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以初次分配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

　　在一次分配中达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把二次分配作为补充手段，解决初次分配可能会遗留的一点问题

　　文/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林毅夫

　　我们如何真正地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呢？我们现在是初次分配注重效率，二次分配注重公平。既然强调民生，强调和谐，那么我们就要更加注重二次分配的公平问题，政府在这方面要发挥更重要的作用。通过二次分配来解决初次分配没有解决的问题，这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不能在一次分配上达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而寄希望于二次分配，我个人认为，这很可能会事倍功半，甚至事与愿违。

　　我的观点是，在一次分配中达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把二次分配作为补充手段，解决初次分配可能会遗留的一点问题。我想强调一下，我不是完全反对二次分配。现在的分配制度是初次分配重视效率，也就是说，可以不照顾公平，然后二次分配再来解决公平的问题，我觉得这不是好办法，可能会事与愿违。但是如果要在一次分配中达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会不会像我们平常讲的，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首先来看一下，什么叫“初次分配达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我个人的看法是，经济增长要快，收入水平要不断提高，这一点很重要，没有效率是不行的。经过28年的快速增长，我们去年的人均收入达到2050美元，但只有美国的4%-5%，还处于较低的水平，因此仍然要注重效率，加快经济增长。一方面，经济增长要快;另一方面，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穷人收入的增长速度要高于富人，这样就达到了所谓的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有没有这样一条道路呢？其实我们从1988年就开始讲这个问题，到现在已经讲了二十几年了。就是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进行产业、产品和技术的选择，如果在每个发展阶段都按照比较优势来选择的话，我们就能够在保证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使得收入分配状况不断改善，也能兼顾到科学发展观所提出的五个统筹。

　　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可以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要素禀赋结构在不断升级和变化，劳动力密集和资本密集都是相对的概念，而且各个地区的情况也存在很大差异，沿海的上海、深圳，和内地的安徽、江西、湖南、湖北，以及西部的新疆、宁夏、甘肃，情况都不一样。如何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呢？

　　从企业家角度来看，他们不关心比较优势，而是关心利润，利润决定于产品的价格和要素的价格。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它其实并不是指哪个产业符合比较优势，而是要有一个非常完善的价格体系。这个价格体系能够充分、灵活地反映要素禀赋结构中各种要素的相对稀缺程度，如果某种要素相对丰富，它的价格就相对较低，如果某种要素相对稀缺，它的价格就会相对较高。如果某种要素的积累速度快于其他要素，从相对稀缺转为相对丰富，那么它的价格就会从相对较高变成相对较低。如果有这样一个价格体系在发挥作用的话，企业家在市场竞争中为了追求利润就要降低成本，就会充分利用相对便宜的要素。因此，建立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体系是非常重要的。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资本会快速积累，逐渐从相对稀缺变成相对丰富，然后进行产品和技术的升级，从劳动力密集升级到资本密集、技术密集。

　　我们的改革就是要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正是因为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我们才能维持长达二十几年的快速增长。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完全违反了比较优势，发展了一些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为了把这些产业建立起来，政府人为地压低各种要素的价格，造成资本相对短缺，然后通过行政手段把短缺的资本配置到优先发展的产业。1978年以后，我们进行了渐进式的改革，对于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给予一定的保护和补贴，放开了过去那些被压抑的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因而一方面维持了稳定，另一方面也取得经济的快速增长。我们现在是世界上第三大贸易国，出口产品主要是劳动力密集型，但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资本快速积累，出口产品的资本含量、技术含量不断提升，这也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必经阶段。

　　但是，渐进式改革也遗留了一些问题。我们还没有建立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体系，政府对资源配置还有一些干预，这是过去为了保护和补贴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而遗留下来的问题。

　　一次分配并没有解决公平的问题，这是改革不完善造成的，是没有按照比较优势去发展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够完善这些改革，其实可以实现一次分配达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剩下的一些市场不完善、信息不对称、规模经济的问题，以及丧失就业能力的人群和鳏寡孤独者等，可以通过二次分配来解决。

　　如何以一次分配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呢？我想谈几个方面:

　　第一，深化市场经济改革，最重要的是改善金融结构。在市场经济中，资金和劳动力相结合才能形成生产力，我们现在有

竞争力的行业绝大多数还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包括制造业、服务业。我们的第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从前年的40%下降到去年的39.5%，就是因为没有资金的支持，农村里的大量小农户也得不到资金的支持，想发展现代农业也发展不起来。其他国家的银行体系都是由小而大形成的，在经济发展初期，劳动力密集居主导地位，金融体系中的中小银行为当地的中小企业提供服务;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本不断深化，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大银行和股票市场应运而生。但是我们的改革开放是从上而下的，一开始就建立了很多大型国有企业，同时建立了为大企业服务的大型国有银行和股票市场，但是并没有能够满足中小企业和农户的资金需求的中小金融机构。所以，我们首先要“补课”，鼓励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现在政府开始允许设立地区性、以满足农村农户金融需要的小型乡村银行，我觉得这是很大的进步。但是，在政策设计上我觉得还有一些问题。首先，门槛很低，资本金达到50万就可以开办;其次，“必须与一家现有商业银行合资，而且商业银行要占20%的股权”的要求很难实现。当然，银行是一个很特殊的行业，经营有风险，做出这样的规定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正因为商业银行不愿意到农村去，所以农户才借不到钱，你让他出资20%，他会有这个积极性吗？对于银行业这个特殊行业而言，我觉得应该做到两点:一是高门槛，门槛可以定得高一点，至少要达到1000万，甚至5000万的资本金，要有相当规模的资产作为抵押;二是严监管。

　　第二，提高资源税(费)。前面我提到，我们现在石油的税费大概只占石油价格的1.8%，在美国，地面石油税费占其价格的12%，海上石油是16%，差距非常大。另外，从量计征要改成从价计征，当价格上涨到一定程度以后要征收暴利税，使收益更合理。但是，现在的政策设计有一个难点，即原来的国有矿产企业有很大的社会负担，我们通过压低资源税(费)对这些企业进行补偿，但是现在出现了很多非国有的矿产企业，它们没有这种社会负担。因此，我们要剥离现有的国有矿产企业的社会负担，通过社会保障体系来解决它的负担问题，然后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来征收资源税。

　　第三，加强对垄断行业的监管，在能源性行业引入竞争。香港在电信业引入竞争之后，价格下降了很多，利润也没那么高了。在不宜引入竞争的行业，比如电力，政府要加强行业监管，属于国家的利益应该交给国家。在行政审批上，现在有《行政审批法》，这方面要透明化，这是改善执行的问题。

　　如果在这几个方面能够做好的话，我们基本上在初次分配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因为建立了完善的市场体系之后，城乡、地区的收入差距就能逐步缩小，流动性过剩问题也能够解决。造成现在流动性过剩的主要原因是小企业借不到钱，大企业的钱很多，很多项目有保有压，不允许发展，这才造成流动性过剩。如果我们现在有大量的中小银行，能够满足中小企业和农村的贷款需要，我相信就不会出现流动性过剩，收入分配就会公平，消费倾向就会提高，而投资的冲动会下降。

　　如果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出口，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就进口，国内、国际市场就能得到较好的均衡。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具有竞争力，政府不用过多地保护和补贴，寻租行为减少，社会风气得到改善。当然，政府并不是没有职能了。就中国政府而言，既要发挥一般市场经济国家的职能，也要发挥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的职能。

　　首先，政府对教育要负起责任。如果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产业结构升级、技术结构升级的速度会很快，像东亚经济通过一两代人就从一个很穷的农业经济变成一个现代化经济，人均收入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为了适应产业结构升级、技术结构升级的需要，我们必须培养出一大批能够把握市场变动的技术工人和管理人员，这就需要政府加大对教育事业的投入。第二，发展中国家的落后不仅体现在经济发展水平上，而且体现在制度建设上，包括法律制度、金融制度等，制度的完善具有明显的外部性，企业是做不了的，所以政府要按照经济发展的需要，逐步完善制度结构和制度框架。第三，社会保障体制的完善。任何经济中都会有弱势群体。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没有成年的孩子，以及鳏寡孤独者等，他们无法进入就业市场，要生存只能靠政府的救济，这也是在二次分配中实现的。随着产业的不断升级，人们的职业也会不断变换，在就业转移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实现就业，要生存下去也只能靠政府补贴，包括失业保障等。

　　另外，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存在市场失灵的情况，这就需要政府的适度干预。举例来说，为什么银行业需要监管？就是因为资金的需求者和供给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如果没有政府的监管，就很容易出现金融欺诈。还有外部性的问题，比如环境保护等，也需要政府进行监管。

　　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政府职能就是

宏观调控，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就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部门。前面我讲到了“潮涌”现象，这种现象在发达国家偶尔出现，但在发展中国家会经常出现，因此可以从总量上判断是否过剩。在这种情况下，和一般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宏观管理部门的职能要多一些，包括提供产业指导、设立各种投资的标准和门槛等。

　　总的来说，我认为“一次分配注重效率”的提法是有问题的，而且我们在讲一次分配注重效率的时候，对效率的定义经常是以能够发展发达国家的那些产业，形成它们那样的企业形态为标准，这不符合我们的比较优势，必然会导致就业不足、收入分配差距加大等问题。如果我们通过二次分配来解决公平的问题，又很可能陷入“拉美陷阱”。因此，正本清源，我们还是在一次分配就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使经济能够又好又快地发展，在就业不断增加的过程中逐步缩小城乡和地区的收入差距。人们的收入水平提高了，就有了支付能力，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就能够基本解决。同时，外部性的问题由政府来解决。这样就能够避免资源过度密集和破坏自然环境的发展方式，实现“五个统筹”，实现国际、国内市场的统一，实现

和谐社会的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