被舍弃在第一生产力范畴之外而形成的社会发展方面的盲区、误解和误导，使整个社会的产出能力畸形发展，物质文明的经济产出能力急剧提升，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会产出能力却相对严重萎缩，政治体制改革和人文精神演进显著滞后，制度变迁不能同步，理论创新严重受阻，人的社会性发展需求不能满足。在整个社会发展领域已经初露端倪地表现出有经济增长而无政治改进和精神发展的运行态势，或称之为有物资产品增加而无制度变迁和人口发展的“畸态”导向，这是由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长期割裂发展所导致的新型“二元结构”或“发展陷阱”。这种第一生产力系统中长期存在的严重结构失衡，已经极其显著地阻抗着当代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可持续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因长期里不能保持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中国文化面临着失去其先进性的灾难性危险，这是中华民族陷入长期落后的最深层原因，也是中国之所以欠发达的根本解释变量。为此，我们必须尽快走出这种无视或轻视社会科学的“发展陷阱”，进行一次把社会科学视为第一生产力的“发展革命”。

　　二、社会科学是生产力之母

　　我们并不否认自然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如果把科学技术和第一生产力仅仅指向自然科学技术，而不同等重要地涵括社会科学技术，这将是对人类社会演进过程中生产力动力系统的极其偏狭的错误理解。就此定性方面而言，否定了社会科学的科学性；就其定量角度而论，也只是对第一生产力说对了一半，甚至不足一半。科学的内涵和外延远比自然科学而更宽泛更广延，中国现代化不仅需要仅包括自然科学的“小科学”，而更需要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在良性互动基础上整体和谐发展的“大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

　　人类社会发展无非是处理好两大基本关系：一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这是自然科学的特殊任务和实效；二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配置关系，这是社会科学的专门职责和功能。社会科学是有关社会制度或游戏规则方面设计、安排、选择、决策、演化、变迁和创新等方面的科学技术，这种社会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支持系统。经济哲学已经证明了生产力提升和社会发展所必须依赖的三种基本资源即物质资源、制度资源和精神资源，后两种资源就是由社会科学负责生产和供给。无形的人文精神、政治文明、法律制度、经济规则、社会框架、民主意识、道德水准、价值判断、行为规范和信仰理念等社会构成要件，远比有形的物质资源和机械设备而更为重要。按照国际主流经济学中制度学派的观点，制度是决定经济效率和生产力发展的首要因素，是生产力发展的内生变量而非外生变量，也是经济增长的根本解释变量或自变量。意大利著名经济学家帕累托(Pareto)所提出的帕累托改进、帕累托分布和帕累托最优，也是从社会性资源配置的角度而不是从自然科学的角度，解读了经济效率和生产力发展问题。被国际社会所推崇的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除了包括传统的哈罗德——多马模型的资本积累、投资、投入产出比三个决定因素，以及索洛—斯旺模型的资本、劳动和技术外，还首次把收入分配这一重要的制度因素作为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内生变量，并认为收入分配的创新和改变，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美国于1991年荣获

诺贝尔经济学奖殊荣的著名经济学家科斯(Coase)认为，在现实世界中，交易成本不仅不为零，而且为正数并且非常昂贵，初始性的权利界定和制度安排决定经济效率和生产力，这就是著名的科斯定理[8]。制度安排是实践形态的社会科学，而社会科学则是理论形态的制度安排，社会生产力发展首先是由制度安排所决定，其次才是自然科学技术。而制度安排的优劣则从根本上取决于社会科学水平的先进与否。我们完全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这样认定：社会科学和制度安排之间的良性互动状态是一切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真正“魔盒”。生产力发展←→制度安排变迁←→社会科学创新三者之间所内在具有的自动感应和动力传递关系，具有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因果关系和客观性质。生产力发展依赖于制度变迁，而制度变迁又依赖于社会科学创新。

　　任何国家或地区的生产力发展状况及其可持续与否，不仅取决于自然科学水平决定的生产力系统构成要素的数量和质量，而且更取决于社会科学水平决定的生产力系统内部要素间的结构层次、组合模式、关联状态和协同方式，也更取决于生产力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流。用市场经济学的专门术语表述，这是社会科学性质和制度安排领域的资源配置方式及其资源整合效果问题。为什么在市场经济诞生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就能够创造出比过去一切世代的总和还要多还要大的生产力，根本原因就在于市场经济从社会科学和制度创新的层面上替代了自然经济的低效率资源配置方式，在竞争开放的架构下从根本上改进和优化了资源配置效率。为什么原来统一的民族国家分裂成几部分后，一部分实行计划经济(实质上是变形的自然经济)，另外部分实行市场经济，长期实践运行的结果是市场经济在经济效率、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等方面均远胜于计划经济。中国的大陆与台湾、香港、澳门，朝鲜与韩国，原东德和西德，均概莫能外，也完全是因为社会科学层面管理制度安排的差异和资源配置方式的不同。到目前为止，为什么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忍痛割爱地冲破重重阻力，放弃长期信仰和情有独钟的计划经济而选择市场经济，高举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纷纷充分重建市场机制的运行框架，奉行市场化取向的发展路径，其根本原因就是在社会科学的引领下，通过制度创新、重构、变迁和发展等动力源驱动，来解决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问题。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一科学命题，也不仅仅是自然科学性的物质资料生产的发展，而首要的是社会科学性的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很明显，自然科学技术绝对不能解决这类制度安排方面的社会问题，只有社会科学技术才能为解决这类社会问题提供主要工具，并通过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方面的路径选择，提高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配置效率、产出能力、创新质态和发展速率。

　　经验实证、价值判断和逻辑推理均充分表明：第一，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一样都首先是科学，理应同等程度地是并事实上也均是第一生产力；第二，人类社会发展既需要自然科学也需要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一样都是人类社会发展所必需的稀缺资源；第三，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相比，与生产力的相关度更高，其相关性更强，对生产力状况更富有解释力，其功能位次最起码不低于自然科学技术，更应当是第一位的生产力；第四，自然领域中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是在一定的制度框架中完成的，其发现和发明的数量、质量和速度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科学方面的人文精神引导和制度安排状态；第五，自然科学只有通过社会科学才能转化为生产力或第一生产力，自然科学领域中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只有通过适当的制度安排和人文精神引导，才能由可能的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第六，自然科学仅仅研究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等物质要素，社会科学却研究生产力系统中起决定作用的能动性创新主体即劳动者及其所有生产要素之间的配置关系，这是决定经济效率的关键因素；第七，随着人类需求日益升级和产品范围愈益扩大，各种非物质性需求更加强化，决定生产力发展的因素增加，社会发展日益提速，社会更加社会，科学更加科学，社会科学这种原本对生产力发展起次要作用的隐性要素，现今已经成为决定生产力发展的显性主导力量；第八，自然科学是一把“双仞剑”，既可以发展现有的生产力，也可以摧毁现有的生产力，甚至毁灭人类本身(如核技术)，只有社会科学以及相应的制度安排获得同步发展和优先创新，才能使自然科学成为有利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生产力。概而言之，社会科学是生产力之母，自然科学是生产力之父。在现代生产力体系中，社会科学作为第一生产力序列的功能位次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院士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里科学技术包括社会科学，而且在我国目前，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更有关键性。”[9](把社会科学视为第一生产力，说得过分一点，自然科学或许也只能是第二生产力。)既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均同等程度地是生产力或第一生产力，那么简化一下，第一生产力(大科学技术)=自然科学技术+社会科学技术，大科学技术概念的提出和运用，这是人类社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第一生产力就是社会科学技术和自然科学技术两个根本解释变量的函数，其相互关系、内在结构和基本模型是：

　　F P F = f ( Sst ，Nst )※

　　仅仅把自然科学视为生产力或第一生产力的生产力理论，就其历史形态来说，实质上是工业革命初期的生产力理论，就其根本性质来说，实质上是生产力结构的实体要素论。在信息化的知识经济创新时代，这种生产力理论所固有的内在缺陷便日益迅速凸显。信息化知识经济时代的生产力具有系统性和无形性，从工业化初期就形成并延续至今的传统生产力理论，无法解释现代生产力的运行规律。现代系统论已经从软科学、决策科学、管理科学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或“杂交”的角度，解读了现代生产力的结构组合及其运行规律。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理念、精神、制度、决策、管理、结构、组合、协调、控制和互动等，已经成为现代生产力发展的首要决定因素，已经被现代化发达国家尤其是被OECD国家视为“神奇的生产力”、“三分技术和七分管理”，“思路决定出路”表达和验证的就是这种道理。

　　三、社会生产力与物质生产力

　　社会各界长期以来，一直把物质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这两个范畴，通常是当作同一内涵的同义语来使用，并未对二者加以科学区分。对物质生产力的通常理解是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能力，以物质性的生产工具作为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物质标志，并由自然领域中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以及劳动者对其掌握和运用的熟练程度所决定。对社会生产力的通常理解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和一定社会条件下的生产力，生产力总是包裹着一定历史时代的特定社会关系的外衣。我们认为对物质生产力的认知判断是正确的，简而言之，其定义应该是：物质生产力是由自然科学规定的以物质化生产工具标志其发展水平的物质资料的生产能力。但社会生产力与物质生产力不同，社会生产力又有广义社会生产力和狭义社会生产力之分，广义社会生产力除了涵括物质生产力之外，还包括一切能够决定社会系统发展质态的富有积极意义的社会因素和社会构件。我们的定义是：社会生产力是由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共同决定的能够促进整个社会全面和谐发展的一切产出能力的总和。经济制度、政治文明、法律框架、意识形态、民族精神、先进文化、道德水准、社会舆论、运行机制、游戏规则、激励约束、人员流动和竞争程度等一切社会系统的构成部件，均决定了社会生产力的实际水平和产出状况。广义社会生产力的特点是不仅生产和供给有形的物质产品，而且还生产和供给无形的精神产品和制度规则，其产出能力有自然科学的功劳，更有社会科学的贡献。广义社会生产力与物质生产力之间不是并列关系，而是包容关系，物质生产力仅是广义社会生产力的一个内在构成要件。狭义社会生产力是广义社会生产力系统中非自然科学性质的生产力，即纯粹由人文社会科学性质的社会性构件的相互作用而形成和具有的产出能力。狭义社会生产力不仅生产和供给无形的制度规则和精神产品，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和制约着物质生产力的形成状态和产出能力。狭义社会生产力和物质生产力一起，共同构成广义社会生产力系统的两大基本构成要素，两者在广义社会生产力系统中构成并列关系，广义社会生产力=自然物质生产力+狭义社会生产力。从良性互动的角度分析，我们认为狭义社会生产力是物质生产力的外生变量，但却是广义社会生产力的内生变量。

　　从世界历史上看，现代化浪潮发端于产业革命，而产业革命又是在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雄起、法国启蒙运动的勃兴和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之后而爆发的。德国是充满哲学理性思维的国度和古典哲学的故乡，使其在国际社会中一直处于优势地位。英国是市场经济和古典经济学的故乡，使其成为世界一流强国。法国是一个空想社会主义的浪漫故乡和产生文学大师的地方，使法国一直领先于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美国的现代化也是在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胜利之后而启动的，日本的明治维新也是社会科学维新和制度维新，维新之后的日本才步入了现代化的历史轨道。新加坡、韩国、台湾和香港作为亚洲“四小龙”，也是在市场精神引领和市场制度的驱动下，才成为了现代化的国家或地区。著名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李期特认为，个人生产力的大部分是从他所处的历史环境中得出来的，“欧洲复兴之父”即前西德总理艾哈德认为，

二战后西德经济的繁荣，“首先不是来自科技的繁荣”，而是市场制度造就的“来自竞争的繁荣”[10]。政治家、企业家和科学家们无论如何不能忽视或忽略产业革命和现代化背后深层而显著的制度创新驱动，更不能否定或拒斥人文社会科学精神的强大动力引擎。同样是一台机器，为什么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的人文精神和制度框架下其经济效率截然不同，为什么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文化理念和社会关系下其创新绩效相差悬殊，理论家们必须给出科学准确和富有解释力的答案，其答案就是人文精神、制度安排和资源配置的不同。

　　从中国历史上看，中国对人类社会发展做出了造纸、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的四大发明，拥有如此悠久的手工业历史、如此众多的手工业艺人和如此发达的手工业基础，从理论逻辑上判断，近代产业革命首先不应该在别国发生，而理当在中国首先发生，但事实上确偏偏没有在中国发生，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之谜”。此谜的解就是漫长而大一统的封建社会所造成的因循守旧、固步自封、夜郎自大和思维僵化等缺乏创新意识的人文状态，以及重服从轻创新与崇人和抑竞争的儒家思想的束缚，还有皇权专制和吏制腐败的社会制度安排及其路径依赖。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其间生产力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马列主义极端的僵化理解和教条运用，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新中国三年困难(1959-1961)的真正成因，也是三分天灾和七分人祸。从1978年至今，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也是启动于真理标准讨论的思想解放运动和相应的改革开放进程，尤其是从1992年明确开始的市场化取向的强化思想解放和深化制度创新的伟大历史行动。而中国政府于2001年12月11日正式入世，也必将对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和提升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和意义。上述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林林总总，都直接决定了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提升速率。

　　21世纪的中国现代化进程所需要的并不仅仅是短期化的单纯物质功利性的经济增长，而是内涵更加丰富的社会全面进步和可持续发展。生产也不仅仅是物质文明方面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此外还有社会关系、民主自由、政治文明、法律制度、科学理性、游戏规则、道德规范、创新意识和精神文明等更重要的社会生产。单纯物质生产力所提供的纯经济功利化的国民生产总值GNP(Gross National Product)，如果没有狭义社会生产力的相关产出对此加以规范、监督、配合、协调和矫正，也就是没有道德自律、民主监督、政府介入和法律约束来抑制其在环保等方面溢出的负面效应，就完全有可能劣化为另外一种GNP(Gross National pollution)即国民总污染或者GNP(Gross Net pollution)即国民净污染。与上述道理相同，国内生产总值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也完全有可能劣化为另外一种GDP(Gross Domestic Pollution)即国内总污染。现代化演进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衍生的分配不公、贪污腐败、治安劣化、黄赌毒黑泛滥和环境污染等这些需要社会治理的丑恶现象，就是发展经济学家们所一再极力宣称和警告的“恶增长现象”或“有增长无发展现象”。自然科学技术进步所必然衍生的若干负面效应的扩张，决不是对生产力发展的推动和增进，而是对原有生产力的消解和腐蚀。自然科学是

发动机，社会科学是方向盘，社会科学不仅在资源配置效率等方面直接决定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且还决定了生产力的运行导向，由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良性互动而共同构成的社会生产力是一切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而内在的第一规律。

　　社会生产力尽管都包含着对自然力的运用，但就其实质来讲，社会生产力不是人类社会之外的自然力或人生理本身的自然力，而是人类社会本身所特有的社会力。要理解我们人类社会生产力的真实含义并提升其水平，如果离开社会科学知识，将不会有任何工具可以使用。马克思明确指出：“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的社会知识、学问，已经在多大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已经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一般知识的控制并根据此种知识而进行改造。”[11]

　　四、社会科学是实现现代化的强力引擎

　　在全球化背景和知识经济框架下兴起的现代化浪潮，其实质是可持续创新浪潮。可持续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和思想解放的要义，是国家兴旺发达和实现现代化的不竭动力，缺乏可持续创新活力的民族，必定是落后挨打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优秀民族之林。可持续创新不仅要有物质生产力范围内自然科学方面的科技创新，而更要有狭义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科学层面的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从世界范围内现代化浪潮历史变迁和中国改革开放演进创新的历史脚声中，我们都能极其振奋地领悟到社会科学创新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前因后果的必然联系，均可高度清晰地感受到社会科学创新对生产力发展、经济增长、现代化演进、社会全面进步和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只要我们处在对民富国强高度负责的清醒理智的精神状态，谁能无视社会科学的巨大动力源性质，谁能说社会科学不是第一生产力！我们迫切需要高扬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精神，而不是高擎经济功利化的庸俗唯物主义的物质大棒，只有在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物质文明与政治文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良性互动中，社会生产力才有可能可持续性地大幅跃升。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机整合而成的“大科学”，远胜于仅包括自然科学的“小科学”，这是现代科学精神和科学系统的内在要求。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和沉痛的教训而确认，不仅自然科学是第一生产力，而且社会科学更是第一生产力，甚至相对于社会科学是第一生产力而言，把自然科学称为第二生产力并不十分过分，把社会科学当作第一生产力远比把自然科学当作第一生产力而更有历史根据、客观理由、经验实证和逻辑说服力。中西学贯通的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认为，“建国以来我们最大的失误在于不承认社会科学是科学”，还认为“社会科学是‘帅’，自然而然科学是‘兵’”[12]，兵为帅之器，帅为兵之神，或称之为科学的车之两轮和鸟之两翼，不可偏废。美国是一个极其现代化的发达国家，但美国第一流的学生首先是研习经济、哲学、法律、工商和管理等社会科学专业，参与阿波罗登月计划的自然科学家中，也有80%以上的科学家具有哲学博士学位。在科学的人文精神的引领下，才可持续性的促进了其它诸方面的繁荣。中国建国以来的一切失误中，最大的失误在于没有充分尊重和大力促进社会科学，缺乏东方泱泱大国的浑厚人文之风，缺乏能够位居国际主流的社会科学大师，更缺乏能够在国际社会中独树一帜和独领风骚的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流派。

　　纵观横览当今世界上的所有发达国家或地区，绝无一个是在缺乏人文社会科学引领和支撑下而实现了现代化的。美国的自然科学先进，但社会科学也同等发达，迄今为止的大多数诺贝尔经济学奖则为美国经济学家所获得，美国经济学家已连续5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从1969—2004年36届诺贝尔经济学奖中共有55位经济学家获此殊荣，美国的经济学家有37位获奖，占经济学获奖总数的67%。而欠发达国家或地区的落后，也不仅是自然科学的落后，而更有社会科学及其按此设计的资源配置制度的落后。在18世纪第一次产业革命的现代化浪潮时期，中国处于封闭保守的封建帝国状态，自我远离于那次重大历史变迁；在19世纪后半叶第二次产业革命的现代化浪潮时期，中国处在满清封建王朝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根本不可能参与这次创新浪潮；在20世纪后半叶第三次产业革命的现代化浪潮时期，中国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阶级斗争为纲的十年内乱状态，又一次被边缘于国际主流。中国社会发展在上述三次重大战略机遇期阶段均未能抓住机遇，其原因固然很多，但首先和根本的是社会性方面的原因，是我们均没能在先进社会科学引领下及时地建构起具有新陈代谢和吐故纳新功能的社会发展框架。现在我们正处在第四次产业革命的知识经济的信息化时代，中国若要抓住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期，在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在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首先实现中国社会科学的现代化。只有通过社会科学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和制度创新的现代化，才能高效率地搭建起既独具中国特色又位居国际主流的先进文化发展平台，才能实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在良性互动状态下的和谐发展。这时的生产力就不再仅仅是单向度、低层次、工业化和动物性的物质生产力，而是立体式、全方位、系统性和人性化的社会生产力。如果我们现在不能对中华民族为什么落后这一重大问题给出一个科学的解释，对社会科学的功能位次不能给予准确定位，不能把社会科学视为科学、生产力、第一生产力，我们就完全有可能重蹈历史的覆辙，永远被国际主流社会所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