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曙松：私募基金合法化的思考

　　海外私募基金成功的原因，可归结为：合法化，成熟的资本市场，理性的投资者，良好的信用、能力和监管。中国的私募基金，要不要合法化？如果需要合法化，怎样对投资者有利？对资本市场和产业发展有利？再次有请巴曙松博士，为中国的私募之路把脉、探路

　　目前私募除了公开、比较规范的信托计划以外，还大量存在以工作室、投资咨询公司、投资顾问公司和投资管理公司等形式存在的私募基金。这些机构以委托理财方式，特别是操作投资者个人账户的方式，为其他投资者提供私募服务。

　　但私募领域目前还缺乏明确的法律规范，隐藏的问题较多。例如我国长期以来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加以限制，就在某种程度上，导致无论在活跃程度、基金规模，还是服务质量等方面，本土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根本无法与同类外资基金抗衡。私募基金中蕴藏着非常好的专业人才，但相应法律法规的缺失，导致私募基金鱼龙混杂，优秀的投资人才难以形成对资金的集聚效应，以致很难出现巴菲特、

　　存在的天然合理性

　　正如《中国私募基金生存报告》(参见本刊2007年第5期封面故事《私募基金是与非》)所示，在中国的经济生活中，私募基金实际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投资者有不同的风险偏好，也有投资规模的大小区分。私募基金有助于满足了投资者的多种需要，其存在有天然的合理性。

　　多样化的机构投资者相互竞争，是解决投资产品和投资者同质化的办法之一。相对于公开发行的基金，私募基金有其比较优势。和公募的公开管制相比，私募基金接受的更多是市场的监管。而市场的自我识别和淘汰机制，使私募基金的监管，比公募更为严格和有效。私募和公募相照而存，相互竞争，弥补了公募的不足，也共同提高着资产管理的效率。因此，私募基金的存在，有利于证券市场发展。国外私募产业上百年的发展，已充分表明私募基金的重要作用。

　　合法化的思考及借鉴

　　2006年8月27日，全国人大通过《合伙企业法》，使以公司制组织私募基金，在我国已经没有法律障碍。现在尤其需要加强的，是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和产业投资基金的立法，使其真正生活在阳光下。

　　私募基金源于国民个人财富积累提供的条件，和高效融资的现实需求，对此类市场化产物，任何试图增加人为控制的行为，往往会适得其反。如果陷入行政管制和审批的监管怪圈，往往会扼杀市场自身的活力，不利于其创立自身的独特生存价值。

　　私募行业产生问题的主因，并非私募基金本身，而在于外部条件的欠缺。真正应该做的，是通过不断完善

　　不妨以私募产业投资基金(简称“创投基金”)为例，对私募基金的合法化和健康发展作些思考。有人认为，本土创投的发展程度远低于外资，原因在于缺乏资金和人才。但是现实是，我们并不缺乏资金，二级市场上有着超过万亿的私募基金。同样，我们也不缺乏人才，外资创投的核心团队，大多来自本土。从更深的层面分析，是制度和政策方面的劣势，抑制了本土创业投资基金的发展。

　　我国的创业资本，产生于经济体制转轨时期；时至今日，很多创业投资公司还是政府主导，或者或多或少地体现着政府的意愿。随着投资规模的扩大，导致很多创投公司被深度套牢，最后资金链断裂。这势必会成为募集资金的瓶颈。

　　在中国本土创投基金尚不发达的背景下，政府主导创业投资基金，可以向政府引导的方向转变。政府可以先以创投基金的形式，介入到对中小企业的扶持中，然后将股权转让给市场。

　　在这一点上，北欧科技大国芬兰的做法，就是一个典范。芬兰由政府完全出资设立SITRA基金，并由中央政府安排预算。它投资于一些新创业的公司，投入几百万欧元，换取30%～40%的股份，一旦有新的投资者愿意加入，它马上将股权转让出去。以这种做法，可以达到政府资金与商业资本的衔接。

　　巴曙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本刊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