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小蕾：大学扩招提升了教育的公平性

　　

新浪专栏作者左小蕾。(新浪财经资料图片)

　　左小蕾，新浪专栏作者，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亚洲管理学院副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经济统计系讲师，美国伊里诺斯大学经济系计量经济学顾问。在汇率和利率机制的改革等重大问题上做过深入的研究。

　　3月6日-3月10日，新浪财经把一周的时间留给左小蕾。----编者按

　　        大学扩招提升了教育的公平性     3月10日  星期五

　　文/左小蕾

　　现在中国各部门包括教育部门的改革，出现了一些偏差，需要进行反思。但是我们如果在反思的过程中轻言方向性问题，轻言“基本不成功”这样的结论，这种看法很难苟同。特别是对于大学扩招这一教育领域的带有突破性的重大改革，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和推动教育公平性方面无疑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建国初期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中国一直实行精英教育制度。但是改革开放以后很长时期内，经济和社会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由于体制和观念的束缚，中国的大学教育还是没有放弃精英教育的思路。

　　精英教育的思路带来两个不公平的结果，首先规模一直不能扩大，许多适龄青年被排斥在大学门外。第二，大学教育变成了义务教育。宪法规定的真正的九年义务教育都没有做到完全免费教育，但是大学生，不论来自城市还是农村，不论家庭是否生活困难，每个人从学费、生活费到杂费全额免费。本人上大学的时候，当时的省委领导视察大学，为鼓励我们好好学习，语重心长地告诉大家，“3000个农民养活一个大学生”。免费上大学，对于上了大学的青年来说，当然是皆大欢喜， 但对绝大多数上不了大学的青年，特别是几分之差被拒之大学门外的莘莘学子，则是对他们上学机会的剥夺。

　　这些极大地束缚了中国大学教育的公平和发展。

　　根据联合国数据，扩招前中国18-22岁的适龄青年上大学的比例为4%，而当时人均GDP不到中国一半的印度适龄青年上大学的比例为8%。当时人均GDP和中国不相上下的菲律宾，这个数字是20%，人均GDP略高于中国的泰国，这个数字是31-37%左右。中国的教育发展滞后这些发展中国家显然是没有道理的。

　　根据联合国数据，扩招前中国大学教师与学生比是1比7，包括行政管理人员是1比3左右。就是说，平均每一个老师教授7个学生。而美国的这一比例是1比15，一些发展中国家这一比例为1比30 -50 左右。这一比较说明，给定当时的教师资源，中国的大学教育的资源没有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 中国人从来对教育都有强烈的需求，大学也有扩大的空间，拒适龄青年于大学大门之外是不合理的。

　　大学教育相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落后和巨大差异，使中国在全球化的竞争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1999年开始的大学扩招冲破了束缚，开始了这个教育改革的重要一页。

　　由于适时地实施扩招的计划，到现在，中国已经有21%的适龄青年能够上大学，适龄青年上大学的比例由扩招前的4%上升了17个百分点。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其中农村子弟上大学的数量比例增加了。根据上海教育科学研究所胡瑞文先生提供的数字，我国1998年招收大学生108万，其中农村子弟40万，占37%；2005年招收大学生447万，其中农村子弟230万，占51%。从这组数据可以看出，农村子弟上大学的绝对数字上升得很快，比例也增加了。从这组数据可以看出，农村子弟上大学不但绝对数字上升了将近6倍， 比例也增加了， 第一次超过了城市青年。

　　说大学扩招阻断了农家子弟上大学的机会，对贫困人群是不公平的说法，显然与事实有很大的出入。对于农村青年来说，扩招不仅仅是扩大了大学入学机会，不仅仅提升了教育的公平性，使更多的适龄青年有了上大学的权利和选择，更重要的是，跨进大学的门槛将意味着农民下一代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改变，将促进社会的公平。

　　教育公平和其他社会公平问题一样，如果在个人能力、禀赋天资，努力程度相同，其基本原则应该集中在给所有人公平发展和竞争的机会上。机会不均等是最大的不公平。

　　扩招无疑在上大学的机会公平这一起点公平问题上有了大幅提升。尊重和保护适龄青年的基本权利与自由发展，推动了在教育权利平等、教育机会均等，教育价值观念和教育制度公平性的改革。

　　更重要的是，大学扩招在提供更公平的机会均等的同时，使相关制度的不公平，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的矛盾也被提出来，教育改革的严重滞后被突显出来。

　　比如，许多过去没有上大学的机会的贫困学生，特别是农村的贫困学生，突然要面对一个原来不必面对的新问题：因为交不起学费问题而上不起大学。交不起学费上不了大学，显然不是扩招不对。因为不扩招，很多人根本就没有进大学一说，还谈什么学费影响而上不上得了学的问题。这个新问题是学费收取一刀切的方式产生的另一层面的不公平。正是因为扩招了大量农村贫困学生，扩大了学费问题的社会覆盖面，才使这个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的制度问题受到全社会的关注，才被认真地提上改革的日程。

　　大学教育不是义务教育，大学教育是一种投资，因为上不上大学与个人将来的发展和前途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大学教育不是一个完全的“公共品”。大学教育不是义务教育，大学教育是个人投资，所以应该交学费。而且中国大学的资源在很长时间内都将是有限资源，扩招也不能使适龄青年100%进大学，还是一些人使用了另一些人就不能使用。而且政府财政每年都有投资，这部分能上大学的人使用了公共资源，不能上大学的人不能使用这部分公共资源，这样就不公平。上大学的人付出部分使用大学资源的费用，交付一部分学费是合理的。有调查显示，即使是扩招后的今天，平均25个家庭才有一个在校大学生。 实行免费大学教育首先是对那24个家庭不公平。大学免费教育显然有失公平。

　　但是所有的上大学的人都收取一样的学费，也不公平。

　　因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城乡的收入差异、各个家庭的背景和经济条件不同，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要真正实现大学教育的公平，差异性的学费制度至关重要。美国的差异性学费是美国教育公平的重要制度保证。

　　扩招相对过去来说更大程度地实现了入学的机会公平。但是我们还需要相应的制度保护维护这一公平机会的得以实现。用法律专业术语来表述我们还需要“过程公平”或者叫做“非均等性公平”。

　　一刀切的学费制度，就像把一张大饼平均分给一个20岁，一个10岁，一个1岁的年龄差距很大的三个孩子一样，绝对化公平，实际上是绝对不公平。

　　我们的制度的缺失，包括助学贷款、奖学金制度和贫困学生的免费制度的不完善不到位，使扩大了的公平机会不能实现，导致了“过程”的不公平。这是大学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滞后导致的不公平，显然不是扩招本身之过。扩招在机会上实现了“有教无类”，如果过程不公平，还是会发生“有类无教”的问题。

　　关于大学学费应该实施“非均等性公平”的问题早就有许多解决的建设性意见。

　　这里摘要我们曾经提出的部分意见：

　　究竟应该怎么解决贫困大学生上学难的问题呢？降低大学学费不是办法。如果国家不增加投资，降学费可能就会减少大学生数量，也可能就会挤走义务教育的钱。而且即使学费降到2000元/年，真正的贫困生还是上不起。因为贫困地区人均纯收入低于600元/年，现金收入更低，即使把学费降到1000元/年他们的子弟也上不起学。

　　相对比较公平的解决办法，就是让贫困学生免交学费。应改变目前一刀切的面对所有大学生的补助方式，把补助集中到贫困学生身上。国外在学费的收取上会设定不同梯次，最贫困的学生可以申请免交学费，比较贫困的交半费，家里有支付能力的交全费。在中国目前可能还做不到，需要慢慢过渡。但至少可以将国家每年向大学新增加的投入以及大学增收减支省下的钱，主要用于减免贫困学生的学费，这是目前可做、急需做、国家和学校也有能力来做的事情。一所大学平均约有10-20%的贫困生，如果能让这部分大学生全部免交学费，那么贫困大学生上学难的问题就可以得到极大缓解。

　　在贫困学生上大学的学费问题以这种方式得到解决以后，可以逐渐把助学贷款从扶贫性质，还原成人人都有资格贷款的正常性质。我们现在正在建立一套个人征信信息系统，一旦这套个人信用系统基本建成，助学贷款大学生不还债的现象就会大量减少，从而大大降低助学贷款的风险，助学贷款就可以大规模开展起来。这样我们就可以一方面减免贫困学生的学费，另一方面也能将个人助学贷款扩大化，不管是贫困学生还是富裕家庭学生，只要愿意，都可以去借。

　　教育部已经规定，所有大学收入的10%必须用于减免学费。如果未来三年内，将国家对大学的新增投入主要用于减免学费，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在目前财力的情况下，这是当务之急，也是可以做到的。它可以大幅缓解大学教育的公平性问题。在解决了公平性问题的基础上，就可以进一步着手解决大学教学质量下降、找工作困难等问题。

　　至于大学教育质量下降，适应不了市场的需要，成为大学生就业困难的原因之一的问题，这更不是扩招本身的问题。可能正是扩招推动了大学教育质量、教学内容和教育方式需要提升的问题的改进。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特别是对外开放程度越来越大，多样化和国际化的人才需求大幅增加，给从来就是人才培养基地的大学教育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这不是不扩招，或者上大学的人数少一点就不存在的问题。教师的水平不提高，大学的教育方式和观念不改变，即使不扩招，大学毕业生同样会存在不适应市场需求的问题。如果把大学生的这种不适应性或者毕业生质量不高归结为“扩招”之过，会误导我们大学教育的制度性改革的方向和目标。

　　我们也曾经提出过办第一流大学的建议，就是着眼于大学教育的改革，聘请优秀大学教授，提升大学教育质量，培养国际水平的人才。可惜也没有引起必要的关注。

　　教育的公平还应该体现在教育的选择权上。权利是可以选择使用或放弃使用的。大学扩招扩大了上大学的权利，但是适龄青年是有权选择不上大学的。特别是有人提出来上大学投资不划算，这些人完全有权选择不上大学。

　　但是我们的教育没有提供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教育的选择，使得在教育的选择权方面有失公平。德国的教育就给适龄青年提供了非常务实的不同层次的教育的选择。德国的职业教育是非常有特色的，比如保险公司办的职业培训学校，完全按照公司的需求培养学员，边学习边工作，毕业后就成为公司所需要的员工。德国人很多人就不选择上大学而选择上职业学校，他们认为这样更有利于就业。

　　六年前，沿海开放城市由其他国家和地区转移过来的合资企业、港台企业，雇佣大量进城打工的农民工的同时也出现技术工人不足的问题。我们针对这一局面和中国将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的趋势，提出过“大规模扩大和加强职业教育，建设强大的蓝领军团”的建议，可惜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我们现在应该加强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在满足市场需求的同时，也提供多层次的教育选择完善教育的公平性。

　　没有什么东西是一成不变的，大学扩招的做法也是需要不断改进和调整的。特别是扩招的速度、扩招的规模应该随着形势的变化而有所调整。过去正确的政策现在未必合适。在实施的做法上和配套政策上更需要不断完善。我们很多政策的实施都存在一个执行监管和适时调整的问题，大学扩招中一些政策执行不到位和监管不到位的情况特别明显，比如贫困生的补助，助学贷款制度，学费收取标准的制定和监督，等等。加强这方面制度性的建设和严格管理，才是解决乱收费和上学难之类问题的有效之策。政策执行不到位要及时改进，情况随时变化，政策要跟着变化，这样政策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教育公平的核心是机会均等。1999年以来的大学扩招提升了机会公平，扩招从机会均等的意义上大大增加了高等教育的公平性这是不容质疑的。

　　扩招之后的确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贫困学生上学难、大学生就业难、部分学校教学质量下降等。这些问题不是扩招本身的问题。应该是扩招“提出”的新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扩招推动了教育制度的整体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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