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利茨：中国经济增长需要全新策略(2)

　　中国需要自主技术创新

　　第二个模型的组成部分就是技术创新，要强调的是西方的技术发展模式可能和中国的社会目标是不一致的，所以要强调建立独立的创新体制。西方的创新模式过多的强调降低劳动的投入，过少的强调对资源和环境的投入。劳动主要被视为生产的成本，也就是说太多的努力都放在减少对劳动的成本上，假定生产率增长5%，而产值增长多于5%才能正好保持就业的增长。对于社会来说失业是个问题，但是对一些企业界来说高的失业率对他们是有利的，因为这样可以压低工资。我认为就业对于社会的和谐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分配上。降低对低工资劳动力的需求会对企业有利，但是会增进社会的不平等。西方的技术创新过多的注意减少劳动力的需求，但是没有足够注意到减少对环境的需求。因为环境的投入没有被给予适当的价值，比如说地下水的使用就没有很好的得到市场价格，结果世界的很多地方地下水位已经过低，已经不能维持最基本的农产品的生长，需要更多以市场为基础的激励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地球不断升温。大量的科学证明这个世界的温度在越来越高，我在一个国际研讨会上研究了这些科学证据，我们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没有估计升温的速度，比如说我们没有估计到极地冰的程度。你们也许已经知道，在60几年以内极地的冰的水平就要消失了。就是一个我们公民的利益和公司的利益有区别的一个例子。

　　去年1月我在一个很多企业领导人集会的地方，当人们提到全球变暖的紧迫问题时，有些企业人士很高兴的说那就意味这有更多的油被挖掘出来。现在的问题是要减少碳的排放，碳税会增进这种排放的激励，减少全球变暖的速度，把税收到坏的物品上比放在好的物品上，比如工作和储蓄收税更合理。现在的税收强调在工作和储蓄上，应该从此转移到向污染环境的这些行为上。这种举措又会形成国际全球的协定，来推动一个起动作用，“京都协议”就提供了这样一个起动作用，京都协议是以这样的一个原则为基础，要把排放程度控制在1990年的水平。这个协议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待发达国家是有区别的。但是没有提出一个减少排放的总原则，所以我认为“京都协议”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对碳税将提供这样一个变通方法，政府在指导创新上能够起重要的作用，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市场激励和社会的收益是有区别的，因为市场价格不能反映社会成本，比如环境和就业。第二个原因是创新的社会收益是使得它比本来要达到的速度来得快，而私人的收益是它从其中所积累的垄断租金。

　　创新是内生的，在创新水平和方向上政策都可以对此进行影响，比如说可以鼓励这样的创新，使得在最高的技术前沿水平上生产。需要平衡减少环境输入和增加其它的投入。一个与中国相反的例子是在美国零售的创新强调了节约劳动力，但是对土地损失很大。

　　这个新模式有很多的含义，今天下午我只能举两个例子，我要讲的是城市的改革和信息。中国的城市化正在加速进行，但是住在城市人口的比例仍然远远低于其它工业国家。想象一下，中国和西方工业国走同样的道路，将来会有更多的人口比例住在城市。因此城市的设计对于很多的人的

生活质量将有重要的意义，包括城市的交通、城市的公园等等。这些生活质量因素在GDP里是没有得到衡量的，比如说交通拥挤和花的时间在GDP里没有得到反映，GDP也没有衡量温室效应的排放对环境造成的成本，还有城市生活的很多好处在GDP里没有得到衡量。比如说在美国半个世纪前修建的公路网络对现在来说是完全不适用的。虽然中国政府正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移，在这方面的计划是完全有必要的。这些因素通过市场本身他们会忽略外部性，而市场和某些官员都会有不正常的激励，会对这方面取得影响，而市场没有办法解决这种严重的协调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创新机制。中国的“十一五”规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设计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结构，其中一个特性就是更具有创新的市场经济。西方的机制是非常有效的，建立在强有力的政府对基础科学的支持上和对

知识产权的保护上。虽然效率很高，但是扭曲也很严重。比如说以制药业为例，有太多的资金放在广告上，而更少的资金放在研究上，而且研究的方向放在了生活药品上，而不是放在挽救性药品上，特别是挽救穷人健康的药品上。这种创新体制通过专利给垄断者有垄断权，他们对垄断的创新有时间是起着压制的作用。我们所需要的是以发展为导向的知识产权制度，跟所有方面一样，“一刀切”的政策总是行不通的。即使美国的知识产权制度适合于美国，但并不一定适合于中国，实际上美国也越来越多的认识到美国的知识产权制度对美国也不是那么合适的，那么对中国就更不合适了。知识产权制度只是创新制度的一个方面，应该有一些工具的组合，包括专利、奖励和政府支持。应该更多的鼓励更加满足社会需求的创新，比如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创造就业机会，提供更多的激励措施来使人们使用知识，并且更多的认识到现有的知识产权制度是不完美的。比如说现有的知识产权总的来说是朝着过渡的专利化的倾向，因为专利化就把一个公共产品变成了私有化。有许多问题在知识产权方面要解决，其中之一就是垄断。不幸的是我没有时间解释这个方面，但我想讲的是创新体制中的重要方面。总的来说，一个国家的体制对另外一个国家不一定合适，国情不同、历史不同目标也有所不同，对所有产权制度都是如此，这包括知识产权。整个模式都需要进行改变，要强调这些产权的限制，责任和权力的平衡要适应国情历史和每一个国家的目标。

　　励信息公开将促进经济运转

　　最后我要强调的是信息对一个国家的作用，好的信息对经济的运转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最近已经讨论过需要好的会计系统，还要提倡鼓励信息公开，我曾经在书中谈到过以期权作为补偿的激励体制提供了扭曲的激励，现在的经济非常复杂，政府经常没有合适的信息来做决策。私人和政府官员都有不合适的激励来提供扭曲信息或者是部分隐瞒信息。实际上美国与

伊拉克战争就是一个错误的信息所造成的。这向我们强调了多重渠道的重要性。生动的有责任的媒体在这其中是可以起重要作用的，它要起到这个作用就应该被给予各种信息的接触权利，国际上都日益认识到通过自由信息法解决这个问题。

　　我想再谈一谈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反映了中国在他的转型期间所采取的实用主义的精神，我认为这是部分使中国转型成功的原因之一。现在中国“过河”已经过了一半了，所以我们对河岸那边已经看的更清楚了。市场经济有许多形势，比如日本形势，欧洲大陆形势，北欧形势美国的形势和英国的形势，各种市场形势的结构是不一样的。市场经济形势被有些人推崇为所谓自由市场的形势事实上是非常极端的，在任何其它市场里没有真正的被采取。比如美国极端主义者提出社会保险私有化，这得到大部分人的强烈反对。每一个国家对产权都有很多的限制，并且要求拥有产权者要尽一定的责任。中国现在越来越认识到他所选择的方式是可以非常不同的，选择何种市场经济就会创造出何种社会来。

　　我想这样来结束我的演讲，即使中国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创造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与他的国情和价值相一致的经济的话，也需要一个新的经济模式，中国的“十一五”规划已经反映了这种新的模式，我今天是试图给这种新的模式提供一些经济基础，我认为这种新的经济模式将为提高中国人下面几十年的经济水平提供很好的基础，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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