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帆：美国过分关注人民币汇率问题是瞄错目标

　　何帆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国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合作潜力是巨大的。当然，中美之间存在的矛盾和冲突也不容忽视。但是，在这些矛盾和冲突中，汇率问题并不是最重要的。美国过分关注人民币汇率问题，是瞄准了一个错误的目标。人民币汇率政策调整与否，对美国的经济利益没有显著的影响。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中美之间存在很多需要迫切加强合作的领域，如果美国过分关注中国的汇率问题，会妨碍两国在更重要、更宽广的领域进行合作。

　　美国之所以关注汇率问题，主要的理由是：(1)美国日益积累的贸易逆差达到了不可持续的状态。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增长迅猛，因此有的美国人怀疑中国刻意保持汇率低估，有低价倾销出口商品的嫌疑，中国的出口导致了美国贸易逆差扩大。(2)美国制造业的就业状况一直不容乐观。即使是在过去几年美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其制造业的失业率还是居高不下，这引起了很多美国工人的不满。有些美国人声称，来自中国和印度的竞争导致了美国人失去就业机会。由于中国的出口产品主要是制成品，所以很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抢走了美国工人的就业岗位。

　　然而，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的经济学家，都无法认同这些观点：(1)从美国贸易逆差的来源来看，2006年起石油出口国已经超过了东亚，成为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确实有所增加，但这主要是由于原来东亚国家和地区出口到美国的产品转移到中国来生产，只是美国进口的来源地发生了调整，对美国贸易顺差规模的扩大并没有影响。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在对美国出口扩大的同时，还进口了越来越多的美国产品。中国从美国的进口，从1995年的161亿美元增长到2005年的487亿美元，增长了202%，与此同时，日本从美国的进口减少了13%。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美国贸易逆差的扩大是因为美国的国内储蓄率太低，换言之，是美国国内的宏观失衡导致了其外在的贸易失衡。(2)贸易逆差没有导致失业率增加，恰恰相反，美国贸易逆差较多的时候，失业率相对较低。这是因为，贸易逆差意味着内需旺盛，反映出国内经济处于繁荣时期，就业机会自然较多。当然，美国制造业的萎缩、制造业就业岗位的减少是不可否认的，但这是美国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结果。美国是最早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国家，居民的消费结构中服务品所占比重增加而制造品比重减少，这样的消费格局的变化导致了经济结构的转变，服务业兴旺而制造业衰退，这才是导致美国制造业就业机会减少的根源。

　　如果人民币大幅度升值，美国会从中获利吗？不会。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会减少中国的对外出口，但是不会减少美国的进口。美国从中国进口的主要是生活必需品，其价格弹性并不高，也就是说价格的高低不会影响其消费的多少。

人民币升值之后，美国人可能会转而购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如果这些国家的产品比中国产品的价格更贵，美国的贸易逆差不仅不会减少，反而会扩大。如果生活必需品的进口价格提高，势必会挤占美国人的其他消费支出，可能会减少国内总需求，失业状况会更加恶化。中国出口锐减后，经济增长也会放缓，对美国产品的进口也会减少，同样不利于美国减少贸易逆差，同样会导致美国就业状况恶化。由于美国有大量在中国的直接投资，人民币的大幅度升值会影响这些美国投资的赢利状况、减少美国对外投资的利润汇回。由于中国人民银行的负债主要是人民币计价，资产却有一半以上是美元计价，人民币升值会导致人民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恶化，中国可能被迫抛售其外汇储备中的美元资产，导致美元急剧贬值。事实上，人民币不升值更有利于美国：一方面，美国从中国进口了廉价的产品，在把这些产品的生产转移到中国的同时，也把生产这些产品过程中对资源和能源的消耗、对环境的污染转移到了中国；另一方面，中国对美国出口产品之后，外汇储备相应增加，中国的外汇储备中仍然以美元资产为主，尤其是中国持有大量美国的国库券，这相当于为美国的贸易逆差进行了融资，有助于维持美国的低利率和稳定增长。最近几年，包括俄罗斯、瑞士等国家纷纷调整其外汇储备的资产结构，大量减持美元，中国仍然保持着美元为主的资产结构，这对维持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是一种极大的支持。

　　中国政府根据自己的国情，已经确立了逐步调整

人民币汇率政策的目标。这是一个综合的政策组合：(1)人民币会逐渐升值；(2)人民币汇率制度会从过去的钉住美元汇率制度转为真正意义上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3)逐步建立一个有效的外汇市场，通过市场供求反映汇率水平。中国政府之所以要考虑调整汇率政策，主要是考虑到：(1)钉住美元汇率制度会影响到中国货币政策的自主性；(2)汇率低估不利于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出口部门可能会出现恶性和低水平的竞争。

　　必须强调的是，汇率政策改革是中国政府调整发展战略的宏大计划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能忽视其他政策措施，过分强调汇率政策改革本身：(1)汇率政策改革本身无法解决中国的贸易顺差。中国的出口产品对汇率缺乏弹性，即使人民币升值，也无法立竿见影地减少中国的出口。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贸易顺差基本上是由加工贸易创造的，而加工贸易对汇率变动并不敏感。根据日本和中国台湾省的经验，即使本币持续升值，顺差仍然可能继续存在。(2)汇率政策改革本身也无法纠正中国的产业结构失衡。汇率是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因此汇率调整会有助于非贸易品的发展，这从理论上讲是完全成立的。但是，中国服务业的不发达还有其他原因，如基础设施投资不足、人才缺乏等，所以单靠汇率调整是无法撬动产业结构调整这样一个巨大的目标的。

　　汇率改革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汇率改革却是万万不能的。汇率改革是对价格的调整，价格会影响到资源配置，因此汇率改革是其他改革的催化剂。基于这样的考虑，中国政府在汇率改革方面是有决心的，也是有自己的全局安排的。美国不能把汇率改革的任务简单化、政治化。如果把汇率改革简单地等同于人民币升值，那么就会忽视更重要的改革目标。人民币升值的幅度究竟需要多大，完全取决于其他配套改革的进展程度，没有人能够确定是否是合适的升值幅度。一个外国政府，通过一种政治程序，要求中国政府改变一种重要的价格变量，这才是违反市场经济原则的。这种做法在政治上也是不明智的。

　　美国政府对中国汇率政策的关注还表现在要求中国扩大人民币日交易波动区间，扩大人民币日交易量。这也是中国政府汇率政策调整的一个方面，而且，从2005年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逐渐扩大，尤其是出现了双向的波动。这种双向的波动非常有利于打击市场上对人民币的投机，因为对人民币的投机是基于人民币必然升值的单边预期。如果市场上对人民币汇率的变化出现了双边预期，有人预测人民币升值，有人预测人民币贬值，央行就有更加灵活的政策操作空间。但是，由于人民币汇率长期保持稳定，中国的外贸和国际借贷80%以上是以美元计价，外汇市场上避险工具缺乏，所以中国的企业和金融结构承受外汇风险的能力是脆弱的。提高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承受外汇风险的能力，是一个“从干中学”的进程。

　　美国要求中国采取钉住一揽子货币、直至完全浮动的汇率制度。这种要求是模糊而令人费解的。在汇率制度的光谱上，钉住一揽子货币的汇率制度更接近固定汇率制度这一极，而完全浮动的汇率制度则是在另外一极。中国2005年汇率改革的时候称将以一揽子货币为参考，这是因为公开货币篮子的构成，以透明化的方式钉住一揽子货币是非常困难的。根据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在1973到1999年间，曾经有48个国家先后宣布采用钉住透明性一揽子货币的汇率制度，但是大部分国家连续钉住的时间都不超过5年，平均的挂钩成功率只有49%。20世纪70年代，美国单方面废除了美元和黄金挂钩的承诺之后，国际金融体系进入没有统一的国际规则的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各国只能按照本国的国情选择适宜的汇率制度。中国当前能够选择的汇率制度只能是过渡性的，但是未来的发展方向是逐渐扩大灵活性。

　　中美战略对话机制是一个非常富有建设性的创新，其目的应该是消除双方的误解，确立具有战略意义的目标，最大化两国间的合作收益。将汇率问题放在日程表中的优先地位是不妥当的。要求中国在较短的时期完成长期的目标也是不现实的。汇率问题的政治化会变成中美之间一个打不开的死结，当美国纠缠在这个打不开的死结时，更重要的议题将被忽视，政治的短视会导致合作机会的丧失。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