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2013年人口红利将变为人口负债

   7月28日，第三届中国经济50人田横岛论坛在青岛田横岛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未来十年中国需要研究的重大课题”，新浪财经对会议全程进行直播。以下为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演讲。

　　蔡昉： 就劳动力短缺的事，我还从来没有在这个范围内把它比较全面地、证据确凿地给大家展示一下，所以利用田横岛论坛的时间，把它说的稍微多一点。

　　上次是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30周年，我做了一个讲座，引起好多批评，批评没有问题，我们写文章就是欢迎批评的。还有就是引起好多误解，这个误解我觉得应该有一些需要值得回应的。

    所以我想讲，我做这个研究有两个初衷：第一个初衷我想看中国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发展阶段上。因为我一直是搞发展经济学，在我的脑子里，经济发展上有几个大的拐点，其中一个就是中国最典型的，从二元经济结构转向一元的，最核心的就是它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开始枯竭，变成劳动力市场比较均衡的配置。因此，很自然就要看拐点，我们到底离它有多远。刚才刘鹤主任讲到了中等收入陷阱，还有所谓的1000-3000美元，或者更高以后，会遇到很多社会问题。过去刚开始讲1000-3000美元说法的时候，我就不明白，为什么？有没有这个说法？

    后来我就去查了一些数字，我找了80多个国家的数字，这个横轴是1970年的人均收入水平，纵轴是2003年的人均收入水平，也就是说30年，看看从不同的起点上，最后达到的效果有没有不一样。结果大家可以发现，这个非常低的，在1000美元以下的起点，1970年开始的国家，在30年以后，它们的增长都比较小，而且分化没有太大。但是在这个黄色的区域里面，正好是1000-3000美元的，30年以后它们增长都比较快了，但是分化也非常大了，也就是说确实存在着非常敏感的时期。这个时期确实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也给我们一些启示，我们做一些发展阶段上的判断，而且是正确的判断，这是有好处的。

    第二个初衷，因为我一直搞劳动就业，在这个研究领域里，国内外普遍有几个流行的说法和观点，影响着大部分学者和政策制订人。也就是说，几十年不变的一些认识，其中包括说我们的统计没有用，讨论问题没有任何依据了，变成虚无主义了，包括就业没有增长，很多人认为90年代后期以来就业是零增长。还有，大家都集中说失业多么严峻，劳动力外出打工受到多么大的障碍，但是从来没有人认真地总结劳动力市场发育的效果，到底发育了多少。再有，一成不变的一些传统思维，比如说我们80年代就讲农村剩余劳动力1/3，有1亿多。90年代还是1亿多-2亿，直到最近大家还在普遍说，还有人测算说接近2亿。但是和我们30年的改革开放发展、结构变化，就不太一致了。所以，这也是我想揭示一些事实的动机。

　　当我这个成果发出来以后，有几种反应。一个是大家怀疑(刘易斯)转折点的判断，认为还有一些劳动力终究要转移出来，在中国不可能像你蔡昉说的劳动力短缺了，无限供给不存在了。但是我就想说，从最简单的方面理解所谓的(刘易斯)转折点，就是说在这个转折点之前，你一分钱工资不给他涨，他也能源源不断供给劳动力。但是到这一点以后，还是有劳动力的，因为很长时间，我们还会保持这个国情。但是你不加强、不提高激励手段，提高工资、提高福利，改善工作条件，减少死亡和伤害，你就雇不到你所需要的劳动力了。仅仅在这一点上，我们说“刘易斯转折点”。还有一点，我比较担心的，现在认为，好，我承认你说的，我也观察到了，因此就可以把我们现在讲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给它一个具体的含义，该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转到资本密集型的产业上面来了，很长时间以来的重工业化倾向也与此有关系。还有最近商务部对出口部门的一些限制，因为那个规定我也看了，我就看不懂。但是当Bloomberg报道的时候，就讲到“中国将遏制廉价劳动力密集产品的出口，以强迫制造业制造更高质量的产品，以便缩小其世界头号贸易顺差和减少环境损害。”他们直接看到它的目标，世界银行驻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说，“令人惊讶的是，为什么把这个当成它的目标？”所以我想这是一个类似的倾向。再一个，媒体和学术界可能有一些不太恰当的引申，比如说对部门来说，对劳动保障部门来说，它就比较担心你由此是不是认为就业就不重要了，政策也就没有必要了，我们不应该付出这么多的努力了。我觉得这些引申可能比较危险，所以我再简单给大家回顾一下，劳动力市场究竟是什么状况。

　　第一个是零就业或者就业赶不上增长，是不对的观察。我们看这个图。

   就业一直是增长的，这是城镇就业，而且增长非常快，很多人看到不到就业增长，是因为他没有看懂最上面蓝色那一块(PPT显示)。那一块是不断增加，因为它没有在我们单位就业增长数字中得到反映。也就是说改革开放多元化的经济增长以后，我们出现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有些单位没有统计上来，很多个体经济没有注册，也有很多完全是自我雇佣，这也不能作为单位反映出来。还有一个，在单位就业中的就业者，被缺失了，没有反映出来。原因是，一个我们大量使用的民工没有被统计成正式职工，从来不上报的。还有一个，下岗、失业工人的再就业，回来以后也就不作为正式工人了，他们都是以劳务派遣公司派遣的方式放在企业中的，企业没有把他们作为自己的职工，也不在工资基金中给他们支付工资，所以这些人在统计中都找不到了。因此我们有一个巨大的余项，这个蓝色的面积，也就是说占全部城镇就业的36%，这部分如果人们看不到的话，特别是当人们在计算就业弹性的时候，它必须要分部门的、比较详细的资料，一到这个时候，这个部分就完全没有了。所以实际上我们得到的就业信息是不准确的。

　　再一个，失业率。人们说失业越来越严重，实际不是。失业率在2000年的时候达到了最高，然后就下降了。2002年以后一直到现在，每年失业率都是下降的。2005年真实的失业率，国际劳工组织的概念叫“调查失业率”，只有5.2%。当然了，我们登记失业率，看样是上升的，但是登记失业率有它的特殊原因。因为下岗不算登记失业，下岗与登记失业并轨以后，很自然的反映登记失业率上升。其实真实的失业率是下降的，百分之五点几不算很高的失业率了。再一个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总量大、速度快。第一列就是农村外出的劳动力，这个数还是非常大的，2000年已经达到7800万，到了2006年是1.32亿。他们占城镇就业者的比例是46.7%，也就是说不仅城市的就业增长没有减慢，而且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在城镇就业里的比重也在提高，速度也非常快。也就是说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城乡就业的增长都是非常快的，它实际上和我们两位数经济增长速度是一致的，并不是说有增长没有就业。

　　这样它导致一个结果，就是农村劳动力的配置格局就完全不一样了。大家看，

   整个大的面积，从上面那条线往下的面积是农村的全部劳动力，如果过去在90年代中期以前看到的，除了乡镇企业吸纳一些劳动力之外，其它都是在农业中或者处于剩余状态。那个时候我们算出来有1.7亿和1.8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还是合理的，实际上我自己当时也测算是1.7亿。当时从那以后，第一我们下面黑色的这部分面积，又得到恢复，去年已经达到了1.4亿多了。第二，在乡镇企业之外，又生出了农村的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各有两千多万。再之外，农村劳动力外出，一个我为了画的年头多一点，用我的一个老数据目前是1.1亿，还有刚才我看到新的数据是1.3几亿，我把它加起来，这样我们看那个白色的面积就非常小了，那里面包括农业中需要的劳动力，还包括剩余劳动力。但是已经就这么大的面积，我们很难说还有多少剩余劳动力。当然这张图做了一个处理，这张图是一个示意图，因为外出打工的劳动力和进入乡镇企业，进入农村私营经济的是有重合的。因为我作为一个劳动力，我一外出，就被统计了一次，但是我要到了沿海地区的乡镇企业就业，又被统计了一次。但是重合多少，应该可以知道。

　　这样我就做了三种情形，让大家看到底有多少农村剩余劳动力。第一种情形是劳动部的说法，说乡镇企业和外出打工有重合，但是总的来看，他们就地或外出转移是2亿人，占到全部农村劳动力的41%。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假设农业需要1.78亿的劳动力，这也是根据现在的生产力水平，农产品成本资料测算出来的，用的最少的一种假设，这样我们看到剩余劳动力只有1.1亿，只占全国农村劳动力的22%。再做一个极端的情况，最近登了一篇文章，说农村劳动力转移出去，不干农活的有2.3亿，也就是说占到47.9%，它给的是47.9%，我推算出是2.3亿。那么推算出农业劳动力是多少呢？按照一个全面的算法，也需要2.3亿，这样算下来，农村剩余劳动力只有两千多万人，只占全部农村劳动力的5%。

　　农村劳动力的定义，基本上就是农村的经济活动人口，也就是说16岁以上经常从事劳动的人。实际上就是经济活动人口，就是可能用的劳动力资源，实际上农村就业的数跟这个是一样。这个当然是静态的，上次樊纲跟我讨论，说你说农业还需要1.8亿，这个数太大。就是太大了，但是我们过去算农村剩余劳动力，也是根据当时的农业还需要劳动力，去看剩余。那么今天我们用同样的尺度看它发生的变化，最多还有22%，最少可能就没有了，我的意思是这样，完全静态的。

　　但同时我按照22%的剩余劳动力，1亿数量来看，因为我们搞人口的，还可以看它的年龄阶段。

   大家可以看，下面这个蓝色的是转移出去的年龄分布，每个年龄段都有，红色的是农业需要的，主要集中在30岁以上；黄色是剩余劳动力的年龄分布。也就是说现在假设还有1亿剩余劳动力的话，50%是40岁以上的。(PPT：剩余劳动力的年龄结构)，我们搞迁移的人都看了，现在外出打工的都是30岁以下为主，40岁以上几乎没有什么了。但是现在农村剩余的劳动力一半是40岁以上的，他们很难说用现在的激励手段能够让他们转移出来。

　　因此我们再看得长远一些，对于这些东西都是表面现象，大家可以说是制度的因素，你有户籍制度，可能最近的三农政策有所改进，产生了一个拉力，减少了推力。还有可能说沿海地区有些企业不善待农民工，各种各样的因素，但是我们看归根到底劳动力有多少，是人口结构的问题。但是我们看到，这是人口抚养比，也就是说少儿抚养比，就是拿16岁以下的人去比劳动年龄人口，老年抚养比就是64岁以上的人去比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年龄人口是16岁-64岁，这其实就反应了人口的年龄结构。大家看从60年代中期，我们的抚养比一直在下降，也就是说劳动年龄人口越来越占主导地位。但是现在下降越来越缓了，到了2013年，就是一个拐点，就要上升了。我们做了一个计量的模型，得出一个结论是抚养比每下降一个百分点，人均GDP增长0.115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在整个改革期间，我们人均GDP增长中有27%是由人口增长比下降贡献来的。这个模型如果继续成立的话，到2013年以后，也就是说人口抚养比每上升一个百分点，人均GDP增长率下降0.115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如果在2013年之前是人口红利，2013年以后就是人口的负债了，就是你要偿还了，这是从综合的看人口。

　　还有一个事实，过去老说中国劳动力供给是既大，又源源不断，增长也很快。但是从这个预测看，就是今后20年的增长中，全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每年只有0.4%，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当然更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也低于北美的水平，只是比欧洲和日本高一些，也就是说是世界上劳动力增长最慢的国家之一了。因此，工资作为一个结果，也是一个佐证，我想非垄断性的还是劳动力工资。大家可以看，从90年代后期，其实都是上涨的，当然这个是正规部门，也就是说国家统计局找到了单位，让它填报表，这是我们所说的正规部门，这里面基本没有反应对外职工、没有反应民工。但是可以看一下，我们制造业正规部门的工资增长是全世界最快的。这个左上角是转轨中的国家，它的工资增长基本下降的多，增长不太多，然后又上角是OECD国家，有很多上涨的，也有比较稳定的。左下角是一些非洲国家，它们有上涨工资的，也有大幅度下降的，(PPT显示：制造业工资增长是全世界最快的)。看我选的这个纵轴，转轨中国家的纵轴最大是140，OECD国家是130，非洲国家是160，中国我选的是230，也就是说中国幅度大的多，这个看不出特点，实际上中国的工资增长是全世界最快的，这是正规部门。也就是说随着经济增长，劳动生产率也在增长，在这个过程中不是说只有经济增长。

　　农民工的工资作为非正规部门的代表，应该说在2004年以前我们相信它的工资增长是比较低的。李德水说过去十年增长的比较少。但是2004年增长了6.8%，2005年增长的是6.5%，去年增长的是11.5%。也就是说，长期以来没有涨工资，正好是典型的经济二元结构，最近这几年越来越快，也是说有这个拐点的端倪。去年我们在南水北调上看一年工资是涨了一倍，就是非熟练工人的工资。

　　作为另外一个结果，我们都说劳动力市场是分割的还是一体化的，其实2004年我们就做过一个研究，用全国的分地区的制造业工资看过，当时它的制造业工资是一体化程度提出的。今年我们得到农户的数据，农民工外出打工收入的数据，我们也做了一个表(PPT显示：劳动力市场明显一体化趋势)，大家看第二行，它的差距是缩小的，从0.27缩小到2006年的0.2。其中地区的贡献率是从2003年的28%，降到目前的20%。也就是说它缩小，同时地区贡献在缩小。也就意味着，把它套在产品市场上的所谓“溢价原则”，它是一个一体化趋势，这都是一些佐证。但是这种劳动力短缺倾向意味着什么呢？这是我原来想到的。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需要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按照中国的经验，还有世界发展经验，我们看到其实发展就这么几个阶段，有几个转折点：第一点，最早我们是资源，谁有土地，谁的资源好，这是在农业社会。但是随后，进入了新资本发展时代，谁能够积累资本，实现12%的资本积累率，谁就能够起飞。因此第一次面临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接着，它的假设是递减的，因此你再积累资本，回报就会递减，导致你非得转到(TFP)增长率，才可能实现经济可持续性。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西方经济学家批评说“中国的增长奇迹”，说你只是劳动力的投入。但是金融危机和那个没有关系，它实现了增长，原因是说东亚有一个特点，是人口红利，导致了人口抚养比不断下降，它们也是这样，测算出来贡献率特别高。这个时候，就是有了第三个阶段，劳动力启动性的。中国很长时间就在这个阶段，我们劳动力供给无限，又实现了资本积累，两个东西加起来，没有资本递减现象，因此就用这个推动着经济增长。它是可持续的，在人口红利消失之前是可持续的，因此你在这个时候提什么口号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也没有用。企业家也好、会合成整体也好，都会形成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但是如果劳动力出现短缺的拐点以后，到目前为止根据经济理论和其它国家的历史经验推，我们非要转到TFP型的经济增长，这是我的一个意思。

　　还有其它的政策含义，一个是我们注意到很多国家在历史上，真正说善待劳动者，企业雇主善待劳动者，劳动关系的改善，政府通过立法和规制善待劳动者，从偏移资本转向偏移劳动者，也出现这个阶段。它可以给我们一个机会说，通过这些制度的调整，挖掘劳动力供给的潜力。在中国一个最大的制度就是户籍制度的改革。

　　第二个含义，就是我们处理内外失衡的时候，我们不能双管齐下、火上浇油。假如说我们强大的贸易顺差是两个杠杆：一个是真的，就是我们的劳动力便宜。一个是我们不知道的，是假设汇率是扭曲的，扭曲多少我们也不知道。因此，劳动力从便宜转到开始昂贵了，它是一个可以调整的劳动力。假设汇率是扭曲的，可以调整的，我们不知道调整到什么时候。其它国家币值升了以后，就有必要往下压，但是压没了，经济就受到巨大的损害。这是引申的一个结论。

　　其它的是怎么运用经济手段，我在这篇文章中也告诉了大家，就不说了。

　　这是举的一个例子，就是中国户籍制度改革，还可以促进劳动力转移。这是世界银行做的三种假设，假设今后十年里面还能转移出1%的农业劳动力，它可以增加7%的GDP。假设转移出5%的话，可以增加3.3%的GDP。假设10%的话，它的GDP效应是6.4%。这是作为一个例子。

　　更重要的是，我觉得我要强调的是不意味什么，劳动力短缺不意味什么。第一个，我想中国的资源禀赋结构，也就是中国的比较优势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改变，也不会在近期改变，这是我看到国外的人作的一些文章，他们讲按照要素密集程度，来看中国产品的比较优势，它叫“显示性比较优势”，它讲中国一共有1700多种制造产品。其中主要的按顺序排是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第二是技术密集型，第三是资本密集型。从自然的、显示性的比较优势，就是通过贸易显示出来的结论看，我们资本密集型产业还没有占据国际竞争的地位。而且它从2000年-2003年做的研究没有什么变化，我们也不能假设最近就迅速出现大的变化。

　　再一个不意味着什么呢？不意味着转向资本密集型，转向工业化发展，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苏联，历史上苏联就是劳动力短缺，按照如果简单地说经济增长方式的核心就是从某种要素密集度，转到另一种要素密集度，那苏联搞重化工业化是合理的，但是它搞的重化工业化的结果是TFP的增长率非常低，而且大部分是负的。其它的几种不同的假设，美国中央情报局测算的，苏联国内学者测算的，等等，它的整个经济增长率是越来越低，最后它崩溃了。因此我们想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从一种过去的，在当时具有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源泉转向另一种经济增长源泉。就我们目前面临的，是从劳动资本投入型的经济增长，转向TFP投入型的增长，而不是资本密集型的投入增长。

　　另外樊纲有一个观点，说重化工业化有利于精细增长。表面看不合常识，但是他解释说，每一个产业有一个前向连带效应，有一个后向连带效应，重化工业的产业链条长，因此它的最终结果，直接间接就业效率反而是大的。但是他是说用工业化时代指导方法。然后我指导了一个博士说，我说你用反工业化时代来去反驳樊老师这个观点吧。

　　再一个是，不意味着政府积极政策松懈。我跟劳动就业部门说，我跟你们一起鼓吹了这么多年的就业增长，我观点不会改变的，并不是说劳动力多才有失业。今天也不会说劳动力少了，就业就不重要了。

　　这儿有一个例子，曲线的部分是实际的失业率。实线，这只能分段的估计，是我们的自然失业。也就是说因为摩擦性的因素和结构性的因素造成的失业，它和经济增长周期速度快一些、慢一些，和所谓的(飞利浦)曲线没有太大的关系。因此说目前我们的就业问题，主要解决的是提高劳动力市场的功能，增加政府的服务，改善各种培训，减少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因此这些职能根本不会随着整体的劳动力供给的变化而改变。

　　再一个，劳动年龄人口虽然速度减的越来越快，而且将来不太增长。但是从总量上看，这是黄色的框图，到2030年仍然有9.7亿，总量上，而实际上那时候的总量比今天的总量还要大。经过一个高度，然后下降了，但是总量还是很大的。同样，它占总人口的比重从现在的71%降到那时候的大概67%，(PPT显示：劳动年龄人口仍然庞大)，但是就是那个劳动年龄人口占全国总数的比例，仍然高于现在的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因此说你虽然会发现一个拐点性变化，但是你的根本国情还不会变化，只是在边界上影响你的选择。

　　劳动力仍然要转移，从官方的统计看，我们还有44.8%在农业中，从我们刚才的估算看，也还有23%的劳动力在农业中。从发达国家的情况看，最低的，英国只有1.2%。而发达国家农业劳动力比重最高的是日本，它也有25.6%，我们从目前的状况看到这个现象，不知道花多少年。因此农村看不到劳动力了，但并不意味着农村没有劳动力转移的压力。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