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闻：治理经济过热需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余 闻

　　今年上半年的经济数据已经公布，GDP增速达到11.5%，CPI增速达到3.2%，6月份则突破4%，为4..4%，可以说，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的趋势已经很明显。除此外，贸易顺差过大、信贷投放过多、投资增长过快问题仍然突出；高耗能产业增长偏快，节能减排形势依然严峻；物价上涨压力持续加大，特别是食品价格和住房价格上涨较快；引导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任务艰巨。

　　根据宏观经济学理论，治理经济过热需要在总量上紧缩总需求。为此，央行已经进行了今年以来的第三次加息，同时国务院将利息税由原来的20%降到5%。除了运用货币政策给经济降温外，近期财政部还有可能再次降低“两高一资”企业出口退税的幅度，以达到精确调控的目的。总之，为抑制经济过热，我们尽可以对政策的组合方式、出台的时间以及力度等进行讨论和设计。

　　但是，我国宏观经济经常出现的一个现象是，总量过热总是由投资过热引起的。原因即在于投资的“成本”被扭曲了。而投资成本的扭曲又与土地、信贷、劳动力、

人民币汇率等要素价格偏低密切相关。以劳动力价格而言，我国劳动生产率相当于英国的6%、韩国的13%、印度的3倍，但劳动者的工资仅为英国的4%、韩国的8%、印度的2.3倍。劳动力价格的长期偏低，其后果就是造就大量的低收入劳动者，他们是想消费的一个群体，但由于收入低没有能力增加消费；而收入水平高的群体又存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问题，两相作用的结果，致使中国的内需长期在低水平徘徊，并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得不依赖于外需。

　　所以，治理经济过热必须要在收入分配上下工夫，解决收入差距过大问题，使广大的低收入劳动者的收入不仅仅只用于满足简单的劳动再生产。正如人大财经会议委员们在听取五部委关于今年上半年经济形势的汇报时所认为的，宏观经济中的贸易顺差过大、信贷投放过多、投资增长过快这所谓的“三过”问题，根源是国民收入分配存在问题，财政对社会事业和社会保障投入不足，低收入群众收入增长不快，储蓄率和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

　　但是，收入分配问题不单单表现为劳动力价格的高低问题，它首先是一个制度问题，是由转轨时期的体制、经济发展和公共政策缺陷共同导致的。以垄断行业来说，由于受到政府的高度管制，它与其它竞争行业产生了大量收入差距，这是体制改革不到位造成的。另外，在经济增长中，由于公共政策的偏差，致使需要照顾、扶持和关注的低收入群体得不到应有关注。可以说，深化分配制度改革迫在眉睫。除了用民主的方式制约权力寻租以及限制垄断行业的高收入外，分配制度的改革应该着眼于解决民生问题，为此，一要制定系统的社会政策，包括就业、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政策；二要形成系统的、多元化的分配政策，尤其要注重对再分配的方式、水平、秩序和监管进行综合的考虑。当务之急则是把社会保障系统尽快建立起来，全民低保应该成为各级政府规划中的一个约束性的指标。而就目前的国家财力而言，全民低保是完全能做得到的。

　　总之，比起财政和货币政策等调控制手段来，提高劳动力的价格和收入水平，改革分配制度，缩小收入差距，将能更好地促使经济增长从过去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转到扩大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上来。

　　来源：《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