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江：当前财政的三大问题

　　王一江 长江商学院教授，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卡尔森学院教授ywang@csom.umn.edu

　　当前的财政，至少有三大问题，使之不能最有效地促进社会和谐，为经济与社会的科学发展服务。

　　问题1：自我膨胀过快。从1993-2005年的13个年份中，国家财政名义收入每年增长都超过了14%，其中6年增长接近或超过20%，5年超过15%。更能说明问题的是，这一时期，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的10%稍多，增加到2005年的超过17%，2005年后更是直逼20%。

　　财政收入快速增长和自我膨胀的速度，大大超过了整个经济发展的速度，其所反映的趋势是，大政府愈大，小社会愈小，政府与民争利，钱袋子快速膨胀、民众从经济发展中获益相对减少。

　　问题2：财政支出以GDP和自我为中心。财政收入增加后，国家在教育、扶贫、社保、医疗卫生方面的投入虽然有所增加，但这些支出在财政支出总额中所占比重仍非常小。比如，国家2005年抚恤和福利支出的总和为716亿元，占整个财政支出的2.1%，加上政府的社会保障补助支出1817亿元和各种价格补贴收入不足1000亿元，三项支出的总额约为3530亿元，仅占当年整个财政支出33930亿元的10.4%。同年，国家的经济建设费为9317亿元，国家行政管理费(即政府为维持自身运作所花的钱)为6512亿元。从1993至2005年，国家的抚恤和福利这项支出增加了9.5倍，同期行政管理费支出则增加了10.26倍。

　　这些数字说明，当前财政不仅是大政府财政，而且是以GDP和自我为中心的大政府财政，而非发达国家那种福利型大政府财政。因此，虽然财政支出在大幅度增加，但关系到社会和谐的，与千千万万老百姓生活有着重大关系的很多问题，均非政府财政关注的重点。难怪老百姓总在问：我纳税的钱都干嘛了？

　　问题3：中等收入者税负过重。世界发展的经验说明，中产阶级是保障和促进社会和谐与发展的最重要的社会力量，中产阶级的发展和壮大，是社会进步的体现，也是社会不断进步的保障。当前中国

　　我们且将个人所得税自我申报的起点，即个人年收入12万元，作为中国中等收入的参考。当前中国获得这个收入上下和数倍之内的人，都是谁呢？是保证中国大中小型国企、民企、上市公司有效运营的管理者，是掌握着知识、科学、技术、文化、艺术、从事科研、教学、培养未来各种各类人才和国家栋梁，是国家重大政治、经济、军事问题的决策者。这些人是国家最宝贵的财富，是中华民族知识、技能、精神和文化的载体，他们决定着民族命运，代表了民族未来。

　　这些人在承担着巨大责任的同时，以12万元左右或稍多的年收入过日子，其实并不宽松。在这个收入水平的人，即使完全不储蓄，每月1万多元上下的可支配收入，要满足饮食、住房、出行、子女教育、自己进修提高、医疗、保险等基本需要。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高消费地区，这些基本需求恐怕是要认真计划、精打细算才能做到的。实际上，仅一辆私家车和稍微体面的住房两项开支，很可能就占去了月支出的大部分。因此，20%或更高税率的个人所得税，对这个群体来说，会形成沉重的税负。加上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制度中，没有减免和退税这些补救和缓冲措施，中等收入者所承担的税负，显得更加实打实、没有松动和缓冲的余地。

　　当然，中国有很多人年收入还远远低于12万元，这使得一些人认为，为了缩小全社会的收入差距，中等收入水平的人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多交点税，也是应该的。这个观点貌似有理，实则包含了诸多误导。

　　首先，中等收入者的责任和贡献，其生活地区的消费水平，以及他们工作、学习性质所决定的基本需要，比如时间的价值和由此带来的对交通工具的需要，与低收入者是完全不同的，二者之间的收入差距，不能简单地用货币收入的差别来衡量。

　　其次，在中等收入者总体来说日子并不宽松的前提下，缩小低收入与中等收入差距的正确理念，只能是设法“拔高”低收入者，而不是“削低”中等收入者。而要尽快拔高低收入者，正需要借助中等收入者的知识、技能和决策。

　　再次，造成当今中国收入极其不公的，不是中等收入者，而是那些通过腐败和权钱交易一夜暴富的人。将调节收入分配的重点，放在减少中等收入者的收入上，可以说是南辕北辙。

　　最后，在自我为中心的财政体制下，中等收入者的钱转到了政府的口袋里，并不等于低收入人群会得到相应的好处。从前面介绍的当前财政支出的结构来看，中等收入者税负的增加，更可能是财政自我消费的增加，是形象工程、大型项目开支的增加，而与此相对应的，往往是腐败的增加和收入分配的更加不平等。如果面对这样的情况，再进一步增加对中等收入者的税收来调节收入分配，财政则在调节收入分配的口号下，完成了一个压制中等收入者，同时导致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的恶性循环。

　　针对以上问题，要体现科学的发展观，更加有效地促进社会和谐，帮助低收入人群，调节收入分配，当前财政应该在三个方面实行根本改革：

　　一是自身改革。改变当前财政超前膨胀、自我中心的特点，实现自我约束，或通过人民代表大会立法的手段，限制财政收入增长的速度，同时在财政支出中，把大部分钱花在直接为老百姓，特别是低收入群体办实事上，而不是把这部分社会责任转嫁给中等收入者和企业。

　　二是增加对那些特别高收入者的实际税收，把调节收入分配的重点，放在这部分人身上。

　　三是通过提高起征点、降低税率、建立必要的减免和退税制度，减轻中等收入者的税负，使这个群体能够更快更好地成长与壮大。

　　中等收入者税负的增加，更可能是财政自我消费的增加，是形象工程、大型项目开支的增加，而与此相对应的，往往是腐败的增加和收入分配的更加不平等。如果面对这样的情况，再进一步增加对中等收入者的税收来调节收入分配，财政则在调节收入分配的口号下，完成了一个压制中等收入者，同时导致收入差距却越来越大的恶性循环。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