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曙光：生财聚财与疏财散财

　　

新浪专栏作者张曙光。(新浪财经资料图片)

　　张曙光，经济学教授。1966年研究生毕业，现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山大学、浙江大学等兼职教授，北京大学法律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浙大天则民营经济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社会科学评论》主编。

　　4月3日-4月9日，新浪财经把一周的时间留给张曙光。----编者按

　　点击进入张曙光的BLOG

　　          生财聚财与疏财散财     4月4日  星期二

　　文/张曙光

　　――评《南方周末》“中国内地人物创富榜”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中评网-天则所

　　《南方周末》“中国内地企业创富榜”，经过一年的筹划和准备，第一次的评选结果已于去年11月公开发布，今年的评选活动正在进行。这是国内进行的第一个此类活动。有人对此提出质疑，怀疑此举的意义和做法，笔者却持支持和赞成的态度，并对其设计和组织提出过一些建议，虽然我曾经多次谢绝过一些评选活动组织者的邀请。

　　类似的评比排名活动有，福布斯的世界500强，胡润的中国富豪榜等，《南方周末》再搞一个，岂不是多此一举。问题不在数量多少，关键在于评选排名的目的有没有价值，支撑的理念是否正当，组织方式有没有自己的特色和独到之处。

　　前面的几种评选排名活动，不论是采用销售额，还是利润量，拟或资产规模，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集中和突出财富标准，以生财聚财的多少论英雄，排座次。这种评价虽有意义，但在中国目前的环境条件下，也有明显的负作用。《南方周末》的做法突破了单纯创造财富的局限，把生财聚财和疏财散财结合起来，统盘考虑，这是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义的。

　　首先，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现实的环境条件，国人的财富观念和财富行为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明显的扭曲。生财聚财的观念不强，激励不足，甚至路子不正，疏财散财的观念更差，只知聚财敛财，不懂疏财散财，甚至把钱花在了一些于已于人于社会都是有害无益的事情上。表现在行动上，一些人对发财致富心有余悸，不敢理直气壮地发财，不敢大张旗鼓地致富，更不敢发大财致大富；一些人巧取豪夺，制假售假，贪脏枉法，贪得无厌地敛财，不择手段地暴富；一些人胸无大志，小富即安，贪财守财，既吝啬克已，也不愿助人，一副葛朗台的模样；一些人致富以后挥金如土，骄奢淫逸，甚至横行乡里，为富不仁。《南方周末》试图通过这一评选排名活动，宣扬一种合理和进步的财富观，鼓励一种合理和有效的财富行为，不仅可以引导企业家积极大胆地积累财富和合理有效地使用财富，而且可以改变目前广泛存在的仇富心理。这是值得探索的。

　　其次，在目前的转轨条件下，原来的评价体系和行为规范已经失灵，新的评价体系和行为规范尚未真正建立起来。由于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是扭曲的，人们的社会行为是失范的，尽管每个人的行为都合乎理性，但整合起来却出现了合成谬误，形成了社会的失序状态。这也许是目前出现严重社会危机的原因之一。官员的评价标准是扭曲的，上级监督和GDP评价造成了官员行为的严重失范，其手中的公共权力不仅得不到应有的约束，反而成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学者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也是扭曲的，官方评价、大众评价和传媒评价取代了学术评价，数量指标和经济利益主导了学术研究，不仅造成了学界的浮躁，而且扭曲了学者的人格，导致了教学研究和思想理论的畸形和混乱。企业家的评价同样是扭曲的，企业家追求的不是创新的发展和利润的增长，而是或者与官员勾结和合谋，以取不义之财，或者是附庸风雅，以博学者的虚名。这样一来，一方面是假、大、空的泛滥和道德危机，另一方面是分工的倒退和角色错乱，很多人不是尽职尽责，而是干什么不干什么。《南方周末》的做法旨在打破现行的格局，为企业家的行为确立一套与其角色地位相适应的民间评价标准，进而校正种种不良的谋利行为，褒扬利已利人利于社会大众的经营行为。

　　再次，生财聚财的意义和作用，人人明白，用不着多讲，关键是生财聚财的方式和途径。古语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是指发财致富必须依靠自己的辛勤劳动，依靠自己的不断创新，依靠自己的经营才能和发展谋略，而不能依靠别的什么歪门邪道。只要是这样做了，创造和积累的财富越多越好，对社会的贡献就越大。这样去创富致富，就要理直气壮，勇往直前。在这个前提下，财富的多少就成为评价企业家能力和贡献的重要指标。因为，企业规模大，雇佣的工人就多；生产的产品多，市场供应就会越丰富；创造的利润多，上交的税收就多。这都是企业家在客观上为社会做出的创造和贡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生财创富是基础，在评价指标的设计中，给创富以较大的权重是合理的和必要的。

　　复次，疏财散财的价值并不那么直白，还需要进一步讨论。古人云，疏财丈义，侠骨柔肠。是从个人私德上讲的，当然应当继续倡导。当时的疏财或者用于济贫，或者用于氏族和社区的公共事务，或者求得心理上的安宁，或者求得道德上的满足，这在今天同样是有意义的。然而，今天企业家的疏财散财具有更多、更大、更丰富、更广阔的社会意义。

　　一是企业家回报社会。企业经营得好，并不完全是企业家个人努力的结果，有社会提供的环境和条件，有利益相关者的忠诚和合作，企业家必须懂得这一点。企业家将创造的财富，一部分用于满足个人及其家庭的消费，这是很小的一部分，一部分用于企业扩大再生产的积累和投资，这可能是主要的；其余的一部分再主动回馈于社会，这不仅是应当的，而且其意义不在前二者之下。因为企业家不是经济动物，而是人，有人性和社会性。所谓人性，是指企业家有同情心和仁爱心，同情弱者，自重爱人；所谓社会性，是指企业家不是孤立的原子式的个人，而是处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社会人，与他人之间存在着广泛的社会联系和社会互动。企业家疏财散财，就可以通过各种基金组织资助弱者，缩小贫富差距，消解贫富对立。据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青基会的希望工程捐款每支出100元，就有89.8元从城市转移到农村，有87.7元从发达地区转移到贫困地区，有88.2元从中高收入阶层转移到低收入阶层。由此可见，回报社会是企业家人性和社会性的具体体现。

　　二是促进社会进步和繁荣。企业家疏财散财，支持社会组织和社会事业的发展，不仅能够为企业的发展营造出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为自己树立起一块丰碑，而且会造福于社会，造福于后代，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业。因为社会组织和社会事业的发展既要靠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也需要巨大的财力支持，后者主要来源于企业家的散财行为，即来自企业家致富以后去创办社会事业和向社会的捐赠。比较而言，美国有120万家慈善基金会，支配着6700亿美元的捐赠资金，占GDP的9%，很多有名的基金会都是企业家捐款建立的，而我国现有的慈善公益组织大大小小总计100多家，资金规模不到GDP的0.1%，最大的官办慈善组织中华慈善总会和青基会，每年运作的资金也只有8000万和6000万，慷慨解囊，进行捐款的企业家了了无几，形成了社会发展明显滞后的状态。这也许正是我们的问题所在。只有社会组织和社会事业发展了，才能够改变社会国家化和国家社会化的现实，形成一个独立而强大的第三部门和社会空间，进而既可以弥补市场的失效，也可以弥补政府的失效，这样一来，整个社会就会走上健康和谐的发展之路。

　　三是财富的再创造。企业家将其积累的财富用于扩大再生产，是一种财富的再创造，这一点很直观，用不着解释。而将其贡献于社会，也是一种财富的再创造，不过是通过了曲折的途径。试想想，如果企业回报社会的财富用于社会文化事业，就有可能通过文化工作者的辛勤劳动和努力创造，为社会贡献出丰富多彩的文化产品和精神食粮；如果企业家贡献的财富用于民办教育事业，就可以打破官府对教育的垄断，实现学在民间的理想，不仅可以造就真正的名校，而且可以为社会培养出大量的栋梁之材；如果企业家所散之财通过社会组织用于支持理论研究事业，就有可能使广大学者摆脱对权力和金钱的依附，真正享有自由之意志，独立之精神，从而推动思想之进步和理论之发展。

　　疏财散财的方法和途径很多，可以直接捐赠给某些非政府机构，也可以设立各种基金组织，支持一些特定的非营利性的社会活动。这是需要认真选择的。目前，由于选择不当，散财的结果完全背弃了原来的初衷，取得了相反的结果。如企业赞助某些义演，却变成了演艺界走穴分脏的唐憎肉；再如企业资助成立了一些足球俱乐部，却造成了黑哨、黑足生长的土壤。这可能是一些疏财散财的企业家所始料不及的，也可能成为进一步疏财散财的障碍。

　　为了鼓励企业家的疏财散财行为，我们的很多法律制度急待修改，以便为企业家的疏财散财活动扫清障碍，开辟道路。从捐款的接受方来看，去年上半年公开实施的《基金会管理条例》使之有了一个行为规范，但该《条例》规定，凡设立基金会必须找到一个官方机构作为主管单位，得到它的批准，并挂靠在它的下面，方能在民政部门注册登记。这一条直接与宪法关于公民有结社自由和保护人权的条款相矛盾，等于剥夺了基金会的独立自由权利。既然公民的宪法权利要得到政府机构的批准才能履行，政府就将其置于宪法之上，说明这个《条例》本身就是违宪的。《条例》没有确认私立基金会的设立权利本身就是错误的，虽然确认了“非公募基金会”的设立权利，但有关挂靠的规定将会使这类基金会的设立成为一句空话。挂靠也为政府部门和侵吞基金会的资金打开了方便之门，河南一家民间艾滋病基金会的资金被民政部门侵占就是一例。从捐赠方来看，现行税制和税法规定，企业家向社会的捐赠要按规定交纳所得税。这也限制了企业家的捐赠行为，是很不公正和很不合理的。本来，政府的财政支出，应当有一定部分用来支持非政府机构的活动和发展，同时对企业家的社会捐赠实行税收减免，以鼓励企业家的捐赠行为。现在，我们的政府往往限制非政府机构的发展，不仅不给予应有的支持和资助，而且向他们征收营业税和所得税，甚至实行双重征税，同时，对企业家资助非营利事业发展的捐赠活动，也征收同样的所得税。这种作法实际上是传统的全能政府以及政府控制社会、垄断社会事业思想的一种反映。否则，我们无法对此做出可以令人信服的解释。非政府非营利的社会机构能够从事很多政府应当做但做不好的事情，或者说，非政府非营利机构帮助政府做了很多政府做不到和做不好的事情，政府只有支持和帮助的理由，而没有阻挠和压抑的道理。因此，修改基金会管理条例和税制税法，支持企业家的疏财散财行为，是校正政府行为，转变政府职能，建设公共财政，扩大社会空间，健全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

　　总之，《南方周末》推出“中国内地企业创富榜”是一件好事，但要把好事办好绝非易事。最重要的是要做到独立、自主、公正、公开。所谓独立、自主，不仅是指评选工作的组织和活动既不受权力的干预，也不受金钱的左右，独立于任何政府机构和企业组织，而且是指评选机构的财政也是独立的，全部由报社自己负担，不接受任何个人和组织的捐赠。所谓公正、公开，是指对于评选的每一个步骤、每一件材料、每一个对象，都要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的监督，每一个人、每一个媒体、每一个组织机构，都可以说三道四，评头品足，这是大好事。只有放在光天化日之下，才有可能避免以往发生的丑剧和悲剧，把评选工作做好，并推动评选工作不断改进。否则，就有可能“播下的是龙种，而得到的却是跳蚤”，重蹈扭曲变味之覆辙。于北京方庄芳城园寓所

点击进入 张曙光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