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科技新贵为什么少

　　●　专访美国耶鲁大学教授

　　也许这就是一个浮躁时代的表现：一年前全国各地还在大谈招商引资以及吸引国外先进技术的发展战略，而今天我们却迸发出所谓自主创新的某种萌动。一个响亮的口号是否真的会带来根本性的影响？当我们无比羡慕大洋对岸那群依靠新技术获得巨大财富的新贵时，是否曾做过这样的思考：我们的科技新贵为什么少？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长江商学院 访问教授陈志武对此做了充分的研究，本刊就此采访了这位资深教授

　　-本刊记者　周程

　　记者：现在，在很多人看来，竞争力似乎主要是经济领域的竞争，衡量的标准主要是经济表现：GDP增长率，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基础设施，等等。

　　陈志武：这是可以理解的，人们与生俱来的一个偏好，就是喜欢看得见、摸得着、一目了然的东西，增长百分点、统计数字满足了人们的这种心理需求，而制度似乎太抽象了。况且，在一些制度建设长期没有突破的国家，过多谈论制度本身就是很敏感的事情。不仅如此，更有很多人认为，谈论制度的重要性是套话，是老生常谈，太过主观了。事实上，制度的影响是实实在在的。

　　从微观层面看，即使在制度机制最不利于信用交易的国家，证券交易和借贷还是可以出现，甚至也会有

股票市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证券市场能够深化、能够发展得长久兴旺。在中国，人们的积蓄已经很多，资本供给可以很多，但由于金融证券市场所需要的制度架构不规范、不到位，资金始终无法配置到最需要的地方，资金的供给方与需求方之间不容易发生交易，进一步的经济发展就很难发生。从国家层面看，日本、韩国的商界和政治结合得太过紧密，逐步形成了非常固定的既得利益结构，要摧毁这个利益格局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日本经济的困难其实是政治制度的问题。

　　记者：历年来，在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和世界经济论坛两大权威竞争力报告中,香港一直名列前茅，您如何评价香港的成功?

　　陈志武：弗里德曼一直认为，香港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典范，在世界其他地方已经不太容易找到类似的版本。香港的成功在于其有利于市场交易的制度：明晰的产权制度和契约执行架构、法治观念、受到限制的政府权力和廉洁高效的

公务员队伍，以及政府坚持对经济不积极干预的原则。所谓不干预经济，并不是说政府无所作为、完全放任不管，而是说香港政府在整个市场中担当裁判性的中间人角色，致力于制订游戏规则、建立并维护公平的交易平台，致力于解决纠纷、维持公平，政府不逐利、不办大量的政府企业与民争利。香港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充分发挥了其制度优势。

　　记者：近年来，有关香港边缘化的讨论很多，相关讨论的一个重要依据是香港在资讯科技方面的落后和科技创新在支持经济持续发展方面存在的缺陷，您的看法如何?

　　陈志武：谈到创新，人们认识上的一个最大的偏差就是：将创新限定在科技领域，一提到创新，想到的就是电脑、

航天飞机、生物技术等等；而忽略了金融技术创新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在观察工业革命以来的人类发展史时，许多人只看到了蒸汽机、电话等科技产品的作用，而没有意识到债券、股票、风险基金等金融产品和有限责任公司这类企业治理结构的发明所产生的深刻价值。许多经济史学家认为，500年前发明的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以及其相配的“股票”这一金融技术，为后来的工业革命和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奠定了根本性的基础，没有它就没有现代企业制度，没有现代企业制度就没有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从香港的情况来看，90%左右的GDP来自服务业，而其服务业有相当部分又是金融、保险这类金融服务。所以，香港要追求创新，不应把精力放在计算机、资讯和生物等这些“硬技术”领域的创新，而应该因地制宜，着力于金融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在这一领域，香港因为有其独立的法律体系和长期的法治传统，有大量受过严格训练的法律人才和优质的软性制度架构作保障，条件得天独厚，最有利于金融技术上的创新发展。事实上，开拓创新也是香港银行业、金融业长期以来保持旺盛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前几年香港银行业建立起世界上首个推行外汇交易同步交收服务的机构，通过美元兑港元在亚洲时区内的即时同步结算，避免外汇交易上的结算风险，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也于2001年年底开始接通。这种无纸化的即时支付系统，大大改善了风险管理并提高了效率。另外，考虑到大陆的实际情况，香港金融界为大陆的企业和个人推出各类金融证券品种、基金品种，使其金融业不断增长。

　　所以，不管人们是否喜欢、愿意，香港在未来很长时间里都将是中国最主要和最可靠的金融中心和资本中心。

　　记者：由不同机构做的竞争力报告，同一经济体的排名会有很大不同，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陈志武：各种排名的不断推出，是全球化图景的一部分，它们提供了国家之间的直接比较，会逼着许多国家查找不足，多做努力，这是好事。排名的不同是由于各种报告所选择的影响竞争力的指标的不同，以及这些指标的权重大小的不同造成的。很多指标的选择是很主观的，比如法治水平的高低，世界可能没有两个法学家会对此有完全一致的看法。所以，这些报告只是一种参考，不是绝对的指标。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些因素并不是各自孤立的，而是有很强的联动关系。比如政府效能和企业效率，如果政府效能高，审批的手续比较少，公务员也比较廉洁，就会提高办事与契约执行的效率，最终，企业的效率也会提高。这里特别想强调的是，中国在2006年国际竞争力排名上比2005年前移12位至第19位，成为上升最快的国家和地区。中国的软竞争力也有了提升和发展，但整体上看，“软环境”竞争力不足，还是影响中国进一步提升竞争力的关键方面，如何改进仍然需要我们作出巨大努力。

　　中国目前一个最重要的竞争力，就是大量便宜的劳动力。劳动力也是一种硬性资源，也就是说，中国目前的竞争力是靠众多便宜的劳动力而来的，并不是靠有利于市场交易的制度获得的。许多人会说，“我们不管竞争力的上升是靠什么来的，只要它升高就行”。我要说，靠大量便宜的劳动力建立的优势，没有什么好自豪的。我们应该多想一想，为什么我们的劳动力这么便宜？西欧人每年平均工作1400小时左右，而中国人是一年2200小时，但人家的人均收入是我们的很多倍。那么谁的绝对竞争力更高呢？他们不用卖苦力就能挣很高的收入，而中国人即使工作连轴转赚不了那么多钱。谁的绝对竞争力高是不言自明的。

　　“中国有大量便宜的劳动力”是一种“优势”，这听起来倒像是一种悖论：正因为中国的制度机制历来不利于市场交易的发生，所以为了简单地生存，我们不仅要生很多劳动力，而且收入再少也得苦干，这使我们的劳动力总是很便宜。本来是因为制度机制的欠缺而被逼出来的既大量又便宜的劳动力，应该说反映的是一种劣势，但到今天这反而变成中国竞争力的核心。为什么中国的劳动力总这么便宜？在中国过去几千年的历史上，或许，统治者为了达到对社会的控制，有意地在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安排上设置了很多障碍，这些制度障碍让人们无法把单位小时工作的生产力提高，让人们无法经商、无法个人创业，使技术进步不能加快，使人们的收入不能提高。这样一来，中国几千年都没能解决好温饱问题，人们就只能为了生存而卖命，不得不没日没夜地工作以求得温饱。对于统治者来说，总是处于为温饱而卖苦力状态的老百姓是最好统治的，所以历代朝廷也没有真正地激励把人们从为温饱的挣扎中解脱出来，于是就总要维持不利于市场交易发生的制度，总要抑商。在生产技术因制度的障碍无法进步的情况下，人们逐渐地就只好提倡“勤劳是美德” 这种价值观，以简单勤劳来弥补制度的不足，没有别的选择。过分强调这种?

　　过去几千年的制度欠缺为今天的中国造就了大量便宜的劳动力这种竞争“势头”，我们千万不能沾沾自喜，这种“势头”与其说是“优势”还不如说是“劣势”。我们不能过多陶醉于大量便宜的劳动力所带来的增长，因为如果过多陶醉于此，我们会忽视法治建设，不去建立有利于产权保护和契约执行的法制架构。为了提高中国真正的竞争优势，就必须创造有利于各类市场深化发展的制度环境。等到中国人单位小时能创造的价值大增，使中国劳动力不再便宜的时候，那时的中国才算是竞争力强的国家。

　　记者：您怎样评价中国的科技创新水平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中国新经济的发展状态？

　　陈志武：我的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在国内上的，1986年到了美国。这种特殊的经历让我对这个问题有自己的视角：四大发明已经是宋朝以前的事了，要衡量这1000多年来中国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大小和中国的科技地位，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从日常生活中去判断，想一想每天从早上起床到晚上入睡期间，你所用、所看、所接触的事物，是由谁发明创造出来的？事实上，汽车、火车、电话、电脑等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东西都是工业革命的结果，是别人发明的。

　　记者：15世纪以前，中国是毫无争议的世界科技强国，但此后，这种优势地位转移到西方。李约瑟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为何现代科学和资本主义产生在西欧而非中国、印度和其他文明？近代以来，中国对世界的科技贡献这么少，其中有哪些制约因素？

　　陈志武：这也是我和许多人一直在探讨的问题。要研究中国的科技贡献为什么这么少，不如去看看西方的成就为什么这么大。工业革命开始于18世纪，但在16世纪，就有了伽利略这样出色的科学家，在更早的15世纪，西方航海家就已经开始环游世界，也就是从这时开始，中国和西方的科技地位发生了逆转。这一切为何始于15世纪？我认为有几个原因：第一，是否有学术自由、人们的思想是否受到约束、个人才能的发挥空间到底有多大，这对科技的发展至关重要。第二，西方的产权制度，让创造发明的个人和企业得到了好处。第三，以股票市场为代表的快速财富兑现机器，会激发更多人投身于科学研究。英国是工业革命开始的地方，但后来被美国赶超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英国的激励环境不如美国好。英国的股票市场，交易的主要是债券，而美国的股票市场，从19世纪后期开始，就掀起了铁路、电话、汽车、电脑等领域股票交易的高峰，以往要几十上百年才能兑现的财富，通过股票市场几年就实现了。财富兑现周期的加快和提前，肯定会吸引更多的追随者。

　　这几年，很多中国的IT、互联网、手机企业到纳斯达克上市，就是利用了全球化的机会，把许多年轻人的创造力在短期内变成了财富。今年8月，百度在Nasdaq上市的当天，股票价格达到120美元，李彦宏一夜之间成了拥有9亿美元的富翁。不仅如此，百度员工中身价达到1亿美元的有7个，1000万美元的有100多个，而这些人中，很多都是三四年前才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媒体对这些事情的广泛报道，会激发很多年轻人对科技的兴趣。让他们每个人都意识到通过创新自己也可以是下一个李彦宏，创建下一个百度。美国的盖茨28岁时就成为几十亿美元的富翁，还有戴尔等等，因为股市创就的李彦宏、盖茨这类故事在过去150年的美国社会已经有千万个，你能想象其示范效果对美国创新文化的意义吗？股市对实现财富速度的加快，其能力真是令人激动！

　　事实上，由于中国IT行业通过到美国上市创造了一个个财富故事，这已经使该行业的创新活力为中国各行业之首。金融全球化的效果之一是把美国的创新、创业文化带入了中国。

　　记者：目前国内提出要强化自主创新。在您看来，中国目前的科技创新体制存在着哪些问题？

　　陈志武：中国自然科学奖曾经连续4届一等奖空缺，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也曾经连续6年空缺。这说明国内的科学研究缺少原始创新，缺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发现。这中间的问题很多，归纳下来主要有这样一些原因：

　　科技管理的行政化问题。政府对科技的管理体制基本是用各种计划，从最上游的基础研究如973计划到863高技术发展计划，到下游的“星火计划”，政府对科技活动的操纵能力空前提高，但管理手段非常传统，计划色彩相当浓厚，最主要的表现就是“立项-申请-研究-报奖-评奖”这样一个过程。

　　首先，科技管理的行政化，决定了人才的评价、选拔、流动都被一些行政人员把持，科研机构普通的行政人员，应该是给专业人员做辅助工作的，却常常能领导和指挥专家。各机构内部的财务人员，本来只是执行专业领导决策的，却审批甚至决定专业部门的一些具体项目经费。财务人员对科技经费的影响，就变成了对科技方向的影响。世界上没有任何重大发明是由行政官员计划出来的，计划和创新本身就是互相矛盾的事，能够计划出来的肯定就没有创新。

　　其次，就是国有企业和国有单位的性质。目前还主要依赖国有单位、国有企业做科研创新，过去几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不会有出路。一方面，国有单位缺乏足够的激励。另一方面，即使国有单位创造了新技术，它们也不会像百度、新浪那样去打开创新后的市场。

　　第三，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欠缺。一个人辛辛苦苦做出来一项发明创造，很轻易地就被人仿冒、伪造，这种行为还往往得不到惩罚，结果必然挫伤人们进行科学研究的积极性。

　　第四，学校教育以应试为主，不鼓励甚至压抑学生的创造精神。虽然国内的中学生在国际奥林匹克竞赛中频频获奖，但那是因为做了大量高难度习题后的结果，创新思维没有得到任何提高，根本无法形成创新精神。

　　记者：现在有一种观念认为，只要加强领导，集中力量，增加投入就能提高科技水平。

　　陈志武：这是一种典型的旧式思维方式。从洋务运动到大跃进再到“文革”，中国人奉行的就是这套逻辑。最后做成了什么样子？我们以前认为，要发展科技创新，一是要有科技人才，二是要有研究资金。我们现在有了千千万万个一流的科技人才，通过国家的投入也有了大量的资金，但却还没有突破性的科技创新，这到底怎么回事？如果继续沿用这种思维，继续依靠公有制和国有企业来发展科技，充其量只会提高军事、国防等领域的科技水平，民用科技不可能有大突破。历史上，二战前的德国、日本和前苏联都采用这样的科技体制，其共同特点就是拼命发展军事技术，忽视民用。在德国，片面的发展直接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而前苏联的航天技术、核技术都曾领先于世界，但现在看来，似乎没有多少造福人类的技术是苏联的科技发展带来的。而英美在科技方面的投入很少，没有什么科技部、工业部。个人搞研究，就要自己去找钱，向别人证明自己的创新能带来收益，而只有成千上万人欢迎的技术，才会带来收益。这无形中导致了钱主要投向那些改善人民生活的科技上。

　　而官僚化的科技体制，注意力往往放在官僚们所能理解、想象，能立即带来效果的方面，而不是科学发展的真正需要和方向。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国防科技大学读研究生时，学校正在研发“银河”计算机，对其成效的衡量标准完全是指标性的：一秒钟能计算1亿次。没有人计算它的成本和后果，也没有人有动力去开发应用软件，发挥“银河”计算机的潜能。这种科技发展，除了会在未来给计算机博物馆多一样展品外，没有多少进步可言。可是，“银河”计算机还在一代接一代地研制，国家还在大量投入，究竟为了什么？

　　中国不能再犯前苏联的错误，国家对科技发展大包大揽的必然结果，就是个人的创造力被压抑和抹杀。只有在私人无力解决的基础研究领域，才需要国家出手。在科技发展上，国家的作用就是搭建鼓励创新的机制和平台。为什么许多人出国后发展得比较好，不是因为他变聪明了，而是因为那里的平台比较好。

　　记者：国内目前的科技体制确实是由国家主导的，最集中的体现是由国家来分配科研经费。

　　陈志武：这种做法副作用很大。我自己经过观察后发现，北京的大学、研究所得到的经费比外地的同行们多很多。广州有些大学在某些领域的科研水平要比北京高很多，但他们得到的经费很少。就是到了上海，在复旦大学这样的名校里，学术氛围和老师们的自信程度都会低很多。掌握经费资源的人大多在北京，这给北京的学术机构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国家集中分配科研经费还会产生分配不公和腐败。据我所知，湖南、广东等地的学术机构在暑期会给科研人员放专门的假，让他们对掌管经费分配大权的学术委员会进行“运作”。30万的经费，“运作”就要花5～10万。而且，经费发放后的使用也缺乏监管，往往变成了科研人员的个人收入。我曾经问一个同行，你拉到经费后又不能给自己发工资，只能报销，你难道需要花那么多钱吗？他说，很简单，买假发票就是了。买假发票在国外是一种经济犯罪，要被起诉的，但在国内却没事儿。北京地铁口，到处都是卖假发票、真发票的人，这是中国才有的奇观。我现在经常在国内，于是经常有人往我的邮箱发信息，卖假发票给我。如果不是因为国家垄断科研经费的分配，情况会这样吗？

　　记者：美国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登月的“阿波罗”计划，都是在政府主持下进行的，最后在国内都掀起了科技革命。

　　陈志武：“曼哈顿”计划和“阿波罗”计划确实是美国政府主导的，但它们的大部分实际工作是由私人企业完成的。在这种情况下，科技很容易就市场化，转化为民用了。所以，美国人才能从登月计划中获得3000多项专利，并依靠空间计划获得的技术为美国经济增加2万亿美元的收益。

　　记者：您刚才谈到，应试教育不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压制他们的创造力，但一个现实问题是，那么多的学生，大家都想上名校，竞争的压力始终存在，于是片面追求成绩就成为理性的选择。

　　陈志武：确实如此，家长逼着孩子考北大、清华，走独木桥，产生了很多社会问题。所以，国家不能把所有的教育资源都放在公立学校，要鼓励私立学校的存在和发展，给中学毕业生提供另外的出路。

　　公立学校的课程往往几十年一贯制，缺乏改变的动力，私立学校因为有赢利压力，课程设置会灵活很多，更能满足社会需要。现在社会上很多机构不承认私立学校的文凭，美国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企业在招聘时，学位、学校是第二位的，最重要的是能力。这是因为美国企业大多是私人的，选人时会不拘一格。随着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以应试为主、强调文凭的教育制度会慢慢得到改变。

　　记者：现在高校老师的压力也很大，他们被要求每年必须发表一定数量的文章，否则就可能饭碗不保。在耶鲁大学，学校是如何评价和考核教师的？

　　陈志武：在美国大学，如果做到终身教授，学术论文的数量要求就很松了。在耶鲁大学，多数人从事学术研究是因为喜爱它，陶醉于其中。这些人到企业收入会增加很多，但他们宁愿留在大学里。终身教授的评选，数量不是硬指标，主要看质量，你有两三篇有影响的论文就可以了。对论文的评价也是在学术圈子里做的，要看同行对它的评价。教授们都很在乎自己的名声，如果你在评选过程中行贿或拉关系，会适得其反。

　　记者：近几十年来，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着重理轻文、重自然科学轻社会科学的现象，两院院士也基本上都是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您怎样看待这种现象？

　　陈志武：过去，人们认为自然科学发展了，科技水平就上去了，没有人重视社会科学。事实上，简单的科学方面的知识并不能带来社会进步。有科学知识和掌握了它们的人，这只是科技进步的前提。如果没有社会科学对激励和保障机制的研究，科技的发展是很困难的。政治上的不可靠，可能在一夜之间毁掉几代人积累下来的科技成果，或者是把科技用在对社会不利的事情上。

　　记者：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东西，如官本位、大一统等阻碍了科技进步，您如何看待文化因素在科技进步中的作用？

　　陈志武：为什么会有官本位、大一统？是因为国家垄断了所有社会资源，一方面许多事都需要行政审批，另一方面国家通过国有经商与民争利。逼着大家都去当官，让不懂科技的人去管理经费的分配。我倒觉得，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国家的垄断地位一旦改变，文化也会改变，向往做官的倾向性会随之改变。一种文化只要能容忍思想自由和创新，就能将科技进步的潜力带动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