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建东：创新解决中美汇率问题的战略思考

　　文/武建东

　　1.中国模式的爆炸性扩张：世界力量颠覆性变化的战略分析

　　2007年5月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公开发表了一年一度的《中央情报局世界力量概要》，该报告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PPP：purchasing power parity )分析了全球GDP的概要情况，提供了全球国家力量的统计比较。有关购买力平价分析年度报告，除CIA以外，还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联合国也将在近期发表每五年一次的相关评价报告。目前可供参考的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179个国家和地区的2005年的相关分析报告；以及世界银行162个国家和地区的2005年的购买力平价报告。由于上述三组报告数据出入不大，应可相互借鉴，由此认识影响人民币汇率变化的国际流行性的观点。

　　CIA报告强调：2006年世界GDP总值为65万亿美元，其中美国GDP为12，98万亿美元，欧盟为12，82万亿美元，中国为10万亿美元，以上三强GDP总和为35万亿美元，占据了全球GDP的一半以上的份额，世界经济正出现经济中心化的趋向。若按国别论，美国和中国的GDP总和超过全球GDP的1/3份额，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包括特区在内的中国经济总量为10.9314亿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仅以中国大陆经济增长与美国相比, 2010年左右中国的经济总量即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IMF和世界银行的2005年的有关报告也支持以上判断。IMF统计表明：2005年的世界GDP为61,258.714万亿美元,其中欧盟为13,111.389万亿美元；美国为12,229.276万亿美元；中国为8.817.394万亿美元。世界银行的统计表明:2005年世界GDP为61,006.604万亿美元,其中欧盟12,626.921万亿美元；美国为12,416.505万亿美元；中国为12,416.505万亿美元。根据这种购买力平价理论,目前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越了欧盟,同美国并驾世界。

　　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已为世界大国带来恐慌,也成为发达国家制衡的重要目标。根据CIA的报告,GDP排名世界4---10位的国家分别为: 日本为4,22万亿美元;印度为4, 042万亿美元；德国2，585万亿美元；英国1.903万亿美元;法国1.871万亿美元;意大利1.727万亿美元;俄罗斯1.727万亿美元；巴西1,616万亿美元。前八名的排序，IMF和世界银行2005年的列名与CIA2006年的报告排序相同。依据以上三大机构按照购买力平价理论的分析,中国已经成为与美国同等重要的全球经济中心,中国GDP已经是日本、印度GDP的二倍半；是德国、英国、法国等老牌欧洲国家的四—五倍左右；超过俄罗斯GDP的近六倍。

　　按照这个参照系推测，世界力量已经被彻底颠覆，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增长动力。中国若与美国联合，将成为世界上最稳定的两极，双方有能力对世界的主要经济利益进行分配；中国若与日本、韩国联合，将可以分别平衡美国和欧盟的力量；中国若与印度联合，将成为世界上的最关键的增长力量。

　　作为当代世界力量最重要的三份印象报告，国际货币基金会、世界银行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共同造就了理论上的中国强大；造就了中国商品和服务的夸张效应。

　　购买力平价分析的实质是一种数学构想

　　购买力平价理论是国际汇率理论中最有影响的学说之一，该学说建基于一价定律(law of one price)，即：两国生产的商品如果是同质的，并且运输成本和交易壁垒非常低，无论在哪国生产的商品，它们在全世界的价格都应当是一样的。购买力平价的含义是指：货币的价值在于购买力，因此不同货币之间的兑换率取决于其购买力之比，也说是说汇率完全由物价水平的相对变化所决定，其它因素的变化对汇率直接影响力不大。但是世界上并非所有商品都能够进行跨境交易，例如住房，酒店等都不能跨境交易，即使价格上涨，导致物价水平上升，也不会影响汇率。也正是基于此，在中国住房价格发生重大上涨之际，促进人民币升值的社会压力心理反倒更有市场。事实上与金融市场的价格相比较商品价格对外部冲击的反应程度要慢许多，实际生活中，汇率和价格经常发生背离，汇率受到市场消息面的影响更大，更敏感。因此，该学说仅基于不同国家商品同质以及贸易壁垒较低等有限条件，其短期预测能力失真性很高，但是对汇率的长期走向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从1985年到1984年底，英国物价相对于美国上升，但美元不仅没有上升，反而因为政府干预相对英磅贬值了40%。由此它一方面说明国家干预在汇率中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说明购买力平价理论在短期预测方面的高失真性，即使在长期预测方面升值的速度与程度也往往与事实不符。

　　然而，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报告，2006年中国GDP仅为209407亿元人民币，大约为2.8万亿美元，不足美国CIA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方法界定的中国GDP的1/3。而且中国在商品和服务资源力量的巨大，并不意谓着中国已经成为经济强国。截止到2007年3月31日 ，中国狭义货币供应量余额为12.79万亿元人民币，市场货币流通量余额为2.74万亿人民币。同期美国狭义货币供应量余额为7，190.2万亿美元，市场货币流通量余额为1，378万亿美元。若按目前人民币与美元的汇价比较，美国的市场的货币流通量是中国的近四倍；美国的狭义货币供应量的余额是中国的4倍多。事实上中国是以美国1/4的货币资源量创造了美国1/4左右的 GDP，这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与此同时，中国的主要资本市值工具的总值大约2万多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20分之一。中国在主要的资本市场工具方面也全面落后于美国，美国的主要资本市场工具包括证券化的按揭贷款、公司股票、公司和外国债券、中长期国债、地方政府票据与债券、证券化的消费者非住房贷款等等，中国除在股票和国债业务方面已有一定规模以外，其它的证券化资产、债券和票据业务等都还处于起步阶段。中美两国在金融市场的总体结构、跨国金融机构的业务行动能力、主要的货币市场工具方面都有深刻的差距。

　　由于购买力平价模型过多地以商品价格为核心分析，过度的依赖商品的同质性，因此容易引起对全球分析的曲解。购买力平价理论不能反映一个国家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整体概念；也不能反映全球经济在国家间的等级性、差异性和连续性的表现。为此由于购买力平价数据分析结果的天然缺陷，它有可能导致中国力量的虚大主义；也有可能导致美国和欧盟等国由于被超越而寻求惩罚的社会不平衡心理。购买力平价分析的根本实质，就是一种与全球经济实际的某一部分保持数学关系和模型联系的理论构想，据此解释未来世界发展的主要路向是危险的。

　　如果根据上述报告重估中国的经济体系，重估人民币的资产，真正被颠覆的也许不是整个世界而是中国。如果按这种重估的资产体系导致人民币升值，美国将成功地继日本之后制造世界上第二个全球流动性陷阱，第二个国际通货收缩区。

　　2，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方向、代价和收益的战略评估

　　只要存在国家，就存在着纸币的汇率之争，这是大军开战都无法决定胜负成败的国家利益的集中体现，是不同国家和国家联合体之间真正的力量竞争。从战略上而言，人民币汇率改革目前它包括四类选项：

　　其一，确立促进实现多元国际货币本位币的新战略，推行以人民币为国际货币本位币的中国货币改革，建立人民币在有效目标区的因势而动、有升有贬相结合的浮动汇率的体系，也就是未来几年，中国应对美元采取既有升又有贬的互动政策，通过人民币的国际输出也可解决中国的流动性过剩。实际上通过加大非市场商品资源的改革构型，中国目前的货币发行量还有不足之虞。

　　其二，在维持以美元为中心本位币的国际货币等级制度之下，中国采取对外委曲求全、暂时依附此等制度的代价，从长计议。通过中国对内转变经济结构、拉升资产价格，构造中短期利益整合平台。推进人民币进行单边上升的汇率调整，它包括慢牛爬升和快速到位两种形态。

　　其三，确立中美或中欧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战略伙伴关系，采取拖延、周旋、小幅波动等对策，继续沿续紧盯美元或欧元的战略选择，以中国和美国、或者中国和欧盟的捆绑共同应对其它国际货币本位币的互动，理论上这是一种过渡举措。

　　其四，因应可能出现的全球经济危机、美元危机或中国经济的重大调整，中国的汇率改革被迫停顿。

　　为此，若实施第一或第三选项，通过汇率改革，应重新确立中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在已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框架内，中国汇率改革可以选择多元互动、伙伴协调和等级制合作三种货币战略互动模式。目前中国与美、欧维持的是以美元、欧元为主，中国为次的等级式合作制度，它与中国目前拥有的战略力量不符；它与中国要成为货币强国的目标相悖。其核心就是中国通过正常贸易换取的美元、欧元的纸币顺差，美国、欧洲拥有使之贬值的绝对权力。为此中国能够选择的对应之策就是降低国内资产价格，调整美、欧在华资产价值，通过资产市场向美、欧传递不满的意思。这是中美欧之间等级制国际合作体制必然产生的抗衡互动。因此，通过汇率改革，中国与美、欧之间应明智的从等级制的合作转型为国际货币领域的多元互动和伙伴协调，不反对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本位币，这是一种契约式的平等合作，应该通过多样化的其它合作解决国际收支的失衡，以此改变中国在目前国际本位制中的依附地位，解除对人民币过度升值的全面压力。

　　若以2007年3月31日中国外汇储备12020亿美元估算，汇改以来中国的外汇储备已大约付出了500亿人民币左右的理论代价；若按价美元对人民币1：5 的汇率比价，以中国目前的外汇储备总量估算，实现人民币汇改的目标，大约需要耗费三—五万亿的代价，即时按照每年5——8%的慢牛爬升之路，实现美元对人民币1：5的比率水平也应该在五---八年之内。若以这种以美国压力为主导的人民币升值速度，汇率改革相当于吃掉中国社保、能源等改革透支的支出，并进一步扩大中国这种对外经济的社会透支，再一次增加整体解决的难度。

　　为此，从现在起计算的汇率改革，前三年可实现由强制性结售汇制转型为自主结售汇的体制，并营建强大的货币市场；后二年再推进人民币为国际货币本位币；最后利用三年左右的时间构建类似欧元区的人民币本位币的体制并与国际货币体系对接。其中前五年还有另一项使命，就是应力争以解决四大国有银行坏账的改革模式，一举解决中国政府在社保、能源、住房等问题的历史欠帐。力戒在人民币实现国际化的时候，不因为中国政府的隐形负债而导致货币危机。这个安排也几乎应该是人民币汇率改革最低的代价和最高的长期收益。

　　3，创新解决中美之间国际收支的失衡

　　由于美国单边主义的强权作用，中美经济合作的体制既存在着确定性，又存在着不确定性。美国通过向中国的生产转移，中美之间建立了商品合作的国际分工体制；通过中国带动的东亚国家美元外汇储备向美国的投放转移，完善了以美元为国际货币本位制的国际货币合作体制，这是中美经济合作体制确定的一面。这个体制不稳定的一面就是美国顽固地坚持推行高睨大谈的等级制国际合作的立场，例如：美国拒绝高科技产品输华以减少国际收支失衡，反对中国在美并购企业以均衡贸易顺差，这都是中美之间贸易失衡不可能彻底解决的体制原因。

　　中美之间国际收支失衡是不平衡中的平衡，美国愿意卖的与中国愿意买的不能协商平衡，也许中美之间实体经济的国际收支就永远无法平衡，这是双方的不平衡。2006年中美经常项目贸易总额2627亿美元，中方顺差1443亿美元，2006年末国家外汇储备比上年末增加2475亿美元，美方实现资本顺差至少1500亿美元，美国资本顺差大于贸易逆差，这又是美国国际收支的平衡。由于中国外汇储备的使用能力有限，又受行政主导规限巨大，没有公布美国对华的资本顺差的具体数字，使中美经济失衡之谬说流行于一时。为此解决中美失衡问题的战略出路之一就是实现中国愿意卖的与中国对美金融要求权的平衡。目前中国卖东西换回的就是一种可兑换的金融要求权——美元纸币，因此将这种金融要求权转换为人民币就是一个比较彻底的治本之策，也就是以货币替位实现平衡。由此也就需要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本位币，成为中国国际贸易结算的主要工具，届时中国卖的商品将部分或大部转移支付的将是人民币，这是解决中美贸易失衡的一个战略出路。

　　为了解决国际收支失衡的问题，寻求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本位币，美国可能会有三个态度：即反对；不支持、不反对；有限度的支持。日元的国际化，美国是支持的，其结局是日本经济长期陷于低迷；对于欧元的流通，美国是不支持、不反对的，其结局是欧元区经济进入稳定增长和振兴。在中美相互依存的体制内，美国有可能采取有限度的姿态支持人民币成为国际本位币，以索制欧元、日元的运转，更有可能采取不支持、不反对的公开立场，静观待变，毕竟美国不愿意中国拿走美国的繁荣之基。即使争取到美方后一立场，也为人民币的国际流通铺垫了重要的基础，事实上美元体系性的运转结构也需要与人民币的合作。

　　4,为了竞争，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需要创新选择

　　改革使中国拥有了强大的对外经济，2006年中国进出口总额超过了1.7万亿美元，已占2006年20万亿人民币GDP总值的近七成，对外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支柱，因此，打击中国的对外经济就是打击中国经济成长和中国经济的创富机制，而且目前的中国对外经济是一种立足于中国资源并连接全球市场的通道型业态，宛若背水扎营，自断后路，实为兵家大忌。过多的资源消耗将使中国资源压力沉重；过多的对外需求依赖将使中国面临生产替位的可能，这种通道型经济的实质就是用中国的商品换取外国的纸币，也就是中国对外国的金融要求权，为此必须破釜沉舟，因势而动，将这种通道经济改造为以跨国公司业态模式为主，内外基地相连的全球化经济。

　　2007年5月中美战略对话之后，美国经济界流行观点认为：中国的发展无外乎三种模式：投资拉动，对外经济和促进内需。按照这种观点即使人民币升值重挫中国对外经济，中国也可以通过投资拉动和扩大内需相结合维持中国经济增长，而这种增长也将支撑全球的经济增长和美国金融市场的繁荣，按照这种观点促进内需实际上就是扩大进口，降低关税壁垒，降低特许行业条件，其核心不过是人民币需要升值观点的翻版。与此同时，国内许多学者也认同美方的观点：认为人民币应该升值。事实上维持中国经济的增长绝非以上的ABC，还包括金融市场，也即虚拟经济，它将构成与美国资源输入与财富收入的竞争；还包括全球化，即以中国的跨国公司在全球发展海外基地的转型经营，它将构成与美国利益的竞争；还包括高新技术，它包括吸引全球高新技术公司来中国交易所上市，加大中国知识经济的创造等等。它们将构成中国经济发展的多元化动力，支持中国经济进入与美国经进行更高层次的互动。

　　现有的通道型对外经济模式是中国增长的成功经验，面对中美互动新的国际环境，应该与时俱进，转型求存；应该一个扁担，担好两个篮子。一个篮子就应是以中国公司在海外大规模拓展的生产基地贸易基地和其它海外资产；一个篮子就应是国内的消费经济革命。而且作为通道的扁担也应该提高，这就是用金融市场一对外经济相结合，构造内外市场的两个通道，而且金融市场还是连接国内外资产的更高速通道。

　　5，历史不会重演，人民币不会成为日元国际化的翻版

　　推进人民币成为国际本位币，必然要比对日元国际化的成经败验以正兴衰。1978年日本对美的贸易顺差达到124亿美元，大约占当时美国423亿美元贸易逆差的近三成。因此也是以贸易顺差为口实，美国要求日本开放市场，特别是要求日本开放金融市场并实行自由化，其言其行与今日的中美汇率之争非常类似。

　　在美国的压力下，1978年日本大藏省提出了日元国际化的目标和新的货币政策，强调日元要发挥国际硬通货的部分补充机能。1980年日本修订了《外汇与外贸法》，由此实现了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可自由兑换，放松了对资本项目的管制。在美国的进一步压力下，1984年5月通过了《日元——美元委员会报告书》和《金融自由化、日元国际化的现状与展望》的两个政府公告，日本开始全面推进日元国际化、自由化的政策。1984年——1986年日本分别与美、英、法、德、意、加等国签订了有关金融合作协议，实现了日本金融市场的开放，创设了欧洲日元市场，扩大了各国对日投资的限制。自此后日元步入快速升势，客观上它扩大了日本的进口，也就是日本的内需，促进了日本在海外的投资。但是日元升值也带来不利的影响，它导致了日本的土地和证券市场的迅速暴涨，随后在1990年代开始，日本经济进入通货紧缩和低增长的时代，一直延续至今。股市危机、楼价暴跌、日元升值等协同作用要比一场战争对日本的打击还大。

　　二十世纪四十年美国用原子弹炸败了日本，四十年后美国用美元纸币体系击败了日本，虽然日元实现了国际化，直至今日日元仍然是国际金融动荡的根源之一。但是美国却已经成功地掌握了日元汇率的精神和意志，确立了美元与日元、美国与日本之间的等级制的国际分工，美国探脑取髓地左右了日本。

　　日元被动性的国际化，屈服于国际压力而机械升值的历史选择，为人民币的汇率改革提供了鲜明的前鉴之训，事实上无论中国选择人民币升值，还是对外开放金融市场，都无法改变美元体系对人民币体系的征服冲动。唯有整体地实施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本位币之策，以举国力量和智慧积极应变，才能避免日本的覆辙。

　　中国经济发展需要实现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的多重目标，在这样一个存在多种生产方式、消费方式的转型社会中，保留大量以消耗资源为主的劳动密集型、生产密集型的加工企业是维持经济增长、促进就业的必然选择。为此中国的经济稳定就需要长期实现经常项目顺差，这与成熟的纸币体系大量扩大贸易逆差，实现低成本的逆差融资模式相悖，为此比较好的解决之路就是加大人民币的国际输出。﹙有关部分参见2007年即将出版的《领导者》第16期 bebobe@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