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立人：中国宏观调控理论研究需要深化

　　沈立人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要不要有宏观调控及其内涵和手段，在经济学的理论和经济工作的实践中，本来已是常识和常规。但是在中国当前，理念上还有争论，实用上还有博弈。如在近年的经济学界，对改革有不同评价，焦点在对市场经济要不要冠以社会主义，而关键则在要不要加强宏观调控；在不少地方政府和实际工作部门，对中央的宏观调控也有不同程度的抵触。因此，研讨此一课题，显然有其重要意义和价值。

　　一般需要和特色时空

　　中国共产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择定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改革目标，是对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突破。当时的文献规定，以宏观调控为前提，并表述为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解释者认为，所以需要宏观调控，是为了弥补市场经济的不足和失灵之处；冠以社会主义的定语，除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外，又落实在宏观调控上。也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的市场经济，不同于强调市场自由，而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的，接纳了凯恩斯学说，与当代的一般做法有所沟通。

　　经过10多年的实践，市场经济得以通行，以公有制为主体或主导有所演变。同时，对宏观调控的理解也有所深化和泛化。有人指出，中国的宏观调控还有自己的特色：在时间上，改革尚在中途，市场经济还不规范，某些方面保留计划经济的影响，两者有其互补性和互动性；在空间上，中国是一个人口多、幅员广的发展中大国，地区之间发展很不平衡，

　　实践又表明，中国的宏观调控有其难度，与市场机制同样不够成熟。长期以来，经济发展容易过热，动力来自过度追求GDP的增长速度及其手段的投资依赖即所谓“投资饥饿症”，后果是导致通货膨胀，结构劣化。主要对策是压缩投资，并带来经济增长的大起大落。最近10多年，此一痼疾迄未全愈，但已不再用老药方治理老毛病，从“强刹车”改为“软着陆”。进而反思，能否改事后纠正为事前预防，防患于未然。仍旧是宏观调控，采取未雨绸缪；看来，有所进步。所以，实行市场经济，中国的宏观调控也以新的面貌重现于旧舞台，成为国家的重要的经济职责。

　　广义的宏观调控内涵

　　宏观调控，调控什么，目标何在?这在理念上和应用上本有定论，一般归纳为四个方面：经济适度增长，就业和失业比例合理，物价基本稳定，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四者之间，相生相克，力争协调。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重点不同，次序不同。只要调控恰当，可望获得顺利发展。这对中国，同样适宜，但也有其特色。

　　经济增长，始终放在首位。所谓“发展是硬道理”，多数理解为仅是GDP的升值，不说“越快越好”，也说“能快则快”。从“多快好省”到“又快又好”再到“又好又快”，都对速度有所突出，而把“好”即增长的质效放在次要位置或使其抽象化。多年来的进程，常在“过快———放慢———再过快”中循环，调控与失控轮流坐庄。

　　就业，口头上越来越强调了，但是与经济增长的联动还较暧昧。近年来常质疑：经济增长够快了，就业增长何以滞后？究其原因，多认为是人口过多，人口增长仍快，经济增长的接纳能力还差，并且存在技术进步的制约。近年来，强调“就业优先”，似该放在宏观调控的前列；但是，措施未见得力。因此，除“调查失业率”得以维护外，实际失业率依然居高不下。

　　物价曾有失控，后来得控。近年来有所反弹，似在可以承受的合理范围中。但是，与大众的直觉有差距；特别是尚未脱贫者和低收入者，感受较敏。

　　国际收支，总的是顺差大，储备多。当然，已经懂得不是越多越好，正在积极研讨，呼唤有所对应。

　　问题在于宏观调控，是否限于以上四者？从中国现状和历史经验出发，似乎范围要广一些或广得多。对科学发展观，实现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不妨把以下几个方面也纳入宏观调控的内涵。在政府职责和实际工作中，这样理解和操作、运行，或许已经顺理成章了。

　　首先在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上，至少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产业关系，从过去的工业与农业到后来的一二三次产业及其内部，特别是转向产业升级，提出大力发展高新产业和以先进科技改造传统产业，仅靠市场机制是不够的和缓慢的，必须有政府推动，实际上也是宏观凋控的对象和任务了：二是区域关系，从省市区行政区关系到东中西部和几个三角洲的经济区关系，地方政府给以促进即调控，宏观下有中观的若干层次；三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贯串于部门和地区之间，都要有统筹兼顾，同样是一种调控，涉及宏观和中观。

　　其次是在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上，择要地说有三个方面：一是基础设施建设，从水陆空交通运输到水利、水土和防灾、减灾工程以及城镇公用事业，一般是非营利性的，市场无能为力，政府责无旁贷；二是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等社会事业以及科技事业，应当和可能引入市场机制，但是不能推行市场化或产业化，这方面有教训，亟待加强宏观调控；三是在就业基础上，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从初次分配到二三次分配，从失业、养老到医疗保险以及城乡低保、社会救助到慈善事业，都有赖于政府介入和引导，才能力求社会公平，防止差距过大。

　　再者在人口和粮食、资源、环境上，也有几个方面，同样要有政府的调控，从宏观、中观直至微观：一是人口，计划生育是计划机制，不是市场机制；二是粮食，关系民生之本，市场作用难以保证，从基本农田到播种面积、收购价格，都要政府介入；三是资源的开发、利用特别是土地和能源、水源的稀缺性要求励行节约，寄希望于各级政府的大有作为；四是环境保护，从山水林到城乡的生态，与经济发展必然背道而驰，多年来一直是“局部或有好转，整体还在恶化”，表明宏观调控远远没有到位。此外，如生产安全，也可列为宏观调控的共同目标。

　　以上这些，有人或说，属于政府职能，不算宏观调控。这是对宏观调控的狭义和广义之争。笔者认为，宏观调控有其广泛性和延伸性，多维中有一元，分散中有整体，割裂开来，不利于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与社会进步和科技开发的关系越来越密不可分；就业矛盾突出后，社会保障非跟上不可。这就告诉我们，该有统一思考、统一筹划和统一对策，统一行动。统称宏观调控，有必要有好处，完全无害、无碍。

　　多种手段的密切配合

　　宏观调控的手段或称工具，世界已有共识并通行，主要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中国在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后，计划手段不断淡化，但未完全退出，如把计划机构改名，把五年计划改称规划，而仍有年度计划，并向人代会作专题报告与财政报告并列，只是指标换性，从指令变为指导、约束和预期。

　　货币政策，发达国家在宏观调控中得心应手，利率浮动主宰经济运行。中国正在运用，见效不够明显。重在掌握货币的周转量并取决于发行量，也关注信贷，并对证券市场有所对策。总的是标榜稳健。这是由于金融市场尚未健全，商业银行尚未发达，外汇市场尚未开放，汇率改革尚未到位。

　　财政政策，中国当前的功能甚于货币政策。但是多年来，着眼于对经济增长的推动，掩盖了对宏观调控的作用。连续多年采取积极方针即赤字财政，近年转向稳健，未有实质变化。新的征状是开始转向公共服务，转移支付的幅度不断增大，用于社会保障的比重较快提高。但是，总体地看，还是吃饭占了大头，农业、农村和教育、卫生的支出落后于发展、改革的需要，对二次分配等的调控力度也不够大。

　　中国的宏观调控，除财政、货币政策外，还有其他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制手段以及思想教育手段。如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初步形成体系，包括重大项目的审批以及对落后单位的关停，但还难免有力不从心之憾。其他方面，如对就业、分配和社会保障，方针都已明确，政策有待完善，法令还不周全：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和改革，有的引起争论，处于摸索过程。另如对住房和

　　(作者系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

　　来源：中国改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