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顺差并非比较优势之过

　　本报记者 刘巍

　　中国经济连续多年的高速增长，为世界经济史再创奇迹。究其原因，归功于改革开放后一直坚持的比较优势战略，似乎并不为过。

　　然行走至今天，往日被两位数的GDP增速所覆盖的结构性问题一一显现。在外，有中国巨额贸易顺差所带来的人民币升值压力，中美、中欧持续不断的贸易摩擦；在内，有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带来的流动性过剩，股市、楼市的飞速上涨。比较优势战略越来越受到质疑。

　　带着社会各界的诸多质疑，本报专访了最早把比较优势引入中国、并坚定拥护该理论至今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听听林先生对中国目前面临的经济问题如何看待，而这些又是否是比较优势之过？

　　编者按：

　　上周本报刊登了对杜克大学社会学系高柏教授的专访(2007年6月25日29版《“中国发展模式必须从比较优势走向竞争优势”》)。高教授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基于比较优势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自主创新战略的提出，以及奇瑞、华为等公司的发展，充分证明了原有发展模式已经无法进一步支撑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但比较优势真的已经到了要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刻吗？至少北京大学的林毅夫教授不这么认为。林认为目前中国的诸多问题是由于改革不到位、比较优势没有获得充分发挥所致，所以中国未来应该根据现实情况不断调整比较优势战略，以实现经济的后发赶超。为此，本报本期特刊登对林的专访，以飨读者。

　　1.顺差并非比较优势之过

　　《21世纪》：比较优势战略曾为中国带来改革开放后2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但现在也有越来越多人对比较优势产生质疑，认为中国的出口导向战略导致了经济结构失衡，贸易顺差不断扩大等一系列问题，这些是不是比较优势战略所引发的必然结果？

　　林毅夫：与赶超战略相比，遵循比较优势战略一定会使该国贸易依存度(即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比较高。因为如果一个欠发达国家选择赶超战略，就意味着一些没有比较优势的、资本比较密集型的产品本应该进口，但却要自己生产，于是进口减少。另一方面，由于国内资本有限，把有限的资本用来发展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后，就导致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得到的资本较少，发展缓慢，出口也就比较少。这样该进口的不进口，可以出口的得不到资本，发展不起来，也会出不了，最终就导致进口和出口都明显减少。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就是我国在1979年之前，劳动密集型产业基本上得不到发展，进出口的比重都很小。

　　而根据比较优势战略，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品就要进口，而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能够获得资本和其他资源，得到较好发展，所以出口也比较多。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即是如此。但是，进口或出口是内生决定于其要素禀赋结构的，而非人为拔苗助长地去增加出口，所以，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的国家虽然出口会比推行赶超战略的国家多，但是，把比较优势战略混同于鼓励出口的战略是不正确的。

　　其实，比较优势是比较而来的，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一个国家在可贸易的产业中，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应该正好各占一半，所以，一个国家如果真正地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其贸易依存度虽然会比赶超战略下的贸易依存度高，但其进口和出口一定是平衡的，如果不平衡只会是产业结构调整时的短期现象。

　　《21世纪》：既然根据比较优势战略，一国进出口会基本平衡，那为什么中国现在外贸顺差如此之大，难道不是出口导向型战略导致的么？

　　林毅夫：中国现在外贸顺差这么大，我想有几方面原因。一是前一段时间投资过热，造成生产能力过剩。

　　其次，中国贸易盈余如此之大，也与美国有关。我们知道，美国居民储蓄率非常低，而且有财政赤字，这代表美国国内的需求过多，而国内需求过多一定会表现为贸易逆差不断加大。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占全世界经济的1/3，它的贸易逆差加大以后，一定会变成其它国家的贸易盈余。根据统计，美国1990年代中期，贸易逆差占全国生产总值的比重大概只有1%，但现在已经增加到6%以上。所以，必然有其他国家的贸易盈余会越来越大，其实，日本、德国在这段时间里也出现同样的贸易盈余剧增的情形。

　　第三方面原因，有些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资本密集型产品，本应该是我们的主要进口品，但是他们除了飞机以外很多东西都对我们封锁，这样我们想进口就进不来；但我们出口的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不涉及国家安全，障碍较少，所以这种局面也不是由我们造成的。

　　第四，对人民币升值的投机造成贸易盈余虚高。实际上从2003年开始，人民币升值压力一直很大，投机者普遍预计人民币可能会升值20～30%，而我国资本账户还没有开放，就以隐蔽的方式利用高报出口价值，低报进口价值，来投机人民币升值。这是在任何资本账户受到管制的国家，当出现汇率大幅升值的预期时都会出现的情形。日本在1985～1987年日元大幅升值时期，经常账户盈余、外汇储备也同样出现快速增加。我想中国现在经常账户盈余如此大，这是一个主要原因。

　　《21世纪》：也就是说顺差扩大并不是比较优势或者出口导向战略导致的，而是国内外的各种因素综合在一起的结果。

　　林毅夫：对。如果真的按照比较优势，没有这些内外部因素，进出口一定是大致平衡的。

　　2.“贸易摩擦实际上是政治秀”

　　《21世纪》：比较优势理论的一个必要假设是，国际间商品自由流动，但现实可能并非如此。尤其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其不断增加的出口额对国际市场影响巨大，这与四小龙的出口导向战略所引起反应不能同日而语，因而从反倾销到施压人民币升值，再到反补贴，中国面临越来越多的国际压力。中国这样规模巨大的经济体，是否能复制四小龙的模式？

　　林毅夫：回头看改革开放以后的这28年，1979年我国出口约136.6亿美元，进口约156.7亿美元；到2004年，出口约5933.2亿美元，进口约5612.3亿美元，进出口的增加幅度基本上是相当的。2005年以后，我刚才分析过因为投机资金的影响，贸易盈余数据不准。

　　综合来看，我国出口固然增加了，给国外带来竞争压力，可是同时进口增加也给国外创造了市场。当然这种压力可能会有些不同，因为我们出口的是劳动力比较密集的产品，而进口的是资本比较密集的产品，也就是说我们的出口品的就业含量较大，而进口的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就业含量相对较少。

　　说到贸易摩擦，从1995年以来，我国确实是遭受反倾销控诉最多的国家。但实际上，雷声大，雨点小。比如2005年我国遭遇反倾销调查51起，占全世界反倾销控诉案件的一半，但涉案金额才17.9亿美元，只占当年出口7619.5亿美元当中的0.2%。所以我想说，现在贸易摩擦问题看起来好像很严重，但实际上是政治秀。

　　《21世纪》：除了贸易摩擦外，现在全球经济增长有放缓趋势也是很多人的担忧，中国是不是还具备当年日本崛起时有美国广大市场带动的情形？

　　林毅夫：如果全球经济放缓，那也仍然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最好。首先，我们的出口产品是劳动力比较密集的，接近于生活必需品，不管收入高低总是要消费，而且，人口增长，消费就要增长。其次，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我们的产品价格会最低，竞争力最大，即使经济放缓，市场的规模还可能扩大。第三，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面对的会是全世界的市场，而不只是美国的而已。

　　有两个最好的例子。一个是1930年代全世界经济大萧条，但是在那一段时间日本的出口是增加的，为什么？日本当时出口就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另一个例子就是2001年以后，互联网泡沫的破灭带来美国和世界经济放缓，但是从2001年以后我国出口一直在快速增加，为什么？因为我们出口的同样是劳动密集型产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不管国际的经济形势如何，按照我国当前的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都是最有利的选择。

　　《21世纪》：我曾经读过您对于竞争优势的一些看法，记得您一篇文章中提到“与比较优势相比，市场规模显然不那么重要。从历史实证来看，美国是一个大国，当然有其国内市场规模大的优势，但是在发达国家中，也有国内经济规模非常小的国家，比如瑞士、瑞典、比利时、荷兰等，都是很小的国家，国内市场规模很小，但也发展得非常好”。但我想可否从另一角度理解，正是这些国家国内市场太小，才不得不依靠国际贸易，但中国国内尚有广大未开拓的市场，同时外部贸易摩擦问题加重，中国应该如何对待国内市场和国际贸易间的关系？

　　林毅夫：既然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面对的必然会是全世界的市场，包括国内、国际的市场，国内的市场大固然有一定的好处，国内的市场小也没有多大的缺憾。只要产品符合比较优势，在国内、国际市场应该都是有竞争力的。

　　而且，从扩大国内市场需求的角度来看，相比而言，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国内的消费倾向也会最高，市场需求的规模会最大。首先，因为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收入分配最公平。如果采用“赶超”战略，投资到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一定是有钱人，而且资本密集的产业创造的就业机会相对较少，大量只能凭劳动力赚取收入的穷人无法进入，难以分享经济发展的果实。更何况这些产业的发展需要国家补贴，补贴的钱一定是从不能投资到这个产业的人手中挤出来，而这些人恰恰又是比较穷的，于是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公平。我们知道，有钱人的消费倾向低，如果财富集中到少数有钱人手中，那么整个社会消费倾向就会比较低，市场需求就会受到限制。

　　第二，中小企业是我国最有竞争力，且能提供较多就业机会的一部分。但是在我国的大银行制体系下，中小企业很难通过银行融资，只能靠自我积累，这又增加了储蓄，限制了市场需求。我国现在为什么是大银行制？这是过去推行赶超战略所遗留下来的，赶超一定要用大银行才能支持大项目。

　　第三，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我国经济才会最有竞争力，最有竞争力当然最稳定，大家也就对未来收益更有信心，于是就比较敢消费。如果我们进行赶超，经济周期波动会很厉害。

　　最后，政府不用保护、补贴没有自生能力的赶超企业，可以更多地以公共财政来支持社保、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的发展，这样会进一步减少每个人增加储蓄以自我保障的需要。

　　3.“比较优势始终是比较出来的”

　　《21世纪》：您多次强调，欠发达国家为了实行“赶超”战略或“进口替代”战略，必须保护和扶持这些没有自生能力的战略性企业，包括降低税收、给予补贴甚至是使用扭曲价格机制等方式，将带来不良影响。但中国面临的现实是，为保证出口竞争力，也人为造成了价格机制扭曲，比如能源资源价格行政管制等，这不是一种人为构建出来的比较优势？

　　林毅夫：我们现在确实存在土地价格、资金价格等被压低的情况，但这恰恰是计划经济时代，为了保护和补贴不具备比较优势的赶超产业的发展所遗留下来的制度扭曲，是改革不到位造成的。我们江浙沿海那些出口企业、乡镇企业，一直到1990年代都是在不利的政策环境下生长起来的，哪有刻意的补贴？例如，我们资金价格是低，可是符合我国比较优势的劳动力密集型中小企业能拿到多少资金？所以说来说去，税收优惠、价格扭曲等是为了保护、补贴那些大的、没有比较优势的国企，而不是为了增加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企业的出口竞争力。

　　《21世纪》：人民币升值速度缓慢，不就是担忧出口企业受影响么，这不也是一种有意保护？

　　林毅夫：所有企业都是在现有的价格水平和政策环境之下进行决策的，决定雇佣多少劳动，使用多少机器设备，形成多少产能，如果突然大幅提高汇率或是投入要素的价格，许多企业会承受不了，产能会过剩，造成通货紧缩，所以，即使要改变，也需要给企业有一定的调整时间。但无论如何改变，当前我国劳动力的成本总还是比发达国家低，我们的优势还是在劳动力上，比较优势永远是比较的。

　　《21世纪》：以劳动力成本或天然资源为优势的产业，通常都是进入门槛不高的产业，因而会吸引更多的进入者。当越来越多的企业、地区、国家被这类产业所吸引时，我们的优势会不会日渐削弱乃至消失？

　　林毅夫：那就代表我们该进行产业升级了，事实上我们也是在不断地升级。改革开放这20几年，资本已经不再像1980年代那么紧张。比如深圳、东部沿海城市，现在资本已经积累到一定程度，劳动力价格也已经较高，那么这些城市就应该采取产业升级，从已经失掉比较优势的产业退出。

　　比较优势始终是比较出来的，只要比较，永远有我们的优势所在。比如，现在越南劳动力比我们更便宜，有人说他们会夺走我们的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但这个夺走的前提就是我们的资本比他们多。既然我们资本比较多，就不应该再做那种劳动力极端密集的产业了，如果继续生产，反过来我们得进行补贴，可是我们干吗要去补贴那些已经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企业呢？

　　《21世纪》：也就是说比较优势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要素禀赋结构的改变，比较优势也在不断调整。

　　林毅夫：完全正确，当然会不断调整。但在每一个阶段，都仍然要坚持比较优势战略，这样的经济才能最具竞争力。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包括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二战后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差无几，但经过二三十年，到了1970年代已经成为少数几个缩小了与发达国家差距的非西欧、非北美的国家和地区。日本1987年人均收入就已经超过美国。这些国家和地区在1950年代并没有和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去发展重工业、汽车工业等资本密集型产业，而是等积累了资金和技术，才逐渐把失去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出去，同时提高自己产业的技术和资本密集度。

　　现在的关键就是我们怎么样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系，只要我们市场经济体系是完善的，那么竞争的市场就会导致企业不断地进行产业和技术升级。

　　4.“技术创新：能引进则引进”

　　《21世纪》：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发达国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始终占据产业链的高附加值一端，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低附加值的一端，那么如果各国都偏向于生产自己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会不会使原有的比较优势不断强化，发展中国家永远赶不上发达国家了呢？

　　林毅夫：由于一个国家的产业、技术结构是内生决定于其要素禀赋结构的，能否赶上发达国家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在要素禀赋结构上提高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家是完全有可能赶上发达国家的，有几方面原因。第一，发展中国家资本相对比较短缺，所以资本回报率会比较高，资本积累的积极性也更高。以2000年为例，经济发展得比较好的发展中国家，资本的积累率可以达到GDP的30～40%，而发达国家的平均积累率只有22%。第二，资本积累以后，产业结构要升级。发达国家的资本积累以后，产业结构也要升级，而它们的技术只能靠自己研发，成功概率非常低。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全世界的专利都是发达国家的，但是相对于他们现有的技术存量而言，每年新的技术进步很少。资本积累时期，如果技术不进步或进步很慢，资本回报会越来越低，资本积累也会越来越慢。而我们发展中国家可以大量的模仿引进发达国家的技术，技术创新成本比较低，创新的速度快，资本积累的回报率就可以维持在较高的水平。

　　鉴于以上两点，遵循比较优势发展的发展中国家，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速度会快于发达国家。要素禀赋结构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后，整个产业、技术和收入水平也就可能赶上发达国家了。

　　《21世纪》：提到技术升级，我想到近两年我国对于自主创新越来越重视，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看待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

　　林毅夫：我的看法是能够引进技术时，当然是要引进技术，这比自己研发的成本低得多。但按照比较优势，也不见得就不需要创新。

　　首先，从国外引进的技术自动化程度比较高，不一定适合国内，所以我们需要流程创新，否则会“淮南为桔，淮北为枳”。举一个神龙富康和本田雅阁的例子。照理说，本田雅阁档次比神龙富康略高。我国当时和法国合资时，要求生产线全自动化，一条生产线的投资就要100多亿人民币。而本田雅阁，在日本的生产线全部都是自动化，但在中国大量用劳动力替代，结果每条生产线的成本只有20多亿人民币。可想而知，富康亏损，而雅阁盈利。所以要让国外引进技术能在中国适应，必须要根据中国要素禀赋重新调整，有一些并不需要完全自动化，就要用劳动力替代。真正使你有竞争力的不是技术，而是成本。

　　除了生产流程上面要创新之外，有一些关于国防安全的，当然也要自己研发。还有一些我国有比较优势，但已经没有比我国更发达的国家在同样产业里有比较优势，必须自己研发。重庆的摩托车产业就是如此。

　　再者，如果整个生产链中，只是剩下一两个关键技术人家不卖给你，这时候也需要自己研发。但只剩下一两个关键技术的时候，研发就很容易了。

　　还有一些产品，国内市场很大，而且生产技术相对来讲不是很复杂，创新很容易，当然应该自己创新，比如DVD。但要是像IBM或者是英特尔那样一年研发投入40几亿美元，去开发一两个芯片，我们现在还是做不起的。新技术不是天堂掉下来的馅饼，拔苗助长不会形成竞争力，水到渠成才会有竞争力。

　　《21世纪》：可是有些技术创新虽然在初期投入很多，但未来收益很大啊？

　　林毅夫：其实，这是观察上的偏失造成的印象，最前沿的技术创新，有一个规律，投入非常巨大，动辄几亿、几十亿美元，而且，成功的概率很低，通常每100个项目的投入，能够获得过关去申请专利的只有不到5项，在申请了专利的技术中最后用在生产上，有商业价值的，10个专利中也仅有一两项。对有商业价值的新技术创新来说，确实收益会很大，但是，把失败的研发、以及没有商业价值的专利的研发成本也算进去，那么，在最前沿技术研发的未来收益并不高。

　　归纳一下，我认为中国当前存在的诸多问题主要是改革未到位、比较优势没得到充分发挥造成的，我们对比较优势应更加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