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宇峰：出口退税政策无法承受之重

　　⊙陈宇峰  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日本早稻田大学21COE-GLOPE研究中心国际研究员 经济学博士

　　中国是否存在严重的贸易顺差一直存在很大争议，各方的计算也大有出入。中国有相当一部分贸易顺差来自日本、韩国等东南亚国家的贸易转移，且数量绝对不在少数。中国虽拿到了贸易顺差，但用制造了中央和地方财政紧张的出口退税政策把大部分利润留在了欧美国家。把贸易顺差完全地归结为中国出口退税的指责，相当不负责任。

　　每次调整出口退税政策，都意味着

中国经济软实力在上升。从1985年实行出口退税政策以来，先后于1994年、1999年调整出口退税政策。最近，五部委联合通告正策动中国出口退税政策第三次大调整。不同于已往的是，这次调整幅度和涉及面都是前几次所无法企及的。

　　稍微注意一下这三个改革时点，便会看到，每次出口退税调整政策的出台都是在中国经济过热的关键时刻。这也就是说，出口退税政策的经济目标是很明确的，就是要为过热的经济降温、降速。由于出口退税政策的实施引致中国出口贸易的空前成功，但也由此带来连续的贸易顺差和巨大的外汇储备负担，随之而来的就是不可避免的通胀压力。投资过度、流动性过剩以及资本市场的泡沫都是眼前急需解决的经济难题。因此，我们很自然地把现在的经济压力放在降低出口贸易和出口退税政策上。但是，千万不要忘记一个简单的道理：当一个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时候，钱自然会变多，再加上人们的投资需求急剧增加，通胀的压力自然也会增加。现在不同的无非是，中国的发展经济模式是典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通过最直接的经济政策激励来放缓过热的经济增长脚步，自然是个不错的思路。不过，我们不妨再进一步考虑这一政策的合理性，假如这一政策在短期有了立竿见影的经济效果，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开始转向内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而且经济增长同样也是不可阻挡的快速，那时候一旦出现通胀压力，我们还能把压力再转嫁给出口退税政策吗？

　　本来，制定出口退税政策的目的是为了让本国的商品以不包含国内税的价格进入国外市场，避免双重征税，在理论上是完全站得住脚，也是符合国际惯例的。这对于处于产业链下端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把非常重要的利器。可以想象，那些只有微薄利润空间的初级产品，一旦再加上发达国家的高额税负，还剩下什么竞争力可言呢。此时，即使再有定价权也是枉然的。但是，这里有个前提就是这些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如果我们的出口产品具有了相当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的时候，那就完全也可以放弃这些以牺牲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紧张为代价的贸易保护措施，直接参与别国的市场竞争。但我们现在行吗？

　　笔者以为，与其把国内的经济压力说成是贸易顺差造成的，还不如说是我们自主创新先进制造业过度落后，缺乏高预期回报的投资机会，没有办法有效地消耗掉快速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流动性过剩问题，泡沫、通胀等现象也就如影随行，成为挥之不去的经济通病。

　　如果这次出口退税政策还有些积极意义的话，那可能就在于它对调整产业方向的把握上。根据联合通告，9月将取消553项“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税，包括濒危动植物及其制品、盐和水泥等矿产品、肥料、染料等化工产品、皮革、部分木板和一次性木制品，以及分段船舶和非机动船舶等出口退税都将取消。这样的出口激励结构下自然会使更多的投资转向对“低能耗、低污染、高技术”的高附加值产业发展。这正是我们现在改革中急需发展的经济结构，而且也能有效化解流动性过剩的巨大压力。

　　当然，这次出口退税政策调整也是迫于

人民币升值和贸易摩擦的国际被动压力，将主动降低2268项容易引起贸易摩擦商品的出口退税率，比如服装、鞋帽、箱包、玩具、部分钢铁制品、焦炉和

摩托车等低附加值机电产品、家具等。但是，中国是否存在严重的贸易顺差一直存在很大争议，各方的计算也大有出入。笔者在最近一项调研中发现，中国很多的外贸企业都存在着严重的外贸坏账率，每年平均的坏账率高达5%。同时，中国的贸易顺差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于日本、韩国等东南亚国家的贸易转移，而且数量绝对不在少数。也就是说，中国承担了来自日本、韩国等国家的贸易顺差压力。所以，把贸易顺差完全地归结为中国出口退税的指责，是相当不负责任的。所有这些都说明了商务部长薄熙来所说的，中国虽拿到了贸易顺差，但用制造了中央和地方财政紧张的出口退税政策把大部分利润留在了欧美国家。

　　因此，尽管从长期来看，调整或者取消出口退税政策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只是权宜之计。对于一个持续健康发展的国家经济体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创新能力的培育和发展，它能化解快速经济增长过程中带来各种整体的或者结构性的问题。

　　(本文受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工商大学现代商贸研究中心规划课题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