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朝华：国资委该干什么

　　

新浪专栏作者韩朝华。(新浪财经资料图片)

　　韩朝华，1953年9月生于上海；1969年3月到内蒙度和林格尔县舍必崖公社插队；1973年入伍，1976年复员；198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经济系；1987年7月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部，获经济学硕士学位；同年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做研究工作至今，研究员。

　　6月26日-7月2日，新浪财经把一周的时间留给韩朝华。----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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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资委该干什么     6月26日  星期一

　　文/韩朝华

　　国资委的组建，曾被普遍视为推进国有经济的战略性重组、实现“国退民进”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在国资委挂牌的前夕，曾有不少国内外媒体预言，国资委的组建将加速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和产权多元化。但从国资委组建至今近两年多的情况来看，这样的预言显然是落空了。尤其是近来国资委领导人的一些公开表态显示，国资委的主要工作重心已不是变革国有资产的运用和管理方式，实现政企分离，并使国有资产的运用和管理从企业经营转向更多样化的资产经营，而是要强化政府对企业的直接控制，扩大国资委自身对企业经营管理的直接干预，“做大做强国有企业”。甚至还有人明确表示，国有资本不应该退出竞争性领域。与此相应，国资委对企业经营管理的直接干预和管制也在趋于强化和具体化。一个大权在握、高度集中的国有企业新“婆婆”已经若隐若现。

　　这样的政策取向无视建国以来在国有资产运用和管理上的经验教训，违背了十五大以来有关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系列基本方针，含有向传统体制回归的意味。

　　国有企业由政府部门直接控制和管理，在市场竞争中享有垄断性权势，因而成为妨碍公平竞争的重要因素。同时，由于受到了政府的多方保护，国有企业缺乏不断进取、提高效率的内在动力，从而很难适应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由此导致哪个产业领域或地区内国有企业的比重高，哪个领域或地区的发展就慢，效率就差，民众满意度也低。这一点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因此，根据十五大以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方针，国有资本逐步退出竞争性领域，改革从计划经济时代沿袭下来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既是顺理成章的选择，也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而目前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上之所以还会出现犹疑、动摇、甚至退步，说明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问题上，还有一些重要的认识障碍有待澄清。

　　认识障碍一：中国仍处于发展过程中，中国的产业和企业不具备与国际大企业抗衡的实力，因而在国内市场日益开放的背景下，中国需要借助政府的行政干预，组建一批大型企业以应对国际竞争。

　　这种认识的误区在于，将竞争实力的大小简单地等同于企业资产规模的大小，以为靠行政干预就能组建出具有国际竞争实力的强势企业来。其实，竞争实力只能来源竞争实践，真正能适应国际竞争的企业必须靠企业自己在竞争中拚杀出来，而不可能在政府的扶持、保护、优惠下成长起来。离开了政府保护就难以赢利和生存的企业，再大，又有什么意义呢？

　　有些人或许会想象，国有企业可以凭借政府的扶持参与市场竞争，并从中获得核心竞争能力。但是，这些人忽略了一个根本问题，即政府的行政权力本身是不受竞争的，当政府运用行政力量扶持国有企业、干预国有企业时，必然弱化国有企业本身的风险意识和责任约束，并使国有企业处于不同于一般民营企业的特殊地位，获得某种垄断权势。因此，国有企业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对公平竞争的挤压。这样的企业不可能与一般民营企业一样承受竞争压力，因而也很难像一般民营企业一样形成自己的竞争优势。一句话，只要是国有企业，就难以成为能在国际竞争中砥柱中流、攻城略地的强势企业。世界各国都有一些国有企业，但多数国有企业所承担的使命都不是赢得市场竞争优势，而是以某种方式弥补市场失灵，实现某些政策性的非效率目标。试图靠国有企业和政府干预来赢得国家的经济优势无异于缘木求鱼。

　　认识障碍二：私有企业所以成功，主要是因为有了胜任的企业家。从理论上来讲，政府主管部门也可以象私有企业的董事会、股东大会一样选拔优秀企业家来承担经营责任，并对他们实施有效的监督，为什么国有企业就一定干不过私有企业呢？

　　这种认识的误区在于，从单个企业的角度来讲，这样的理解是没有问题的——要想搞好企业，必先找到胜任的企业家。但是，要知道，每一个私有企业的这种努力能否成功是不确定的。在市场经济中，一个企业是否成功，从而这个企业的领导人是否优秀，无法事前确认，只能事后验证。经济领域中的优劣、高下，说白了，只能通过实践来检验。作为社会整体，要想发现大批的优秀企业家，只能靠“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的实践智慧，而不可能靠“伯乐相马”式的理性预测。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社会，要想在总体上保证技术和经济上有较高的成功概率，就必须创造一种条件，允许社会中存在尽可能多的试错方向和探索路径。一个社会在经济上、技术上的尝试方向和探索路径越具有发散性和多样性，这个社会在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上获得成功的概率就越高。

　　市场经济中的胜出者固然有其过人之处，但这是大浪淘沙的结果，而不是事前选定、人为扶持的结果。对许多场合、许多人来讲，成功往往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因而，在市场竞争的不断筛选中，任何人能难以保证自己永远成功，常胜不败。在成功者的来路上，有许许多多的竞争者虽然与成功者同样努力，同样优秀，却因种种原因无缘成功，被淘汰出局。少数成功者的出现是以大量出局者的参与相并存，甚至前者是以后者的存在为前提的。因此，尽管对于单个企业来讲，可以将选任优秀企业家视为企业成功的前提，但对于一个社会来讲，保证整个经济成功的可靠途径却不是这样的人才选拔，而是自由竞争。

　　私有企业成员的总体素质可能比不上国有企业，但私有经济部门在试错方向和探索路径上的高度发散性和多样性却保证了私有经济部门在总体上的高成功率。而国有企业的领导人，总整体上来讲，个人素质可能优于私有企业主，但由于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只能由少数政府机构来选拔和考核，这种机制在选拔和激励的多样性、发散性上远远比不上民间的自由竞争，从而国有企业在技术和经营上的成功概率也就必然要低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私有企业部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所以能具有较高的成功概率，不是因为私有经济部门里聚集了多少优秀的企业家人才，而是由于它允许不计其数的普通人自由地运用自己的能力和资源，进行自由的探索和尝试，从而保证了社会在探索方向和努力途径上的高度发散性和多样性。

　　认识障碍三：传统国有企业体制的主要问题是缺乏经营问责机制，因而国有部门中的投资者和经营者无需对经营失败和亏损承担个人责任；只要能够强化经营问责机制，推行严格的激励和惩罚制度，就可以在政府的行政控制体系中模拟市场竞争中的优胜劣汰效应，约束国有企业经营者，从而抑制传统国有经济体制中的种种代理问题和低效率问题。

　　这种认识的误区在于看不到市场竞争和大型等级制组织之间在责任约束机制上的根本区别。市场竞争中，不管具体企业、具体个人如何努力，如何敬业，只要你把握不准机遇，达不到最优，就可能面临失败，并要自行承担失败的所有后果。这是不容分说、无从辩解的，而在大型等级制组织中这一点是无法做到的。因为，失败和落后可以源于许多非主观因素和非人力可控制的偶然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大型正规组织中的监控者往往无法迫使行为责任人自行承担其决策失败的所有后果。因而在大型正规组织中的问责机制必然在约束强度上要显著弱于市场竞争机制。市场竞争中的失败、落后和自负其责是不由分说、无从通融的，而所有大型组织中的失败和问责都是可以申述、辩解和推托的。再加上大型组织中不同组织层次之间必然存在的信息不对称、行为者的机会主义倾向等问题，更使大型组织内部的责任约束强度难以望市场竞争机制之项背。因此，组织规模一大，预算软约束和责任制的松弛就难以避免。当多数经济主体都被纳入一个统一的行政体系之中时，整个社会在资源配置和资源运用上的责任约束机制必然趋于瓦解，浪费、低效率、责任意识差将成为难以消除的顽症。

　　正是上述三个方面的弱点使得处于政府控制和保护下的国有企业在发展上表现出了两个鲜明的特点：做大容易，做强很难；高速扩张容易，高效率发展很难。因此，今后的中国，继续大范围地维持国有企业制度不利于促进竞争，不利于提高整体经济效率。如果说，在

中国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这样的制度还有某些可取之处的话，那么在今天，中国已经面临根本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走集约化发展之路的急迫挑战，继续由政府控制和发展大量国有企业将与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背道而驰。

　　国资委承担着实现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根本变革的历史使命，如果继续沿着做大做强国有企业的思路走下去，势将阻碍“国退民进”的步伐，干扰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换，贻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国资委需要转变思路，尽快将管理和运用国有资产的基本思路从经营企业转向经营资产，促使现存的多数国有企业，尤其是处于一般竞争性领域中的国有企业实现政企分离和非国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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