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帆：从效率优先到与牺牲公平

　　

新浪专栏作者杨帆。(新浪财经资料图片)

　　杨帆，1951年生于北京。1984年毕业于吉林大学日本经济研究所，获得世界经济硕士学位。1994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室工作，1995年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读在职博士，1999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杨帆已经发表论文上千篇，著作15本，总字数超过1000万字。根据有关统计，杨帆在发表文章的数量和被转载的数量，在经济学家中居全国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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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效率优先到与牺牲公平     5月19日  星期五

　　文/杨帆

　　在中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历史性地变化的。 第一阶段是计划经济 30年，过分强调“一大二公”，公平作为社会价值取向远远高于效率。 计划经济完成了国家工业化的原始积累，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发展高科技和军事重工业，不能说没有效率，我们所批评的，只是忽视个人物质利益，企业微观效益和相对比较利益，并且在文化大革命中，采取平均主义的分配政策。

　　第二阶段，改革开放30年以来，以“市场化改革和国际化开放”为导向， 要改变高度集权与平均主义分配的计划经济，奠定经济发展的微观基础， 遵循国际经济关系中的比较利益原则融入全球化， 必然确立“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作为改革原则，以资本逻辑和自由贸易为起点，优先发展沿海地区，优先发展对外贸易，并且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中国改革是经济改革，经济学家占据学术中心地位成为显学，经济学具有重视效率的倾向是自然的，因为经济学的基本任务是研究“稀缺资源如何有效分配”， “如何根据比较利益参加国际分工”，而福利经济学只处于非主流的位置。

　　为提高效率只能暂时牺牲公平，这样的命题在经济学那里得到有力证明，“库茨涅兹倒U型曲线”假设，在经济增长初期，收入分配差距必然拉大，以后才会逐步缩小。中国主流派经济学家据此得出结论：我国在现代化初期不具备公平优先， 兼顾效率的条件，在改革中提高经济效率是首要任务。 先把面包做大，再来分割面包，因此暂时牺牲“公平”，是改革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这种观点实际上被决策者接受，这就是邓小平的“少数人先富起来，再带动大多数人共同富裕”。 但是这句话，不知道什么时候只剩下了前一句， 而且把“依靠劳动和正当经营”的前提去掉了，这是对小平思想的歪曲。 这几年少数人已先富起来，但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的呼声则被压制，似乎永远也不可能甚至不应该。 为富人甚至腐败分子争论合法性的舆论却是一阵高于一阵，如“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赦免资本原罪”等，这说明先富者作为利益集团反对调整。 他们有先天的缺陷和软弱性，一部分人致富手段不正当， 与权力和外国资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单纯的市场机制下，他们也未必能够带动大多数人共同富裕。

　　在计划经济和市场化改革两个不同阶段，先是公平压倒效率，后是效率压倒公平，两方面互相对立，此消彼长，不能统一。在“主流经济学”那里，效率永远是第一位的，只有效率提高蛋糕才能做大，大家都有利可得，分配是不可能平均的，只要没有人绝对受损就是公平， 而且公平只能是效率优先的结果，公平优先意味着向计划经济倒退，是“民粹主义”，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成为指导原则。

　　这套牺牲公平提高效率的理论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盛行30年，并不是因为效率提高真的就能够自动实现公平，而是因为其他一系列原因。第一，计划经济时间太长，平均主义弊病太大，特别是文化革命的失败引起了中国精英极大的逆反心理。 第二，经济高速增长，改革中的不公平可被增长效益弥补。第三，在80年代改革当中，政策方面比较注意对受损利益集团的补偿， 社会比较和谐，只有相对的改革受损阶层，没有绝对的受损阶层。

　　必须指出：以为这种状态可以长期持续，是一个理论错误，迷信市场机制可以自动解决效率与公平的矛盾，把经济高速增长归功于改革开放提高了效率的结果。在经济学主流派的资本逻辑中，提高效率第一，经济增长第二，公平第三。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中国计划经济增长率也很高， 30年平均年增 10% 以上， 改革开放30年平均每年 8% 以上，积累率则在60年间一直保持30---40%。 这样高的增长速度和积累率究竟是怎么取得的？ 市场化体制改革是第二位原因，而且只适用后30年。根本原因是我国人口的高速增长。60年以来中国人口从4亿增加到 13亿， 人口结构年轻，因此积累率高。 假设经济效益不变， 高积累率直接决定经济高增长。 这才是“蛋糕做大”的根本原因。 随着 10---15年之内人口迅速老龄化， 我国积累率和经济增长率必定下降， 内外债基本饱和， “蛋糕”将无法做大， 以效率提高和经济增长为基础的相对公平状态将不能维持。现在我国出现几万亿元社会保障缺口，就是未来社会将更加不公平的先兆。 因此要缓解效率与公平的矛盾，就只能提高公平的地位，而无法依靠效率与公平之外的第三种因素，如人口结构和高积累，内外债的增加等等。

　　当然，不是说不需要继续提高效率，而是说效率的内涵需要变化， 即依靠科技，管理，教育，社会和谐，反腐败，人文进步与发展。 这样取得的效率提高，比起体制改革和廉价劳动力造成的效率提高，会产生比较公平的社会结果。 即使如此，在下一个阶段也应该采取一系列措施使公平优先于效率。 只有通过多次相互排斥与博奕，效率与公平这一对矛盾，才能够比较好地统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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