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朝华：中国经济问题成山 是经济学家们的错吗

　　

新浪专栏作者韩朝华。(新浪财经资料图片)

　　韩朝华，1953年9月生于上海；1969年3月到内蒙度和林格尔县舍必崖公社插队；1973年入伍，1976年复员；198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经济系；1987年7月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部，获经济学硕士学位；同年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做研究工作至今，研究员。

　　6月26日-7月2日，新浪财经把一周的时间留给韩朝华。----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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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问题成山 是经济学家们的错吗     6月27日  星期二

　　文/韩朝华

　　当今中国的各类媒体上，凡批评经济、指摘时弊的，鲜有不捎着骂几句经济学家的，斥经济学家为当前中国社会问题的罪魁俨然已是舆论主流。这真是一种有趣的文化现象。

　　经济学家之成为众矢之的，当然有其缘由。自八十年代以来，经济学被改革大潮奉为显学，经济学界中人也因此风头十足，人见人羡。但二十多年改革下来，中国经济问题成山，矛盾重重，社会不平，人心不顺，不骂你骂谁？

　　然而，平下心，静下气，分析一下目前各类经济问题或社会问题，真的都是中国经济学家们馊点子误国、殃民的结果吗？就以备受诟病的教育和医疗领域为例，时下中国的教育腐败和医药费高涨真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开错了药方？

　　众所周知，教育和医疗是中国两个迄今仍保有高度行政管制的领域。由于这种管制，社会资源难以自由进入，使得这两个领域中的供方(学校和

医院)拥有着明显的垄断权势。稍知经济学原理的人都懂得，垄断厂商若拥有定价自由，必会限制产量，抬高价格，而这类领域中的需方因无从选择，只能听凭供方漫天要价。因此，对于垄断行业的改革，当务之急在于打破垄断，引入竞争。只有当竞争打破了既有的供方垄断，需方有了选择供方的较大自由之后，价格自由化才会促使厂商努力适应消费者的需求。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制造业的改革过程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极好例证。那时的中国制造业中，短缺遍地，卖方主宰市场，放开价格的改革引发了连续数年的高通货膨胀。但进入九十年代后，各产业领域中的短缺现象逐步消失，买方市场替代了卖方市场，通货膨胀悄然隐去，几乎在一夜之间通货紧缩成了宏观调控的中心议题。为什么？就是因为市场化改革消解了供方垄断，消费者有了交易主导权，有效竞争的市场形成了。

　　显而易见的是，一个长期受行政统制的经济领域不可能在放开价格的初期就出现买方市场。从卖方市场到买方市场的转变要经过一个供给不断扩大、竞争不断加强的结构转型过程。在这种转型完成之前，出现一定范围内的价格上涨在所难免。非如此难以有供给的扩大和竞争的增强，也就不会有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型。九十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的教育领域和医疗领域实际上就是处于这样一种转型过程之中。教育费用和医疗费用的不断上涨本质上是存在供方垄断的反映。如果我们能像八十年代推进制造业领域的改革开放一样，坚持市场化改革方针不动摇，尽快撤销阻碍社会资源进入这两个领域的制度壁垒，医疗领域和教育领域中的买方市场就能早日形成。那时，

药价虚高、学费暴涨的问题将不攻自破。因此，目前严重困扰普通民众的学费问题和医疗费问题，从根本上来讲，不是由于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在这两个领域中推行得过了头，而是因为这种改革尚未到位：价格放开了，垄断却依旧，供求双方间的博弈严重失衡，不涨价才是不正常的。面对这种局面，放弃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向强化行政统制的方向倒退，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强化供求间既有的权势失衡，巩固价格高涨的结构基础。

　　对于迄今为止教育和医疗领域中这类半吊子的市场化改革，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历来肯定者少，否定者多。经济学界的主流意见从来是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尽快撤销行政管制，将竞争导入教育和医疗领域。遗憾的是，经济学界的这类主张至今未能得到政策当局的充分认可。因此，实际情况恰好与目前的主流舆论相反，中国的教育改革和医疗改革所以会陷入眼下这种难局，不是因为在改革方针的制定上经济学家们的影响太大，而是因为他们的影响太小。再展开来看，其他一些领域中的问题与这两个领域中的情况可谓大同小异，认为中国经济学家们的主张左右了中国改革走向的说法与实际情况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

　　在对经济家的批评中，常能听到这样一种批评：市场并非万能，在许多场合下它会失灵；为此，需要靠政府干预和管制这双“有形之手”来矫正市场这双“无形之手”；而中国经济学界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的主张是盲从国外理论、迷信市场的表现。持这类看法的人士往往还爱援引一些发达国家中成功的政府管制或干预实例来作自己的论据。但这类论者完全忽略了那些国家与中国的一个基本差异，即那些国家的政府都处于相对完善的法治约束之下。在那些国家中，政府的管制和干预行动大都是法治化民主决策的结果，而不是行政部门自行其是的产物，因而那些国家中的政府干预较少有罔顾公众利益而一意孤行的。因此，指出市场并非万能，强调需要政府干预以补救市场失灵，这诚然不错。但是，什么样的政府才能较有把握地弥补市场失灵却是大有讲究的。

　　愿独立思考的朋友不妨根据政府管制的程度对中国各社会经济领域作一排序，比如医疗、教育、金融、通信、铁路、民航、城市公用事业、新闻出版、房地产、汽车制造、旅馆酒店、家电制造、纺织服装、餐饮服务、IT制造业、家具制售、零售商业……；然后看一看目前社会公众很不满意的领域是哪些，而公众意见较少的领域又是哪些；在此基础上再比较一下，那些公众不满意的领域与公众意见较少的领域在承受政府管制的程度上是否存在明显的差异。我相信，任何人，只要智力正常，不怀偏见，都会发现，眼下公众满意度较低的领域几乎都是政府管制较多的领域。甚至可以说，政府管制的程度与公众的不满程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性。因此，将那些引发民众高度不满的问题归因于市场化改革和政府管制不够的论断显然缺乏起码的逻辑，认为强化政府管制和干预就能改善那些问题领域的想法未免过于天真。

　　近日看到的一条报道或许有助于人们识别中国行政权力的基本倾向。因报道不长，特全文照抄如下：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0日电(孙晓胜、叶铁桥)北京市建委10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将严厉制裁‘恶意讨薪’行为。

　　据介绍，当前出现的‘恶意讨薪’现象，一是通过‘民工讨薪’解决工程各方合同纠纷，怂恿民工以群体性讨薪为名，施加压力，甚至阻断国道交通，以达到尽快解决的目的；二是由‘黑包工头’蓄意组织、操纵外来务工人员制造事端，造成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对上述问题，市建委将会同公安、劳动保障等有关部门严厉制裁。”(《中国青年报》2005年11月11日1版，“北京将制裁‘恶意讨薪’”)

　　长期拖欠民工工资，本属故意违约、丧失诚信的机会主义交易行为，凡注重保护公平交易和民众权益、以维护法治为要务的政府决不会听任这类现象任意泛滥。但据各地调查的情况来看，拖欠民工工资的单位中不少恰与政府机关有关，追讨民工欠薪的过程十有八九会追到某个行政机关头上去。可以说，拖欠民工工资之成为社会顽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各类行政机关的机会主义交易倾向得不到遏制。正因为如此，尽管中央对清理民工欠薪三令五申，民工欠薪问题却依然如故，以致不少地方的民工群体不得不采取非常措施才有望索得欠薪。而北京市的这一政令不追究欠薪者的法律责任，不努力创造工程发包方无法欠薪、不敢欠薪的制度环境，反而指责民工的维权行为是“恶意讨薪”，并扬言要“严厉制裁”，可谓不辨是非，颠倒黑白，无出其右。它再清楚不过地显示了不受约束的行政权力面对公众权益时的本能倾向。中国的百姓真以为能靠这样的“有形之手”来矫正“市场失灵”并维护公众权益吗？

　　中国的改革是一种行政权主导下的改革，行政权力系统的利益在改革取向上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各类改革措施或建议，凡有助于行政权力部门减轻甚至摆脱其经济责任和风险的，都能得到积极的贯彻和尝试，而有可能削弱行政控制权力或缩小政府干预自由度的，则大多要么被长期搁置，要么在实行中走样。所以，像放权让利、自负盈亏、“砸三铁”之类的改革早早地被付诸实施，而规范市场秩序和厂商行为的制度建设却步履维艰。自八十年代以来，经济学界对完善破产法、颁布反垄断法、强化对契约关系和产权的保护、维护消费者权益、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等问题的研究和呼吁可谓不绝如缕，但这些方面的改革和制度创新却鲜有长足进展，至今难言成功之日。

　　当然，中国社会中的各个阶层或利益集团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影响着中国的改革进程，但行政权力系统是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它的社会权势大于法律，拥有着事实上的规则制定权，一般社会阶层难以与之抗衡。因而，行政权力系统对改革进程的影响力要远远大于其它社会阶层。在其他社会阶层不能对行政权力系统施加有效约束时，这个集团难免要利用其掌控的权力来谋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

　　中国的改革以渐进性为基本特色。但渐进性本身意味着制度转型不能一步到位，意味着改革的不彻底和制度的不规范。而不彻底的改革和不规范的制度历来是当权者上下其手、营私舞弊的温床。转型中的行政权力部门既摆脱了传统计划体制下的集权型约束，又无须承受完善市场经济中的竞争限制和法治约束，左右逢源，其自由度可谓举世无双。中国目前的各种社会难题和突出矛盾，要寻根源，几乎都可以追溯到这一点上去。将这类问题的产生归结于主张市场化改革的经济学家，无异于冠履倒易；为了解决这类社会问题而主张放弃市场化导向的制度改革，向传统的集权型管制倒退，更是南辕北辙。

　　许多人在指责经济学家时喜欢将经济学家描述为一种利益集团，甚至是一种依托强势暴富的利益集团。不知发这类指责的人士对中国经济学家的生存状态了解多少。其实，只要到各类高校或专业研究机构里去走一走，看看多数专门从事经济学教学或研究的人目前的生存状态和工作状态，会不难发现，眼下中国多数经济学教授或研究员们的收入水平不过是一个中等公司职员的水平。他们中多数人的生活与各类高消费无缘。面对日益高涨的医疗费、子女学费和

房价，多数经济学家们也同样忧心忡忡，也在拍案骂娘。谓予不信，眼下各类高校经济院系毕业生的就业取向可以证明。在目前全国一流高校经济院系的博士、硕士毕业生的求职目标排序中，到高校教经济学或到专业研究机构做经济研究(即当经济学家)肯定进不了前三位，而进大公司、考公务员，乃至到新闻出版单位当编辑都要比当经济学家更受青年博士和硕士们的青睐。说中国的经济学家在整体上是一个暴富并维护暴富的利益集团实在是一件需要超常想象力的事情。中国的经济学家们身处窘境仍主张坚持市场化改革，不过是因为他们的思考依托于严密的理论框架和广泛的国际经验。他们坚信，中国目前面临的各类经济-社会难题只有靠坚持改革和制度创新才可能最终克服。

　　骂经济学家成为时髦是改革开放过程中诸多社会矛盾尖锐化的一种折射。由于改革过程中不同利益群体间的博弈失衡，中国的改革中出现了“赢家”与“输家”的鲜明分野。所谓“输家”主要是指城市下岗职工、进城民工、失地农户、低收入阶层，乃至毕业即失业的知识青年等弱势群体。他们的利益在改革中受到损害，心中不满，需要发泄却又无处发泄，便只好将矛头指向仍在为改革鼓与呼的经济学家。学者们无权势，不会对弱者构成伤害，自然成为可心的撒气桶。

　　面对这类扭曲的民意，中国的经济学家们甘愿认命。只要经济学家的挨骂能使弱势群体稍抒闷气，也算是对和谐社会的建设有所裨益。只是希望各界朋友，对经济学家骂尽可以骂，但对经济学的书却不能不读，切勿因一味责骂经济学家而弃现代经济学如敝屣。因为，面对当今纷纭复杂的社会转型现象，不掌握一点现代经济学的理论知识和思维方法，还真不容易做到头脑清醒，心明眼亮。“经济学帝国主义”可不是经济学家们王婆卖瓜、自吹自擂的结果，而是现代经济学在社会问题分析上所具有的独到解释力使然。以为把中国的经济学家都骂臭了街就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怕是要后悔的。

　　当代中国已追求了二十多年的市场经济并有了一个市场经济，但它还只是有了一个发育不全、屡遭扭曲的市场经济。因为，眼下的中国，依然是私权不敌公权，市场拗不过市长。要想在中国追求公平，保护弱者，确立和谐，根本的出路只有一条，即坚持改革，真正实现经济的市场化、社会的法治化和政治的民主化。行百里而半九十。现在若要在改革的基本方向上发生动摇，甚至出现倒退，则迄今中国民众在改革中已经付出的牺牲都将被打水漂，历史将再次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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